信任是指一个行动者对另一个(或一群)行动者，是否进行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评估，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发表作品，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信任危机与社会信任机制重建
【摘 要】由于信任对象的不确定性，信任即存在不确定的风险。而社会环境是信任的宏观情境，当整体的社会信任缺失时，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便开始蔓延。在此，从社会要素、个体心理要素、传统文化和伦理要素分析社会信任危机产生原因。探讨从健全社会信任制度，突出政府主导作用，重建伦理道德，培育中间作为组织，来重建社会信任机制。
【关键词】信任危机;机制重建
信任是指一个行动者对另一个(或一群)行动者，是否进行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评估，评估可体现为一定的概率水平，当然这种评估发生于特定行动的产生之前，并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做出的。由于对信任对象的不了解与不确定，信任存在不确定的风险。社会环境是信任的宏观情境，当整体的社会信任缺失时，个体的信任危机便开始蔓延，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现阶段，我国就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一、社会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要素。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改革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行为、观念、心理的冲击和挑战一同伴随着人们进入现代生活。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断裂，社会的流动性对传统的信任基础带来冲蚀，社会利益的分配失衡，引发并加重了社会信任危机;同时，改革开放以后精神文件建设薄弱，致使人们的信任意识淡薄，社会信任建设良机错失，没有适时地遏制信任危机蔓延;社会制度的缺乏和乏力，引发信任环境恶化的后果，成为信任危机发生的直接、外在因素。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之转变，是社会的全面转型，带来环境、事物、制度、社会规范准则的转化，也是人们自身灵魂、精神等内在结构本质的转化。社会因素变化使人们完全脱离传统上的秩序轨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人们带入到全新的生活状态当中。传统和习惯在剧烈的变化当中被消蚀，原本作为信任基础之安全感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转变，人们面对的社会风险性加大，社会当中弥漫信任危机之迷雾。
(二)个人的心理要素。信任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关系，是个人本身如何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且和他人呈现出的关系状态，是共生共在的一种存在。从本体论出发，信任即存在而不孤独，信任危机则为存在的孤独。信任的对立面是孤独焦虑，而非不信任。个人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并非是简单的存在，而是社会实践在现实世界之中，个人和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处于互动的状态。个人可以从一种有效的惯例、习惯获得稳定心理，从而免去面对新环境所形成的紧张心理。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通过体验所熟悉的生活环境感受生活当中的惯常性和连续性，使得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合理的预期，并且能够感受的到存在之安全性。一旦这种惯常性和连续性不存在，一切即变得不可信赖、不可预期，焦虑便随之袭来，社会则出现普遍性的信任危机。
(三)传统文化和伦理要素。文化是人们行为取向的重要一个方面，对人们的价值观起决定作用，且构成人们的行为准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信任乃文化现象，是特定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的有机体，是长期的物质社会与精神生活之沉淀。传统儒家文化信仰存在的软弱无力等缺陷，以及内外有别的伦理传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导致社会信任危机的产生。
二、重建社会信任机制的策略
(一)健全社会信任制度，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构建信任的过程当中，制度性因素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信任乃行为者在缺失信息的情况下所做的行动决策。建立有助于培养社会信任感的各项制度，确立能够为社会群众普遍信任的社会制度性承诺和安排，是克服信任危机，重建信任关系最为重要的环节。以制度建设的这一方式为群众提供社会的安全网，让他们免于恐惧或一时疏忽带来的疑惑，有助于大大降低他人的失信带来的潜在损坏，从而增强信任，制度性的承诺使得生活于多元开放的现代社会当中的人们，获得可依赖的客观性的依据。
现阶段政府是构建社会信任之核心力量。在社会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人们尤其需要一种力量给予我们信任。现代社会当中，这个力量只能来自于政府。作为社会的关联者，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以及广大人们群众利益的代表，政府的行为对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社会正义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维护产生直接的影响。政府应当转变职能，规范自身行为，建立信用政府;增强行政的透明度，逐步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从而，带头示范、树立法律权威，在重建社会信任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倚靠伦理道德重建社会信任，培育有作为的中间组织。信任之基础是社会群体所共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建立普遍的信任关系，需要在共识基础之上共享一套有效的伦理规范，社会群众对于该伦理规范自觉的诚服。因此，要确保信任制度顺畅的运作，就必须配合相关的传统社会习惯和伦理习惯，以建立起共同之价值观。信任危机与失范现象的存在，说明传统的价值观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之需求，因此必须加强诚信之宣传教育，树立诚信为本之思想，提升契约信用的意识，并营造有助于诚信理念的氛围。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人和人之间存在的普遍信任，来源于志愿性的社团内部当中个体间的互动，这类社团推动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合作且促使信任的形成。中间组织，尤其是自愿组织的特点是自愿、自发、自治、自有，组内的成员有着不同程度的互为信任，从而形成以信任作为基础的内部秩序。这类中间组织团体有助于个体突破狭隘的意识，增强参与的意识，使得个体融入到社会当中，沟通企业、个人家庭、政府关系，将社会连为一体，为重建社会的普遍信任提供组织上的社会保障。
