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探索经验。下面是小编整理了马克思主义论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纯东方”——中国。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声援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侵略的正义斗争，科学地预见到中国社会革命的前途，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探索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实际的开拓者，是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创者，是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
作者简介：路克利(1976-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期即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贯穿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主线。
一、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中国，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材料，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问题。他们并没有来过中国，但身处英国对遥远的中国进行研究。19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马克思正处在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经常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他阅读了《经济学家》、《泰晤士报》、《伦敦每日电讯》、《通报》(法国)、《中华之友》等报刊有关中国的报道，查阅了英国政府和议会的蓝皮书等大量有关中国的议案，阅读了长期在中国传教的郭士立①等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多方了解中国情况。在探讨中英贸易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收集到了大量翔实、准确的数据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应用于中国研究。在有关中国的专题论文中，他从经济贸易的视角入手分析问题，从“小农经济”的封闭落后入手分析中国旧体制的崩溃。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大量论述出现在从青年到晚年的著作、手稿和书信中。他们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名著中不时地论及中国问题，也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新闻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曾定期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撰稿，以该报通讯员和评论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稿件。该报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近500篇。从1853年6月起，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等报刊上发表了22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政论文，这些论文以英文写成，涉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鸦片贸易、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为等，其中多篇还是这家报纸的社论。根据公开署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20篇，恩格斯的2篇。还有若干论文没有发表(据马克思的信件记述：“星期二我以‘临时通讯员’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②，但未见发表。又据英国学者统计，1858年8月，马克思曾经发给《纽约每日论坛》一篇有关“与中国和约”的文章，但从未发表)。马克思曾记述这家报纸“一连几个月把我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英中贸易的全部历史等)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甚至还对这些文章写了恭维话”③。显然，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时评和通讯得到了这家具有左翼倾向报纸的认可。在这些政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追踪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站在维护被压迫民族利益的正义立场上，严厉驳斥了英法的侵略行径。这些论证材料翔实，观点明确。
二、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开创了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问题。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他们把这一规律应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中。在1845年至1846年两人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举例提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④1848年2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提到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⑤。此时，他们已经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论视角研究中国问题。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时期已经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内外交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实际。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时，常谈到中国问题，把这些问题称为“东方纠纷”，把中国称为“纯粹东方”⑦。他们看到了这个封建帝国的腐朽与保守。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甚至把中国和印度归入“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⑧。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小农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在1858年10月发表的《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有“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⑨这一表述，表明他们认识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在1857年6月发表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没落的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⑩。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他们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这一危机，认为“以手工劳动危机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11)，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看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革命形势，认为“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12)。马克思还深入分析了旧中国行将解体的外部原因，认为外敌入侵是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3)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现在也正在走向革命”(14)。恩格斯认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000万人口，现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15)1862年，发表在《新闻报》上的《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认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6)他认为，“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17)，认识到了英国的侵华战争是促使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觉醒的外部刺激。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外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的理论看到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分析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1853年6月，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认为：“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18)此处的“天朝帝国”即为中国的清王朝。这里所说的“目前发生的事件”即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还看到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19)他看到了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革命的世界性意义。在他看来，欧洲的革命将取决于“惊心动魄的革命”(20)——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已经运用自己的理论，从世界历史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恩格斯晚年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问题，在1894年9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祖国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了。”(21)同年11月，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他又提出：“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22)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变化具有世界性意义。在论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二者关系时，马克思提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连”(extremes meet(23))，意为中国与欧洲两极革命互相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恩格斯也认识到了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人必定欧洲化”(24)，他已经预见到了“欧风美雨”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谈到中日战争的后果时，恩格斯认为“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25)，认识到了甲午海战的惨败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马克思站在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斥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看到了列强即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26)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联合侵华，劫掠了圆明园。1857年4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指出英法挑起的这场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27)。马克思站在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上痛斥英法侵略者。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勇敢地声援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正义斗争。同样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在深入分析“亚罗号事件”后，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28)他还痛斥英国媒体以沉默偏袒奉行侵略行径的本国政府和军队，他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29)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和英帝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30)。他尖锐地指出英国的侵华战争是“海盗式的英中战争”。马克思驳斥了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等人的侵华行径，他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帕麦斯顿勋爵亲手策划的。”(31)
