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性开放性的体系，也是严整的科学体系。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大一马克思主义论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凡属基本原理而不是个别论断或词句，都既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又同样属于当代，具有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整体，并不包括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属于当代，一部分属于非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性开放性的体系，它必须面对当代。不具有当代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 解释学
作者简介：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历史人物，生命是有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特定时空的经典文本，写作年代是不变的。但他们的生命价值和他们的思想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在于他们著作中所包含的基本原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中的每句话奉为金科玉律，也不会期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他们逝世后的一切新问题留下锦囊妙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即它的真理性和有效性。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前进的根本保证。”在当代，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哪种学说能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和方法上提供一个既具有科学性又能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共同的
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的科学体系。它的核心社会理念，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它的核心理论，是对这个社会理念的具有严密性和完整性的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不是基于道德原则，也不是基于信仰的宗教千年王国，而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的科学论证作为理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由他们的各国后继者继承、发展和实践的，以追求通过不同方式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学说的名称，而是一种学说的本质。它不是任何乐意使用的学者、学说或学派都可以使用的。凡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即不主张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不主张以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同样，凡是摒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甚至以各种方式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它可以称为任何别的什么主义，就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社会理念和基本原理是相背离的。
马克思主义有其确定的本质。这种观点的最大障碍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放在这种解释学视域范围内来研究，必然是多元的。因为它强调解释者的政治倾向、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的学养对确定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决定意义，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文本自身所蕴涵的客观价值。
按照这种观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多年前写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书中就说过，“正如大多数复杂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得到人们统一的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做出什么样的说明，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①他还说，“在马克思死后发展起来的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究竟哪一种最接近他的原意?斯大林是不是马克思的唯一(甚或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是列宁吗?是社会民主党吗?不言而喻，他们谁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②显然，米尔斯提出的是一个寻找“真正马克思”的难题，这个难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共同面对的。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同样如此。它不仅是一种文本，而且是一种实践，是一种运动。它的本质不仅表现在似乎可以任人解读的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中，而且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实践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是可以任意解读的文本，它是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提出的问题，与他们的全部政治活动、学术活动和无产阶级政治活动不可分离的理论结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它的时代的、阶级的和文化的背景存在着因果制约性。如果离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时代问题，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产生的思想土壤，离开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离开他们全部政治和学术活动，就不可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当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用各种方法推翻资本主义是他毕生的事业时，就已经从根本上规定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最主要之点。
凡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首要条件，应该是立足实践、面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时代面对的问题和以不同方式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而奋斗。把判断是否真假马克思主义放在对文本的解读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上，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时代面对的新问题上，放在实践上，只能陷于永无结论的繁琐争论。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确定的，这并不意味着某一个国家或政党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没有“世袭权”，也没有自奉为唯一正确的“解释权”或“唯一模式”。当年苏联曾经垄断马克思主义的“世袭权”和“解释权”，结果由于教条主义和后来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失去了这种所谓“世袭”和“解释”的绝对权威。
事实证明，只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当我现在读到苏联原来红极一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权威们的文章，读到当代世界有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革新者们的著作，从他们以某一文本中的某段某句为依据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感西方哲学解释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南辕北辙，无法在“谁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的看法。那些以解释学为据自称的马克思主义，往往不是“龙种”而是“跳蚤”。
马克思主义肯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能有众多的拥护者、实践者并在实践中形成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后，多次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会议和世界性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证明了这一点。但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泛化。现在理论界常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各种名称的马克思主义，都还只能是个称谓，而不是实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是按地区、按国别划分的，而是按它是否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来划分的。我们应该明白，所有按地区和国别称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具体人物的情况不尽相同。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做出贡献的学者，但也有以马克思主义自诩而实际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队伍需要壮大，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好感和同情的“左派”学者日益增多，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的扩大。我们非常乐意读到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赞扬。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吸收它们有价值的思想，但不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何呈现多样化趋势，都不能鼓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多元论。抽象地倡导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体多元，很容易混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线。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式不是解释学的而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在实践中发展。在各国革命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真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政党都可以在不同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和民族的特色。当然，理论研究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方式。除了与实践结为一体的理论研究外，即使没有直接参与革命实践，但着力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也可能从某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运用做出自己的贡献。马克思主义需要实践型的理论家，也需要学者型的专家。但这种学者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应该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精神，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伟大社会理想和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坚持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或是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原理或者说基本思想。它决定该学说的本质和学科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它当然包括自己特有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和最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的理论支撑。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不符合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
但究竟有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或凌驾其上的普遍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既不属于哲学，也不属于经济学，也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而只属于作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最一般的基本原理。其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之所以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因有二。