三、结语
摧毁、破坏社会信任轻而易举，但要重建社会信任却十分困难。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结构和信任感和其他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一样，是选择性适应与演化的产物。社会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社会信任的恢复和重建需要每个人的具备诚信精神的合作和努力。我国正处于转型期，除了在政府、法律和道德伦理层的努力之外，还需在人文重建过程中有意识地去培养社会群体之间信任感，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构建健全完善的社会信任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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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日信任文化
【摘 要】福山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在该书中，福山将信任问题与时下的热点—经济繁荣结合起来讨论、将信任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福山用详尽的史实和严密的论述，来探讨文化是如何决定不同国家形成不同信任文化，展示不同国家的社会信任文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对中日两国的信任文化进行简要论述、中日两国文化如何影响其社会信任程度及针对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信任问题，对如何提高或者重建我国社会信任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日比较;信任文化;启示
一、福山的信任观
引用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它非常有效，它为人们省去许多的麻烦比如签合同、经济纠纷等。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信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阅读《信任》这本书中，作者通过逐一分析亚洲各国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化传统及其经济活动特色，详细考察了社会信任度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福山将信任分为高信任度及低信任度，低信任度社会是指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社会;高信任度的社会是指其信任建立的基础是超越了血缘关系，延伸到家族血缘关系之外的信任。在他看来，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韩国等地区属于低信任度社会，而日本、德国、美国等地区属于高信任度社会。
林语堂曾说过，日本的社会宛如一整块的花岗岩，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像一盘散沙，一粒沙就是一个家庭，笔者认为，两国不同的信任机制在这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作为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程度的信任社会，由此引起读者对中日信任文化做简单的比较分析的兴趣。
二、中日信任文化的简单比较
福山认为，文化决定信任，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程度的信任。下面我们简要分析中日信任文化的差异、形成差异的原因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任文化在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
(一)中日两国对家庭概念的差别
福山指出：日本家庭的联系纽带比华人家庭脆弱的多。日本的家通常是指居住的房子，它与华人的“家”有本质的不同。日本的家通常是生理基础上的家庭，比较像是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的家庭财产的信托机构。户主就是主要受托人，它就像是一个组织，其中的各个位置可能暂时被实实在在的家庭成员所占据，但是这些角色却不一定必须要求血缘关系的亲戚担任。日本很早就有一些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习俗，使日本企业能够很早的超越家族模式，较早开始实行专业化管理组织，形成许多大型的现代化企业，促进其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日本缺乏家庭主义的这种文化反而为促进日本高度自发性社团组织的发展奠定基础，使日本自发性社群较多，群众的自发性意识很强，社会的信任度也就高。
在中国，有着极强的家庭主义观念，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家庭对中国人来讲，有着其特殊的地位。比如儒家五纲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其中就有三种就都是讲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使华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与家庭，家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华人普遍认为自己从属于家族，家族利益通常高于个人利益，过多强调家庭的观念的传统文化，减少了家族和宗族以外的社团活动，使家庭的信任难以扩大到外面的圈子，所以社会自发性的社会团体组织就发展较慢，随之也就弱化了整个社会的信任观。社会中间组织难以发展，也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福山将其称之为“马鞍形”模式即中间组织缺失。
(二)中日两国的继承制度和收养制度不同
日本传统文化中盛行长子继承制和收养制度。在日本，盛行长子继承制，家庭的大部分财产包括房子、家族企业，如果有的话都是传给长子，就算有多子，也只有长子才有继承权，其他儿子不能从家庭中得到任何遗产的，但长子负有对弟弟们各种各样的责任和义务。也正因为如此，家族财产不会被分割或者被削减，同时之前的企业规模也易扩大，不会像中国那样在二三代之内就消失殆尽;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主义观念相对脆弱，反之发展了许多重要的非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等。