恩格斯看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办法——“人民战争”(popular war)(3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恩格斯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中间。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他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他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33)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national war)来抵抗他们……英国人又该怎么办呢?”(34)恩格斯还看到了中华民族英勇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不缺乏勇敢和锐气”(35)。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做出了乐观估计和科学预言，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他们曾科学而大胆地预测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早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36)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37)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的先导，中国社会主义也可以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先导。显然，他们对中国革命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可能领先于欧洲革命。他们热情洋溢地谈到：“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38)1857年6月，恩格斯又提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9)他已经看到了清帝国行将就木。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具有相当的科学性。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中国成立，自由民主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大胆而科学的预言基本得到了证实。在对中国革命形势乐观预测的同时，他们也作了冷静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40)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曲折而复杂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特点，无情揭露和严厉谴责了英法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问题、作出科学预见的第一人。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了最初的伟大尝试。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三、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逐渐为中国革命队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熟知。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深入研讨过这些著作。1926年至1934年间，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上海新兴书局出版的《民族革命原理》和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中央苏区出版的《斗争》(1934年7月21日第68期)都刊出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中译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是第一本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最早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7年出版。鉴于这个版本难于运送到中国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用解放社的名义和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延安和汉口出版了这部反映革命导师关注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著作。该译本是根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书编译的，内容主体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53年至1862年期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及《新闻报》上有关中国的论文。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订再版。1951年，英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历史学家陶尔(dona torr)编辑了《马克思论中国》一书。1955年，民主德国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德文版。1997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41)一书，该书参考了多种外文文献，较为全面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的论文、社论和有关论述。此外，曾被中国共产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即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吸收和发展了这些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特点和前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论断。马克思曾认定中国是“小农社会”(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1912年，列宁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42)，他从其帝国主义理论视角考察中国，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43)。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已经开始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描述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44)。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45)。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了入侵的外敌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再如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如上文所述，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两极相连”。列宁进而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影响巨大，“我们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46)，列宁已经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阐发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7)这一重要理论。在革命的价值目标和前途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正是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夺取了政权。今天，“自由”、“平等”(48)已经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要素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中国问题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特点，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区别”。列宁认为中国革命有相对于欧洲的“先进性”。1913年5月，他在《真理报》撰文盛赞中国革命，“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他驳斥了“中国长期完全停滞论”。他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9)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0)。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1)。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中国革命有着最为直观的理解。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际，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而这一新的高度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拓展到实践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中国化还局限在理论领域。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中国共产党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全面中国化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潮兴起之时;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最为了解中国国情，占尽地利;当时中国工农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工农群众血肉相连，凝聚起巨大的人和之气。马克思恩格斯身处欧洲，未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只是处在理论研究阶段，他们的理论需要靠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并未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但他们的理论包括关于中国的具体论述传入中国后不久，便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对中国的解读也有一些不准确之处。马克思曾对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过于乐观，1853年6月，马克思曾分析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2)此时，马克思认为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具有引爆世界革命的燎原之势。但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测的这么乐观。此后，1857年，资本主义世界曾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未能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1861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1864年平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也被镇压下去。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革命形势才又重新高涨。显然，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是深刻的，预见是科学的。他们的中国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典范。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拓者，是海外近现代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开拓者，是他们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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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3年8期 作者：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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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几个方法问题