第一，对于揭示的对象而言具有普遍性。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揭示的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它构成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作为广义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狭义经济学，它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具有不同范围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等，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来说具有普遍性。所有这些，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离开了这些基本原理，就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找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范围外或者说非哲学、非经济学、非社会主义学说的所谓基本原理是没有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分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学科特点，但它们又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整体，彼此从理论上相互支撑，相互渗透，不可分离，因此可以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中，拒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失去它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而沦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样，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说的主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服务，它失去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大脑的功能，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思辨哲学、经院哲学。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离开了这个主题，就往往成为为有产者辩护、为利益集团辩护的所谓“发财致富”的学说。反过来说，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它也完全深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中。离开它，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中许多重要原理就由于没有经济学依据而失去它的科学性。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很难硬性划界。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又是经济学必须研究的规律，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论证两个必然性必须研究的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既具有学科特点又具有整体性。硬性规定马克思主义某一基本原理只属于某一学科是错误的。当然研究的角度和着重点可以不同。例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阶级斗争规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等等，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都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但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各个不同学科角度进行具有特点的专门研究。依我看，我们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一大缺憾就是，既存在马克思主义整体视角的缺失，彼此隔绝;又缺少各学科深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不能简单化为最大公共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程度是不一样的。它的哲学原则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性，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普遍性，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规律。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则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现实为依据的科学预测，具有很大程度的科学假说性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为依据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特征的描述，具有它自身的严格的理论逻辑性但缺乏实证性，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会重新受到检验、纠正和发展。
基本原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的规定，即它适用范围的有效性问题，而不是量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可能确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数量，指定只有哪几条是基本原理。随着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我们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从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中发现新的基本原理，也有些过去被错误认为是基本原理的东西，实践证明并不具有普遍性。普遍原理同样是发展的、变化的。但普遍原理的发展不能成为对普遍原理否定、甚至对普遍原理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根据。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客观规律的理论概括。只要普遍规律和普遍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有效。
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应该发展。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性，但由于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永远面对自己的时代而不是面对自己既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样要与时俱进，它要根据新的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必须以新的原理代替过时的旧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例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无产阶级执政党应该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和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等，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任何停滞、保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都是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和实践的精神。
三、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
我们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但文本研究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反过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也不能替代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它们各有特点和功能，应该相得益彰。要真正区分清基本原理和个别论断，必须以科学态度研究文本。
文本的研究，偏重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了什么，怎么说，是在什么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说的，一本书的整体限于这一本书。而基本原理的研究则偏重于整个学说的体系，它不限于某一本书，而是贯穿全部著作的基本原则。文本的研究有助于全面、准确掌握基本原理，而原理的深入研究则有助于提高文本研究的高度。文本中包含在其他著作中以不同方式重复论述的基本原理，也包含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具有时效性的个别论点;还包含在与对手论战中，由于辩论的需要而对某一方面、某一问题的过分强调。因此要真正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后人错误的附加和教条主义的理解，当然要研究文本，而且应该从整体角度，从文本的相互对照中研究文本。
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一个特点，凡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是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核心观点。例如关于唯物主义原则、辩证法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以及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等等观点都是这样。当然，由于每本书写作时间和解决的问题不同、论战的对象不同，论述的方式不同，强调的重点可能不同，而且论述本身也在丰富、准确、发展，但其中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基本原理的根本原则不会变化。例如，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版由恩格斯个人单独署名的序言中，他强调“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⑤其实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仅贯穿《共产党宣言》，可以说，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无论是《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直到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通信，都遵循和论述了这个原则。马克思主义其他基本原理也无不如此。
个别论断不同，它往往只出现一次。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性异化与复归的观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之类的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描述以及19世纪中叶恩格斯关于英国即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论断等等，都是如此。它后来都为具有科学性的普遍原理所取代，如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取代人性异化与复归的观点，以人的全面发展取代特定活动领域无需分工的浪漫主义描述的观点，以“两个决不会”取代西欧即将发生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革命的观点，等等。这表明，基本普遍原理比个别论断具有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和实践的生命力。
在区分普遍原理和个别论断时，应该更加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附加。所谓错误附加，就是把具有特定场景和具体对象的个别论断，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当作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而对其他文本中的论述不予理睬。例如，恩格斯晚年在为马克思关于1848-1850法国革命所写的导言中，论述过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但并不是作为普遍规律而是针对具体国家的个别论断，可它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曲解为普遍规律，为此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一封信中说，有人“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⑥
《共产党宣言》曾经提出著名论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⑦这个论断被简化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完全撇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条件，即消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没有这个前提，把抽象的个人自由当作一切人自由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由一个共产主义者变为个人自由至上主义者。
当一个有条件的、针对具体对象的论断，被解读为无条件的普遍论断时，就是错误附加。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如果迷信哲学解释学，往往会成为错误附加的制造者。
四、正确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态，但不能由此推论出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归为所谓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什么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以它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为由而否定它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的地位，割断它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关系。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发展的，但它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发展不同。它不像社会形态的更替那样，是以一种马克思主义形态完全取代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表现出多样性和民族特性，但它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每个时代和国家的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发展的，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向发展的。正像列宁说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⑧
