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政治论文范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中国政治发展路径浅析
摘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abstract：china serv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as different from the capitalist system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关键词：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与经济变革 中国道路
key words：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china road
作者简介：郭凤(1980—)，女，山东省临朐县人，青州市委党校助理讲师(262500)。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背景和发展历程
政治发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治发展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广义的政治发展则是人类政治的一种确定不移的进步。作为狭义来理解政治发展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伴随发生的政治领域的一些显著变化，比如制度化、一体化、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识字率等等。
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麦克里迪斯提出的，他认为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面临政治体制的确立问题，应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使用的。二战后广大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关系到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即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将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所以西方学者的热衷于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独立后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关注和研究，决非偶然。
60年代美国这方面大多数有影响的著作，其主流思想都是力图把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引向“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轨道。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把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到80年代研究重点重新回到向民主制过渡上。
二、政治发展的目标与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逻辑。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和发展系统，并且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有极大的相关性。
(一)政治发展的目标
第一，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涉及到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和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和种族的等等五化八门的政治权威。”权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权力的集中化过程。因为“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
第二，政治制度化。“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可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四个方面来衡量。a.适应性与政治体系的功能有关。一个政治体系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越高。反之，其适应性越弱，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向，提出前所未有的任务，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对环境保持足够灵敏的反应。b.复杂性与政治体系的结构有关。政治体系的结构分化程度越深，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发展程度越充分，它的制度化水平越高。c.自主性表示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度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而生存的程度。在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组织享有的完整性是那些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体系的自主性标志政治体系制衡机制的建立。d.内聚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政治体系的内聚性表征政治体系法制权威的建立。
第三，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的“中心程序是由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统治他们的领导人。”“公开、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提高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政治参予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推动经济发展，集权政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推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同时可以放弃民主化的追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迟早要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现代世界的总趋势一直是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民主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
一个政治体制稳定不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参与的发展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必须提高。“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参与要求的扩大。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治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
(三)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需要秩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集权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还有效。但是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民主化。世界上除少数几个像盛产石油的国家这样的富国之外，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像印度这样的穷国之外，大多数穷国都是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的过渡也常常十分集中地发生在那些达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权威的政府，这意味着权威政府比民主政府能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因为它们会更有能力抵制住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反对。所以在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顺序上，首先应是经济变革，其次是政治变革。这对于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国家都意义重大。但是首先进行经济变革并不意味着无限期地延误政治变革，试图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瓦解其政权的合法性。
三、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多纬度考察
(一) 时间维度
如果仅仅从近代来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可以从1911年开始。之所以以这一时期为开端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走现代国家的道路。中国的传统社会走向消解，现代国家开始建立。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的目标，而且这时的政治发展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做法，也就是彻底的抛弃中国文化，使中国的国家建制失去文化根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应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是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达到民主的问题。这个时期的政治发展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发展上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的逻辑下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这主要是在同资本主义敌对的背景下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的思考。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要理清人民民主和人民解放的关系。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民主贯彻的不好，以致于中国陷入灾难之中。政治发展的过程基本上中断。
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个轨迹是走向现代化。中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成长与中国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成长相联系，与全球化的世界环境相联系。1978年以后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积极的过程。
(二)空间维度
所谓的空间维度是把中国的政治发展放在世界政治环境中进行考察。
首先要认识东方落后国家的特性。也就是要对传统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方的政治发展;二是与此同时，现代政治的发展不得不面对和重视传统的因素，不能轻易的加以抛弃。中国这一百年的政治发展都处于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对立中，中国政治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否定传统政治，这样的一种态度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不利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借鉴欧洲的经验。对传统应该进行结构性的改造，而不是彻底的毁灭性否定。现代的政治发展一般都强调制度，制度决定论条件下现代国家可以否定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甚至社会结构，但是这种制度不能否定人。这种改造可以改造人但不能改造“魂”，这样的一种改造必然打破社会结构自身的逻辑。这样就等于中断了历史。
二是要认识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首要的任务是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也是政治能力的首要体现。对于这样的社会，政治发展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而获得：一是禁欲主义的，用强制的、配置的方式进行社会的稳定控制;二是人的欲求的自然满足，并且按照其自然增长而增长。中国选择走的是第二条道路，那么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亨廷顿有过一个简单的公式：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动员，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却复杂的多，中国的发展问题也与稳定相关联，那么在中国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经济发展/欲求增长)。这样的一个分析说明，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就成为最大的政治。通过这个公式也可以看出要保持中国的稳定，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现状，中国的政治发展要持续，但是不能是急剧的，而只能是渐进式的发展方式。
(三)结构维度
所谓的结构维度是指政治发展是一个完成的体系，包括价值、组织和制度三个方面的发展。这几个方面中，关键的是制度建设。制度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中国的制度成长遇到了价值、组织等方面的障碍。中国的价值层面上来说，还是侧重于对家族或者小范围的集体的认同，而缺少对国家的认同，认同体系的范围无法得到扩大，这样很多制度方面的建设就无法推进，这样的一种障碍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但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还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一种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建设尚处于探索之中。组织方面，制度建设需要组织化完善的社会，但是中国的社会尚未实现转型，制度缺乏组织支撑。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从结构上来说还不和谐，需要各个方面的推进，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四)操作维度
在任何类型的政治发展中都存在国家、社会和政党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社会主要是侧重与民主自治和协调，国家侧重于制度建设而政党主要目标在于国家政权。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主要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政党在这样的体制性框架下进行活动的。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或者说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执政党的带领下完善和发展的，中国执政党的地位是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确立的。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在社会和政党的推动下逐渐的进行积累以实现国家的成长。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政党的变革作为积累性的因素最后都反映在国家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政党变革的推动作用也都是通过国家层面来实现的。所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社会和政党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走一条累计性的、渐进发展的道路而不应该通过破坏性的或者革命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的政治发展所走的历程应该是从经济民主到社会民主再到政党民主最后实现国家民主也就是宪政民主.所谓的经济民主主要是指分权、市场经济以及产权制度建设，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向着经济民主前进了很大的步伐。社会民主总体上来说尚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政党民主有我国现实的道路。我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有其特殊性，这样的地位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缺少监督。因此，所谓的政党民主就是要限制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最后实现的是国家民主，也就是国家处于一种法律完备的状态，使国家的各项事务的运转不因为个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
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无论哪一个民族，或迟或早都要发展自己的政治文明。在这种全球性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将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性的政治文明，它既不是哪一种地区性政治文明的扩散，也不是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模仿，而是各个地区性的政治文明共同做出的贡献。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都不能孤立地进行，都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因此，“中国模式”必将具有良好的价值和广泛地存在空间。
参考文献：
【1】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
【2】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
【3】斯科特：《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浙江人民。
【4】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
【5】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
【6】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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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辩论。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想象力。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对子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文章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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