内容摘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经验与现状，提出五个方面的方法问题：正确理解列宁“三个来源”思想，从纵横两个方面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研究;“一源多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状态，只有把主流与支流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正确回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问题，必须把实证方法与总体性方法结合起来;在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中，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总体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要求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考量结合起来，并把“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一提问”。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研究方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梁树发(1949-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根据对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现状的了解和本人的研究体会，有几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问题值得提出讨论，目的在于引起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问题的关注，展开探索，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一、从纵横两个方面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研究
“来源”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基本精神和发展过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要成为科学，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搞清楚，把来源考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既不夸大历史上的某一理论、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产生过的影响，也不忽略、埋没产生过影响的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理论、思潮，并对其科学价值和影响给予实事求是的充分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论来源，是指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的理论，而不是与其同时产生的理论。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①，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的理论体系。广义的理论来源，不仅指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理论，而且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或形成发生影响的与其同时代的理论。如果我们把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看作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理论就应该是1848年2月以前的理论，而不仅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起点时间(比如，1839年初—1841年3月，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的时间)以前的理论。对马克思完成博士论文产生影响的一切思想、理论都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对理论来源的这种广义的理解似乎更具合理性。
这里可能会提出一个理论影响与理论来源的关系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产生影响的理论或思潮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吗?不能笼统地回答，不能把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而要作具体分析。作为来源的理论一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理论，而产生了一般的和不够重要影响的理论不能被看作理论来源。所以，关于哪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须做仔细甄别。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理解长期存在简单化的倾向，看不到或者忽略了理论来源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这多少受到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论述的影响。我们以往几乎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全部，以为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不再有别的理论来源。其实，列宁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只能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直接的或主要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作者r. n. 伯尔基把这“三个来源”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嫡亲现代前辈”②，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有“嫡亲”前辈，意味着还有它的“非嫡亲”前辈;有“现代前辈”，意味着还有“非现代”前辈。以往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简单化理解，责任其实在于我们自己对列宁的阐述作了简单化的理解。
要全面地和正确地认识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必须在横向上拓展和在纵向上深化对于来源的理解。横向上，除了继续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作为直接的和主要的理论来源)外，还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来源。这里特别应该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鲍威尔兄弟、施蒂纳、施特劳斯、切希考夫斯基、赫斯等的影响。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和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切希考夫斯基和赫斯的“实践哲学”思想对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应该做专门的深入的探讨。从学科角度看，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和直接的影响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等主要学科外，还有历史学、文学、法学、人类学和一般政治学。例如，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派(1815—1830年)。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③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曾经利用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所积累的理论材料”。④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关于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对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具有启示意义。
在纵向上，要考察“三个来源”之前，一直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思想家的影响。伯尔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欧洲传统文化的“现代综合”。按照年代顺序，他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是：犹太教《旧约》→希腊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柏拉图)→基督教→斯多葛主义→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主义。当然，对于伯尔基提出的这个所谓“思想源头”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际联系，还要作出我们自己的实际考察。
新近出版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渊源”的阐述，内容较为全面。它指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理论渊源”的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近代欧洲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观点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西方哲学和优秀思想文化成果⑤。
二、把主流与支流结合起来全方位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可以循着两条路径行进，一条是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一条是主流和支流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两种思路都有合理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个别讲，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一定国家、地区存在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发展要求和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的理论与实践。整体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就是各具体马克思主义主流形态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首先是主流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整体。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总是首先通过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作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
但是，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总是主流和支流的统一。无支流则无所谓主流，无主流亦无所谓支流。支流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某种思潮、流派，它同主流一样，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并且，现在看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支流的一定的理论、思潮、流派，历史上可能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或者将来有可能回归或发展为主流。客观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发展中的主流与支流两个流向的分离与汇合的不断运动过程。所以，只关注主流而忽略支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是片面的。对支流的研究，即使我们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又使我们能够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中、在主流与支流的互变中，具体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其实，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和支流的划分是客观的;另一方面，这种划分又是理论家们关于一定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一种分析、判断。而因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种分析、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即可能发生将主流当作支流或将支流当作主流的误判。所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主流应该被主要关注，支流同样不可被忽视。