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划分为三种形态：原生态，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次生态即列宁主义;再生态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这种称谓和区分并不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真实本质和历程，而只能引起混乱。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说，这种区分难以成立。我们不能断言，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就根本不同于所谓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它与所谓原生态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各自拥有自己根本不同的基本原理;或者说原生态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当代价值，这是一种变相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在艺术中，凡属原生态的东西都是指称非当代的东西，如原生态音乐，岩洞中的壁画之类。它是极为粗糙的历史的陈迹或历史化石。当代艺术家们、音乐家们都喜欢寻找原生态的东西，也就是寻找原本如此，没有受当代“污染”的东西。如果艺术领域可以这样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可不能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可不是什么原生态，而是具有原创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是人类思想理论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可以喻之为跃出人类思想地平线的一轮红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凡属基本原理而不是个别论断或词句的思想，都既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又同样属于当代，具有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整体，并不包括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属于当代，一部分属于非当代。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性开放性的体系，它必须面对当代。不具有当代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任何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都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根本不同于所谓“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始终包括作为马克思主义缔造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贡献。如果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剔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没有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没有哈姆莱特王子的《哈姆莱特》一样不可思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性，不是它坚持的基本原理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表现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成为发展趋势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改革开放就是具有时代性的课题。改革开放是在当代背景下推动调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社会基本矛盾的动力。脱离我们时代的大背景和课题，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和创造性发展的时代依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发展水平，又高度重视继承和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与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派。
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样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成就应该为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高度重视。但这种重视不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断裂。任何稍懂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能从邓小平理论中、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从科学发展观中读到被创造性运用于中国当代实际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读到被娴熟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飞跃，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时代相结合、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说的很明白，“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属于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在当代中国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认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从德国传来的19世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用，从俄国传来的列宁主义也没有用，唯一能作为指导的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此说貌似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容易架空、贬低和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没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为可以分离的两个不同过程，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也曲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质。
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有别的什么主义能作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这里所谓别的“什么主义”指的是非马克思主义，如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儒学之类，而不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属于必须坚持的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之内，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共产党再三再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正在于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不会终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不可能存在只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剥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清洗”出去，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终结。
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的条件性
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和它运用的条件性是相结合的。这种条件，既可以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条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应该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永远是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一旦变为抽象的共性就会转变为百无一用的教条。
国家和民族条件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必然各具民族特色。列宁说过：“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特色问题。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由于条件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以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为例。列宁和毛泽东在革命时都曾经大力批判过庸俗生产力论。在俄国这种理论的主张者认为，俄国的工人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不应该举行十月革命，因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列宁曾经痛斥过这种理论，称之为庸俗生产力理论。在中国，毛泽东当年也批判党内反对中国革命的这种理论的主张者。俄国和中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可是在革命胜利以后，本应该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权，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新制度创造牢固的经济基础，可是，有些理论家们还以反对庸俗生产力为理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诬为庸俗生产力论。他们完全脱离了两种不同社会环境、抛开了革命和建设两种不同任务，把批评庸俗生产力论当成永恒不变的原理。
在如何对待反对所谓庸俗生产力的问题上，列宁曾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革命前坚持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列宁，革命后是生产力论的坚定倡导者。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⑩这是列宁关于发展生产力重要性最著名的论断。前后没有几年，只是由于革命前和革命后条件的变化，列宁由庸俗生产力论的坚定反对者变为发展生产力的倡导者。
邓小平同样是把革命和建设分开的。在中国要不要进行革命战争问题上，他坚决反对庸俗生产力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坚持生产力最终决定作用的理论，极力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与美国华裔作家林光达夫妇谈话中，非常赞同列宁和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态度。他说：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法，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生产力论一样。
在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报告中，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指出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后期复出后，邓小平大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被“_”诬为“以三项批示为纲”，鼓吹庸俗生产力论。在粉碎“_”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中心地位，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采取了与革命时期批判庸俗生产力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这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态度。
可以说，对待马克思主义所有基本原理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这才是真正唯物辩证的态度，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例如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待剥削、对待外国资本的进入等等问题都应该根据条件和情况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政策。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中说过，我们现在消灭资本主义，将来还可以搞点资本主义。在革命时，我们反对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可革命战争胜利后，在奠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并发展私有制，允许剥削，允许、欢迎并尽可能多的吸收西方资本的进入，这叫吸收外资，包括跨国公司和境外的私人投资。其实，这个既消灭资本主义又发展资本主义的做法，当年列宁在俄国新经济政策时就提倡过。他说，“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11)