在日本，如果没有儿子，可以进行收养或者过继，户主还是可以将其传给收养或者是过继的长子，长子的角色任何外人都可以担任，只要履行了正当的相关法律程序。在日本，过继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既普遍又较易进行。在亲戚圈外收养儿子，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收养家庭在公开场合也不会觉得丢脸，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出身的次子们往往成为别人家的养子。在日本文化中，甚至对任人为亲有一定的提防，主要反映在对一些无能和懒惰儿子的危险上面。许多事例证明，日本人不把继承权传给注定不适合接手家的领导权的儿子，而是传给生人，这种现象在中国属于低概率事件。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实行男性遗产均分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实行严格的父权制度，只有儿子才有继承权，只要是父亲的儿子就可以均分遗产。从继承方面讲，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如果一个家庭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儿子，他们不会像日本社会那样公开去收养或者过继，因为这是无子收养者的公开耻辱。在中国文化中，家庭与非家庭之间划分很清楚，与日本文化有很大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男性遗产均分制早已深深的积淀在中国文化之中，该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乃至今天仍然存在。这也导致家族原有财富规模容易缩小，使其在一代或者两代内就可能消失，而且中国许多家族企业总想将企业传给自己的后代，也使中国家族企业难以扩大。
(三)中日对儒家文化崇尚的侧重点不同
日本也是一个儒教国家，且许多儒教文化也源自中国，日本引进中国儒教，并非一层不变，而是将其与自身的政治环境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相结合，使之符合其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儒教的“诚”品德被在日本被提到首位，使日本公民意识在日本社会高度发展，家庭力量相对减弱;个人从属于以天皇为首的大家庭，使日本人对它产生了道德责任和感情，尤其是强调对团体、对国家的忠诚，随之就弱化了日本家庭责任义务，因为对大名的忠诚战胜了对家庭的忠诚，这种忠诚文化已深深地沉积在日本文化之中。但这也带来一个严重缺陷即对非日本人的不信任，也就是说日本人的信任只存在对“圈内人”，对“圈外人”的信任也是缺乏的。其实对日本和华人来说，孝道一直都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但在中国社会一直强调“仁”、“孝”最重要，忠诚只是作为中国儒教中的一个品德，没有像日本那样被提高到首要地位，而且它更像个人的品德而不是社会品德，对家庭成员的忠诚在很大程度超越对社会的忠诚，使中国没有形成一种超越家庭之外对社会、团体的忠诚文化。 通过对中日两国之间信任文化的简单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或者亲戚关系基础之上，形成和维持一种特殊信任，对那些置身于血缘关系之外的其他即“外人”来说，中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而家庭主义观念较弱以及传统形成的人们之间的“双向责任关系”的日本文化，血缘关系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时显得不是很重要，即对血缘或亲戚关系之外的人不会出现像中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因此，日本的非血缘组织团体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得以较大提高。无论企业与个人还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信任都是如此，不仅仅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效率，正是这种高信任度的社会文化推动日本企业、国家的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三、结合中国社会信任现实引发的一些思考
2013年1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进行调查。该报告显示，如果以60分来做为信任底线，得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得分平均为59.7分，中国社会信任度跌破警戒线，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 由于目前中国社会也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信任主要面临着三种由内到外的转变，即从户口所在地内流动到户口所在地外，从计划体制内转移到市场体制，从熟人圈内延伸到熟人圈外。由于“三内”向“三外”的转变，传统的信任体制被打破，而新的信任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造成了信任下降，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
因此，如何重建社会信任自然也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有人强调要健全各种市场制度等来建设中国企业的诚信;或者建立健全国家法律法规来提升中国社会的信用;再或者要进一步完善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建立个人的诚信等等，而福山则启发我们如何从日常团体生活来重建社会信任。他认为尽然产权和其他现代经济制度建立、法律法规等是建立现代企业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往往忽视了文化习俗对建立社会信任基础、自发社群的发展以及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与作用。
福山认为要使经济更加繁荣，势必要增强社会的信任，扩大社会之间的信任范围非常重要。对如何建立或者重建社会信任的可供参考的途径和方法，他指出要特别注意对自发性社会群体、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社会团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重视一些超越血缘关系、非家族性的社会团体组织的建立，因为中间团体对维系和培养社会信任关系是很重要的。
从福山《信任》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信任的重要性，它大到可以从宏观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小大在微观上渗透到每个个体。高信任度的社会，每个人都向往，因为不仅是予人还是予己、予社会都是有利的，但是就像经济学家阿罗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件不容易买到的商品，要重建社会信任，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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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凤(1988.07- )，女，江西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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