承认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主流和支流的区分，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多样性和地位差别，不等于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它是“一元”的，它的基本原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奠定。其后出现的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实现的具体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具体形态，或各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多样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形式，是普遍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所同时具有的特殊性的表现。它的特殊性通过具体化过程表现出来，通过作为其结果的“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任何时候，普遍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都存在于“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态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总是这样一种“一元多态”或“一源多流”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画面正是由“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关系绘制。现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实存在形式或形态的多样性，对于现代西方理论家来说，不再是其思想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再是思想解放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多样性”，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普通的道理。
当然，还应明确，我们所说的“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毕竟属于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定的思潮、流派。而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西方“马克思学”家所说的“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不一定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一定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主流。它们有的属于主流，有的属于支流。而对“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主流与支流、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区分，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结果。因为，各种理论、思潮的本质正是在其运动、变化与发展过程中得以形成和表现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思潮、流派尽管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发生过影响。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中获得发展，一方面也在与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潮的关系中(特别是矛盾、斗争中)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践过程不能排除这些思潮、流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过程也不能排除这些思潮、流派的影响。发展史研究不对这些思潮、流派有所关注，同样不能完全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发展原因。但是，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涉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和以什么方式涉及这些思潮、流派呢?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相关因素”的意义上关注、研究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的。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理论上没有是非，把非马克思主义当作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要比较在一定的客观的和理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反应，认识这种反应的不同性质，认识它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相互影响及其结果，并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如何对待非主流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流派问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观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一个不同，就是后者只求在逻辑、内涵和本质上把道理讲清楚，不必有过多的“历史纠缠”。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和规律研究，要求把影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切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在这些因素(理论、著作、人物、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关系中、在其矛盾冲突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机制、动力、经验和规律，历史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总之，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总是有“背后故事”的，去除这展开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活剧中的任何一个故事或故事中的任何一个情节，这个历史的链条就会断裂，就不完整、真实。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由它的主流与支流、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切“相关因素”的关系的总体构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民族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形成、联系的历史的统一整体。
三、把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结合起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
中国学者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但由于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长期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观点，这个观点近年来又在我国学者中传播和流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得出的进一步的结论是：“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恩格斯的杜撰”，并且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正是共产主义运动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当作指导思想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要“回到马克思”，就必须摈弃“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还与“两个马克思”论相联系，共同构成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理论支点。所谓“两个马克思”，就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又称“青年马克思”)和以《资本论》为标志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又称“成熟的马克思”)。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恩格斯则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根本之点。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论，还是“两个马克思”论，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其目的和结果都是颠覆马克思主义。当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吗?
那么，实际说来，究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间有没有差异呢?如果说有，这些差异是什么性质的呢?这种差异是否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之间的思想对立的程度呢?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在我国学者之间曾经展开过争论。一些学者虽然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一般的明确的认识和提法，但还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特别是在一些哲学根本问题上存在着观点差异。在此，本文不对这个争论中观点的是非做详细说明，而只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方法提出看法。
本文认为，既然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作为一个“正式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问题提出来，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议论上，而要做实际的考察，即分别对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的著作、思想、生平、事业做一个科学的“马克思学”式的考察。所谓科学的“马克思学”的方法，特别指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研究的实证方法与总体性方法的统一。
实证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学结论的可靠性依赖于实证方法的运用。实证方法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的思想的评价，间接地说明了实证方法的特征。他指出：“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主要的部分。”“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⑦卢卡奇则把自然科学方法解释为“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⑧在这里，卢卡奇实际说明了实证方法的一般特征。
实证方法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运用，它也越来越被运用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实证方法同样重要。因为思想发展史研究所遇到的大量的著作、文献、人物、事件需要通过审读、考证、比较、分析和归纳的过程，弄清事实，发现思想联系，从而得出可靠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历史考证版(mega2)的整理、出版是很好的例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文献的整理上除了采用典籍整理的通常方法外，还采用了先进的现代影像技术。但是，实证方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宜被夸大。这种方法无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还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都是有局限性的。没有实证研究方法，科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就难以进行，而仅仅停留于这种方法的运用，用实证方法代替其他理性方法、辩证思维方法，科学研究同样不能正常进行，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总体性方法是一个超越实证方法、高于实证方法的哲学研究方法。总体性方法，就是把认识的对象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认为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要素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联系中，没有这一联系就没有这一整体;认为整体决定部分，整体制约和决定着构成这一整体的各个要素的性质。卢卡奇正确指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研究，基本的方面是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要通过对他们的全部思想、著作、文献和活动的考察、研究，揭示这个思想关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研究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又属于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这种研究会有实证方法的大量运用，有对著作、文献、活动等的实证性的考察、研究过程。但就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性质来说，总体性方法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必须超越实证方法，贯彻总体性方法。片面坚持实证方法，排斥总体性方法，会把马克思的或恩格斯的各自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孤立起来，不能从它们之间的联系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思想中把握他们的一定的观点、思想的本质，特别是不能把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整体、同马克思主义整体联系起来。坚持总体性研究方法，就是不仅能够把他们各自的个别的观点联系起来认识，而且能够把个别观点投放到他们各自的和他们共同的思想联系整体中来认识。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差异论、对立论的学者往往举出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对自然辩证法的承认、对唯物主义的态度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的思想差异和观点对立。我们暂不对其见解的是非作出判断，先把他们提出的问题作为假设的问题看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所谓的问题呢?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按照实证的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问题方面的思想做深入的考察，弄清“事实”;其次，把这些“事实”同他们各自的思想总体联系起来，同他们共同的思想总体联系起来，同他们的事业与活动的总体联系起来。这就是总体性方法的贯彻。总体性方法并不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异，不把构成整体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⑩，而是坚持在认识和解决这些差异问题时贯彻总体性原则。