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以后自己搞起来的。当年我们党领导“三大改造”，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敲锣打鼓，叫社会主义胜利，现在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态度者的“理论心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的具体性，最根本的是规律性起作用的条件性。普遍规律当然具有普遍性，可普遍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并不是普遍的，而是各具特点的，因而对普遍规律作用的认识和运用就不能脱离它起作用的条件。这个条件最集中的就是历史过程本身。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应当从历史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的要求和作用是难以把握的。中国共产党在“三大改造”中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现在又重新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要放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来思考就容易理解。如果中国革命胜利后不消灭官僚资本主义，不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国有经济，那以后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同时发展就没有可能和依据。因为一个没有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就不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的任何可能性，存在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一统天下或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不经过“三大改造”，中国整个社会性质仍然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政权。可是这种政权是不可能持久和巩固的。没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经济基础就不存在。一个在经济上处于无权地位的阶级，在政治上不可能处于领导地位。这是最起码的道理，也是最起码的历史事实。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历史中出现过经济上处于被统治地位而在政治上处于当权地位的阶级!一个阶级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是它在经济上主导地位的反映。
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放在中国发展历史过程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它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在解放前的旧中国，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帝国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地主经济的生产关系没有可能容纳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空间，中国除了革命以外，别无他途。因此在旧中国，生产力长期萎缩，而它的迅速发展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
西方生产力水平高，但生产关系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也大，特别是它注意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从而可以继续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由于历史条件不同，生产力水平低的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尖锐程度远远高于生产力高的西方。因而西方没有革命，而中国非革命不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历史条件不同，即规律起作用的社会条件不同，它的表现方式和结果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又重新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又允许剥削，消灭了雇佣劳动又把几千万甚至上亿农民变为雇佣劳动者。这是不是庄子说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灵活性，它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但它又有原则性。灵活性是它的条件性，而原则性则体现为它的最终目的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会脱离实际可行性，置十三亿人民的实际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于不顾，固守抽象原则。但也不会背弃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最终建设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资本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一切成果由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社会，建设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理想和方向不会变，也不能变。但在这个过程中，或曲折或绕行，或进一步退两步都是可能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依然是有效的。我们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都在朝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方向前进。这正是十七报告中强调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范例。
发展资本主义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社会分成私有企业主和被雇佣者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老板”这个称号是特定条件的产物，也会随着条件的改变而消失。我们需要资本主义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在中国建设西方推荐的资本主义制度。任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通向资本主义的“跳板”的理论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论，不是随便玩弄的魔棍。我们不把最终目标当成现行政策，也不把现行政策当成最终目标。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裁决现实和裁剪现实，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
六、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具有历史价值，19世纪中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革，是思想天空出现的最耀眼的理论智慧之星。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东西，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样具有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不是语录式的价值，不是寻章摘句、咬文嚼字或对号入座。原则不是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突出的表现为作为观察当代问题和解决当代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性问题是讨论最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否会过时或已经过时的问题。时代会变化，会出现新特征，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过时的原因，而是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实践根据。只要马克思主义能继续为观察和解决新的问题提供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它就不会过时，就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不可战胜的力量不在于它包含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而在于它提供的寻找答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具有时代特性，它的写作年代就是它的时间限定，但它的基本原理与文本不同，基本原理包含有超越文本时间限定的普遍性。它的基本原理与著作出版的时间可以是分离的。可以说，任何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果其中阐述的理论不能超出它的出版时间，就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超出的时间愈长，学术价值愈大。
当代世界，虽然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但仍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强势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当然具有新的特点。但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察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是《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预见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改变它的本性和矛盾。国内两极化的加剧和富国与穷国矛盾的加剧，资本主义危机，包括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当前正在影响世界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正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内部社会生产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激化的外在表现。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没有因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而消失，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的手稿和成书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长达40年，但书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运行的规律至今仍然是我们考察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新特征的钥匙。在当代，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理论和方法，才能超越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仅仅归结为某些高管个人的失误而深入“原发病灶”——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
在中国，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充分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我们就能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关于生产力最终决定作用、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等一系列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如果我们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中，从以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中，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中，看不到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看不到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本质。
全部人类思想史表明，任何对人类思想做出贡献的思想，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永存的价值。至今人们仍在阅读《论语》、《道德经》、《庄子》，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在物质生产领域，人们可以抛弃旧的生产工具，可以以拖拉机彻底代替耕牛，以火车代替牛车;但在思想领域，人类不会抛弃已经获得的精神成果，何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不用说我们当代，即使多少世代以后世界上资本主义已不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成为现实，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财富仍然是人类最宝贵的文化积累，是人类发展史上永远不可能磨灭的光辉篇章，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性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深深溶入人类的思想文化之中。
福山宣扬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终结，但历史并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但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最强的生命力。无论我们观察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还是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事实能驳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世界上，预言一再破产、声名狼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顽固反对者以及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者。立足实践，面对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永远具有当代价值，与新世纪同行。
注释：
①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9页。
②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0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⑧《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104页。
⑨《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⑩《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2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09年3期第35～45页 作者：陈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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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四条路径及其评价