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要善于把实证方法和总体性方法结合起来。目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的说，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不够。个别学者以为实证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意义，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也有的学者不善于把握和运用总体性方法，甚至怀疑它的可靠性。这是迫切需要纠正的。
四、在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中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它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哲学，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求解放的科学学说，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伟大价值意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从欧洲社会发展中不仅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从中发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总趋势，构建起反映和揭示这一规律和趋势的科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遵循哲学、科学和理论产生的一般规律，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到普遍、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经验，又高于欧洲经验，对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但是，我们以往只看到它的普遍性意义，忽略了它的特殊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是什么?从它的产生来说，它是作为其产生的经验基础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理论条件，它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11)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一般中、普遍中。就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发挥及其发展来说，它是实现其指导无产阶级实践的作用发挥的基本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发展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在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无产阶级实践结合的趋向和要求。作用发挥、“结合”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其理论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的形成。
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就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趋势和要求，就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秘密”。历史经验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民族化、本土化(包括中国化)等的具体化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以中国的特殊经验和特殊理论形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现形式就是不同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成。但是，当我们提出如下问题的时候，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是否会有另一种认识?即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意义上的发展实现以后，总体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否在这“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获得了自然的提升?本来的和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是否就停留于具体化过程的实现和“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是的。就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质和逻辑来说，还有一个过程是必须完成的，即具体化基础上的普遍化，一个在实现了从普遍到特殊以后的在更高层次和意义上的向普遍性的回归，即一个“再普遍化”过程，一个理论提升过程。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提升”问题，是从中国的特殊经验(它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内容的过程、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化的过程。完整的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必须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贡献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需要通过“理论提升”后的结论来说明(12)。
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评价要把“是不是”与“有没有”的考量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在内容上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野，首先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要遇到，并且必须有对国外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流派的评价，这种评价的实质是这些思潮、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特别是一个其性质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按照逻辑，这个评价应该是在研究之后作出的。国内学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对其各种思潮、流派的评价总的说来是遵循了这一逻辑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至今，我们先后见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等结论和评价。我们相信学者们的上述评价是在经过了对这些思潮、流派的深入研究之后作出的。这里，对于这些结论、评价的正确与否暂不去讨论，而是就此提出一个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评价方法问题，即评价中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考量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考量的关系问题。
我们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关注的或者说作为“第一提问”的，是关于整体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这种研究的一定思潮、流派乃至其某一理论、观点，在性质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我们现在是在这种提问、考量之外，提出一个“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考量。即是说，我们既要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思潮、流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要关注其“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把这两种提问与考量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评价，提出一个“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与考量，意义不仅在于我们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评价与思考的维度，而且在于提出一个究竟什么应该是“第一提问”的问题：是“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优先，还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优先?其实，当着“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一经提出，结论就已经有了，即作为“第一提问”的应该就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相对于“是不是”，“有没有”一定是逻辑在先的，因为按照认识的逻辑，只有首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是不是”的问题。直接说来，它就是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的“先研究后结论”的要求。提出“有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优先的提问和考量，意义还在于，它表明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既有一种严格的自觉的批判态度，又有一种积极的科学的开放态度。既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又不先入为主地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或者敌人，把其与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起来。提出“有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优先的提问和考量，特别表现了我们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态度。“有没有”表面看是“有”与“没有”的二分，实际上文章还是做在“有”上，着重的是“有”，包括“有多少”和“有什么”在内。它表明的是，只要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流派有一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都要珍惜、都要抱以肯定与吸收的积极态度。“是不是”的优先考量，容易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做简单化的理解和处理，把“是”与“不是”绝对化起来。其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何思潮、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仅仅停留于“是”与“不是”的判断和评价，是很不够的，也是难以说得清楚的。“是不是”的判断和评价是必须的，但它是最后作出的。
提出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评价中“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与考量结合起来的要求，不是一般地否定这一研究中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不是主张放弃这种提问与考量，而是在研究的思维方式上、在思考的优先性上来个“转换”，把“有没有”的提问和考量提到优先的地位。为了使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针对目前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提出和实现这个“转换”，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96年。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4]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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