内容摘要：为了减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无谓的概念之争，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必要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四条不同阐释路径，即“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这四条阐释路径各有特点，不应该采取“贴标签”的方式评判之，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之进行具体分析。在这里，应当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神圣化”，即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虚无化”，即用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关键词：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
作者简介：王凤才(1963— )，男，山东省诸城市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陈学明(1947— )，男，上海市崇明县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2-00030-11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目前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例如“终结论”、“转向论”等。这涉及许多问题，例如，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英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固然反映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日趋繁荣，但有时也陷入无谓的概念之争，甚至陷入了制造概念的混乱。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试图构造一个广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念，构建一个“多元包容，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和谐发展”的学术平台，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尽绵薄之力。也就是说，为了减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的盲目性，增强该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也为了减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里的无谓的概念之争，有必要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阐释路径。我们认为，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主义，以及人类文明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并试图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释、补充、完善、修正。这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包括四条不同的阐释路径，即“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①
一、“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之演变
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主要包括恩格斯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原苏东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今天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尽管它们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这条阐释路径都是以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基础的。根据俞吾金教授的阐发，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②
第一，接纳了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域，尤其是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论述，并将它提升为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二，断定黑格尔哲学存在“体系、方法之争”，即保守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革命的辩证法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第三，认定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是由于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后发生的，当然，也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有两点差别：一是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则抛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二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停留在对自然界的说明中，并没有推广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而马克思将唯物主义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中。
第四，试图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改造成唯物主义自然观。无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从《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逻辑学》的大量引证中可以看出来。
第五，赞同黑格尔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哲学史观，寻找哲学史发展规律。然而，在这个论述中，黑格尔强调的是逻辑对历史的主导性、支配性作用。这就又一次显示出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和历史唯心主义立场。恩格斯试图以唯物主义方式重新解读这个观念，但没有注意到要对黑格尔的“泛理性主义”倾向进行批判性考察。如果说，恩格斯赞同这个观念，那么，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感兴趣，而是注重历史与逻辑的异质性和差异性。
第六，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大部分研究对象都可以让渡给实证科学，从而断言哲学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这样一来，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被非哲学化和实证科学化了。
第七，认同黑格尔关于必然与自由关系问题的论述，将自由问题从本体论领域还原为单纯的认识论领域。
这一阐释路线经过普列汉诺夫、列宁，再到斯大林，被固定为传统教科书体系。就是说，“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的“权威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历史唯物主义。这条阐释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迄今为止的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体系仍然以此为主导。
需要说明的是，广义理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应该包括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在这里，我们只想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几个概念的流变。
第一，根据高放教授的考证③，“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考茨基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三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无政府主义对立起来：(1)巴枯宁先生，这位无政府主义的权威人物，试图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相对立，从而制造革命;(2)我们自己阵营里的反对者，现在也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旗帜周围;(3)今天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可以找到马克思最顽强的反对者，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真正的激进主义。不过，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只是作为定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因为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阵营”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概念最早应该出现于1881年。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写信请求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前景发表看法时提到，那些鼓吹“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的人，自称是“你的学生和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回信，马克思写了三个草稿。其中，第二个草稿(共五点)的第二点说：你信中讲到的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俄国人，我毫无所知。现在与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是持同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俄国人完全相反的看法的。④
那么，作为名词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何时?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当说是1882年。因为自1882年起，恩格斯也使用“马克思主义”提法：“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⑤
第二，“列宁主义”概念最初是作为贬义词出现的。1903年，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就用否定的口气谈到了“列宁主义的危害性”。直到1923年，布尔什维克党才赋予“列宁主义”以褒义。譬如，在《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一文中，加米涅夫是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斯大林在苏共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需要独立思考的人，但并不需要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显然，“列宁主义”在这里是一个褒义词。季诺维也夫断言：“列宁主义这个概念同现代共产主义是同义词。”1924年，苏共中央《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正式提出“列宁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⑥。季诺维也夫说：列宁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将之凝练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第一次出现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中;但直到1938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被经常使用。苏东剧变后，西方各国共产党不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提“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
第四，“斯大林主义”概念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1934年，加里宁在《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一文中首次提出“马恩列斯学说”;1936年，赫鲁晓夫第一次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到1948年，季米特洛夫将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联结在一起，称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不过，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推崇“斯大林主义”的同时，西方世界则极力贬斥“斯大林主义”。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将“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并称“极权主义”(totalitarismus)。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后，“斯大林主义”在西方世界逐渐成为一个贬义词。苏东剧变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主义的热潮。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之特点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新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在1903年梅林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一文。按照这个概念的广义理解，凡是马克思之后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恩格斯在内。不过，人们对之有不同看法。在我们看来，从广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指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又叫做“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的马克思主义”。本文倾向于狭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为了将“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捷克斯洛伐克“人本主义学派”，等等。
南斯拉夫“实践派”因《实践》杂志而得名，它是指南斯拉夫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人认为，实践作为一种实现人的全部优秀潜能、使人深感愉快的理想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从对实践概念的这种理解出发，他们坚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社会实践论。他们的中心议题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道主义，异化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因而要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建立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⑦
“布达佩斯学派”亦称“卢卡奇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匈牙利的一个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术派别，主要代表人物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瓦伊达等人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在于探讨哲学本体论，而是探讨社会本体论;哲学的对象是实践，社会和历史问题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社会主义存在着异化，但与资本主义有着质的区别;社会本体论最终归宿是人的问题，因而，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整个实践哲学的必然前提。
“意识形态批判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波兰出现的一个“异端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沙夫、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一方面批判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异化，另一方面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人道主义并试图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⑧
“人本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捷克斯洛伐克形成的一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派别，主要代表人物科西克在《具体辩证法》(1976)、《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激进主义的含义》(1982)等著作中力图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过，具有更浓厚的思辨色彩，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以及葛兰西主义关系密切;并且注重论证马克思前后思想的统一性，即统一于人道主义。
总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从理论框架看，是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本主义与实践本体论，并以异化理论为基础对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坚持以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方案。⑨ 从理论本质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旨在重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不过，它并不是统一的政治派别或学术团体，其共同点仅仅在于研究对象为马克思主义;尽管具体观点不同，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因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从发展趋势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所减弱，然而，仍然为各国学者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合流。或者说，作为一种独立思潮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历史影响仍然存在。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的多义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最早出现于1930年。1923年，卢卡奇、柯尔施分别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以后，遭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激烈批评。⑩ 后来，卢卡奇“一半是出于策略一半是出于诚实”(哈利迪语)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柯尔施拒不接受批评，反而于1930年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捍卫自己的立场，并对各种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现在，一场关于今日马克思主义总体状况的根本争论已经开始，(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内部之争已经成为次要的甚至已经消逝。在所有重大的决定性的问题上，相互对立的双方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老正统派和俄国的或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正统派的联盟为一方;以今日工人运动理论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趋向为另一方。(11) 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比较来自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却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信徒，一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因而，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它似乎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发展和继续”而是“败坏和歪曲”。(12) 就是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已经不再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与第三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而是在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的。由此可见，在这里，柯尔施不仅明确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第一次从思想路线角度揭示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思想内涵。
然而，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当时并没有流传开来。直到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专门论述后，才引起了较大反响。在那里，梅洛-庞蒂不仅继承了柯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第一次明确把卢卡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容归结为四个基本方面：一是突出“主体—客体相互作用辩证法”，否认自然辩证法存在，强调主体能动作用;二是强调“意识形态理论”，为意识形态恢复地位;三是重建“实践哲学”，并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四是严格区分自然与历史，注重历史偶然性，宣扬历史相对主义。(13)
尽管卢卡奇本人否认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广泛流传，这得益于安德森(14) 和阿格尔。当然，他们对其含义作了某些修正。例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中，安德森不仅扩大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也包括在内;而且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主题转换和区域西移，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重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而“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15)，并从中东欧转移到西欧;此外，它还是一个世代性概念。可见，他改变了柯尔施、梅洛-庞蒂等人从思想路线角度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再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中，阿格尔也对柯尔施、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了修正：一是消除了地域性含义，强调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他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不论它诞生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特征，都可以而且应当被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内。二是不再从思想路线角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归结为与列宁主义的对立。三是把某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如帕西(enzo paci)等人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16)，也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
总起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可以归结为四种不同用法：
第一，纯粹地域性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原南斯拉夫学者格尔科奇科夫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类：一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原苏东、中国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独立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包括共产党的理论)。中国有些学者，如张本建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将西方共产党的理论纳入其中。
第二，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特定思想内涵：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对立的特征。例如，柯尔施、梅洛-庞蒂就是从思想路线角度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如，雅各比在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撰写辞条时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理论体系已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中国有些学者，如陈学明主张回到柯尔施、梅洛-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并认为它有四个优点：一是这个用法是原本意义的，其他用法都是从这个用法演化而来的;二是他们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主要代表人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规定更具权威性;三是这个用法既包含地域性含义又不以此为限，内容比较全面;四是他们从思想路线角度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定思想内涵。因而，他们的揭示是实质性的，而安德森的概括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17)
第三，在地域性概念前提下，强调主题转换和世代更替。例如，安德森将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分为三个传统：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二是斯大林主义;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有些学者，如徐崇温在改造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基础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指出了他所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与安德森用法的区别。(18)
第四，非地域性的纯粹意识形态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例如，阿格尔认为，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科学的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它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有些学者，如李忠尚主张用“新马克思主义”来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应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规定性：
第一，既有地域性限制，又有特定思想内涵——它是产生于西方并发展于西方的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包括西方共产党的理论。
第二，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又主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它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但又用各种西方思潮来重释、补充、完善、修正、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样，它就既不同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国外马克思学。
第三，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工业文明，又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就批判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而言，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就批判现实社会主义而言，它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样;就批判人类文明本身而言，这是它自己的特色。
因而，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体系庞杂、观点各异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合的、具有国际性影响的社会思潮。如此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就应该包括：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柯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等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期发展与第二期发展(19);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等等。这样，我们所理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但包括“后马克思主义”。
四、“国外马克思学”阐释路径的崛起
据说，“马克思学家”概念最早是由苏联学者梁赞诺夫提出的(20)。后来，俄国学者博尔迪烈夫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为“苏联马克思学的新成就”(21)。不过，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学”(marxologie; marxology)概念，最早来自吕贝尔1959年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他说，马克思的大量思想遗产、社会活动、众多门徒、著作发表史、迄今尚无可靠的著作全集，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得马克思学研究成为必要。因而，《马克思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意识形态化”。(22) 1962年，波亨斯基在《苏联学：政治与现代史》中区分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列宁学”(leninologie)、“苏联学”(sowjetologie)三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23)，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热”(24)，使“马克思学”概念广为流传。1974年，波亨斯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或信仰》中又区分了“马克思学家”(marxologen)、“列宁学家”(leninologen)、“苏联学家”(sowjetologen)三个概念。1975年，《大拉鲁斯法语辞典》将“马克思学”概念收为词条;1981年，这个概念又被收入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百科全书辞典》。
据介绍，1959—1970年，吕贝尔与苏联马克思学家相安无事，而且还进行了直接的学术交流;苏联学者也接受了“马克思学”概念，例如，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主编的《伟大的遗产》(1969)一书多次使用“马克思学”、“马克思学研究中心”、“苏联马克思学”等概念。但是，“反恩格斯宣言”事件导致了苏联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学”的系统批判(25)。
事实上，“国外马克思学”并不是统一的学派或系统的学科，共同性仅仅在于研究对象;但是研究对象又非常广泛：既包括“mega”的编辑出版，又包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献考证、文本解读;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又包括两者思想差异的分析;既包括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的考察，又包括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的辨析。概言之，“国外马克思学”就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著述、著作版本、思想发展、理论观点、学术关系，以及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差异进行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因而，它首先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学、文本学研究，因而它包括“恩格斯学”;其次是研究马克思所有后继者思想的研究，并且是对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差异的分析，因而它又是“马克思主义学”(marxistologie)(26)。
从广义来讲，“国外马克思学”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7)
第一个阶段，萌芽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
据不完全统计，1883年以前，公开出版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有20多种;而1883—1904年间，仅在德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就达280多种，其中，1895—1904年不到10年就达214种。(28) 1914—1925年，俄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出版了740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其中，19种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64种是关于马克思传记资料和研究性文章。(29)
但是，早在《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1871)一书中，巴尔特就批评了恩格斯;到《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史》(1890)一书中，他又试图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这是国外马克思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后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社会基础》(1898)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和比利时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德曼的《社会主义与心理学》(1926)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这些是国外马克思学出现的动因之一。格律恩堡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和梁赞诺夫的“mega”编辑工作，则为国外马克思学提供了学术规范。
第二个阶段，形成期(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有三个标志。
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30)，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视。他们夸大马克思早期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两个马克思”问题——这是国外马克思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德曼的《新发现的马克思》(1932)和马尔库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1932)等文章，都宣称在“手稿”中“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
二是形成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队伍，出现了一大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著作。例如，法国马克思学家科尔纽的《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从黑格尔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1934)、《马克思和1848年革命》(1948)、《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论文集》(1949)、《马克思和现代思想的发展》(1950)、《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1955)、《马克思恩格斯传》(3卷本，1955)、《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等;法国马克思学家吕贝尔的《马克思著作目录》(1956)、《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概论》(1957)等;德国马克思学家费彻尔的《从马克思到苏维埃的理论》(1956)等。此外还有《从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洛维特，1950)，《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梯尔，1950)，《辩证唯物主义》(维特尔，1950)，《青年马克思：走向共产主义之路》(布罗伊尔，1954)，《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朗格，1955)，《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伊波利特，1955)，《马克思的思想》(卡尔维兹，1956)，《当代争议领域中的路德与马克思》(舒尔茨，1956)，《青年马克思的人的概念》(梯尔，1957)，《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的人本主义社会学方法论》(莱希，1957)等。
三是创办国外马克思学研究杂志。例如，费彻尔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54)，尤其是吕贝尔创办的《马克思学研究》(1959)，标志着国外马克思学的真正形成。
第三个阶段，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的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化。这个时期，人们从各个方面研究马克思思想及其演变，而且对马克思著作中的概念、范畴深入研究。例如，德国学者门克的《有关赫斯的研究资料》(1964)、《哲学与社会主义文集》(1980);以色列学者阿维内里的《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1968)、《赫斯：共产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先知》(1985);希腊学者阿克塞洛斯的《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与技术》(1976);等等。
二是加大了对恩格斯的研究：不仅出现了“恩格斯主义”概念，而且出现了第一部以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为主题的著作，即莱文的《悲剧性骗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1975)。
三是国外马克思学家队伍更加壮大，并出现了一大批国外马克思学著作。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与批判研究》(李希特海姆，1961)，《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麦克莱伦，1969)，《社会主义与伦理学》(吕贝尔，1970)，《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费彻尔，1971)，《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麦克莱伦，1979)，《意识形态概念》(拉瑞恩，1979)，《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亨特，第1卷1979;第2卷1984)，《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麦克菜伦，1980)，《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常》(古尔德纳，1980)，《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海尔布隆纳，1980)，《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卡弗，1982)，《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帕雷克，1982)，《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卡恩，1982)，《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拉瑞恩，1983)，《马克思：一种人的实在性哲学》(亨利，1983)，《马克思的方法、认识论和人道主义》(卡恩，1986)，《马克思主义与历史》(里格比，1987)，《马克思与伦理学》(卡恩，1988)等。
第四个阶段，转型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 amsterdam)1990年10月成立。成员单位有：柏林布兰登堡州科学院“mega”编辑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和研究中心(隶属于弗里德里希—艾尔伯特基金会)，俄罗斯社会史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主要使命是组织编辑出版“mega2”，1995年调整为114卷123册;迄今为止，已经出版57卷;30卷在编;27卷待编。
二是更加重视文献考证和文本解读。例如，《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考证研究。
三是出现了一批新的国外马克思学著作。例如，《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洛斯-兰迪，1990)，《恩格斯生平与思想：重新解释》(亨利，1991)，《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历史、辩证法与革命》(里格比，1992)，《马克思的观念理论》(托兰斯，1995)，《后现代马克思》(卡弗，1998)，《马克思的复仇》(德赛，2002)，《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洛克莫尔，2002)，《政治理论中的人》(卡弗，2004)，《更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十三个尝试》(豪克，2005)，《不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莱文，2006)等等。
综上所述，广义的“国外马克思学”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31)：
一是抱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目的研究国外马克思学说的学者。例如，胡克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1936)、《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等著作中，按照实用主义精神诠释马克思主义，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化。
二是对社会现实有不满情绪，有改变资本主义弊端的愿望，试图在马克思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的知识分子，如哈贝马斯等。
三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与思想进行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这是狭义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外马克思学家”。例如，法国的科尔纽、吕贝尔、洛克莫尔等;德国的费彻尔、豪克、诺伊豪斯等;美国的古尔德纳、海尔布隆纳、莱文、卡弗等;英国的麦克莱伦、塞耶斯、克莱特科等。本文的“国外马克思学”主要是指这种含义。
概括地说，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文献学考证。例如，《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的写作时间问题。二是文本学解读。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研究。三是理论问题研究。例如，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问题，马克思思想来源问题，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问题，剩余价值分配理论问题，剩余价值率向一般利润率转换问题，价值向价格转型向题等等。
五、如何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四条路径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四条路径之间的关系
1.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异同。相同点是：都以马克思思想为主要思想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都具有明确的乌托邦理想。不同点是：(1)前者试图将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或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基础上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2)前者的批判对象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现实社会主义，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反思人类文明本身;后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3)前者的乌托邦理想带有太多的理想主义成分，譬如非压抑性文明社会、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法权共同体等;后者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譬如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等。
2.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异同。相同点是：都以马克思思想为主要思想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都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都具有明确的乌托邦理想。不同点是：后者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人道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对象主要是现实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是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会主义。
3.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学的异同。相同点是：都以马克思思想为主要思想来源，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点是：前者更侧重于“思想”，或者说，更侧重于理论阐发与现实关注;后者更侧重于“学术”，或者说，更侧重于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32)
(二)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1)极端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它不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而是变成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2)肯定性观点认为，尽管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但它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多于偏离。所以，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至少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3)流行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重构，从总体上看，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多于继承。
在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出现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因而，后马克思主义是独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另一种思潮或运动。
那么，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看拉克劳、墨菲的论述：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它必须积极地介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介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讨论中。当然，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一致性的教条式断定，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的证明。他们说，目前的危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质话语的延续，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瓦解，没有人再相信它了;目前的危险在于，没有什么话语来替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如果一味地信仰和屈从马克思主义，到头来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抛弃。因而，后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当代问题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这必然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的解构。“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中，不可能再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体概念，也不可能延续那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幻想，当然也不能再承续无对抗的共产主义社会观念，如果本书的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33)
在我们看来，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独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思潮或运动，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的一个分支。简言之，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借助后结构主义来解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因而，像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样，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思潮。但是，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不同之处，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解构，在于它离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更远。就像伍德所说，“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其脆弱而疏离的”(32)。概言之，尽管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不同理解，但只有拉克劳、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才是典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尽管拉克劳、墨菲一再强调后马克思主义既不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更不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借助后结构主义来解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与后现代主义有某些共同性，乃至表现出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倾向。(34)
(三)英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关于英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英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后，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英美马克思主义思潮。
在我们看来，这个观点需要具体分析：诚然，将英美马克思主义笼统地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肯定是不确切的，但如果将英美马克思主义视为完全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恐怕也有问题。因为事实上，英美马克思主义包括四个分支：(1)正统马克思主义，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韦斯特、福克斯、林赛、考德威尔);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托尔、多布、贝尔纳、默顿、霍布斯鲍姆、希尔);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巴兰、斯威齐、布里奇曼);美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派(伯特尔•奥尔曼、托尼•史密斯)。(2)西方马克思主义，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霍尔、伊格尔顿、菲斯克);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柯亨、埃尔斯特、罗默、赖特);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奥康纳尔、福斯特、柏克特、帕佩);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詹姆逊、哈维)。(3)批判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弗雷泽、麦卡锡、凯尔纳)。(4)马克思学，如麦克莱伦、塞尔斯、克莱特科、古尔德纳、海尔布隆纳、莱文、卡弗等。由此可见，在英美马克思主义之中，既有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又有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除了英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的还是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英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既不能断言说，英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个发展阶段;也不能断言说，英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个分支。
总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这四条阐释路径各有特点，不应采取“贴标签”方式简单处理，而应采取实事求是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这里，应当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神圣化”——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虚无化”——用虚无主义态度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注释：
① 除这四条路径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引起注意。例如，日本、俄罗斯、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
② 俞吾金、王凤才：《关于诠释学视阈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对话》，载《晋阳学刊》2009(5);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③ 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龙去脉》，载《文史哲》，2001(3)。
④ 转引自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100页，北京出版社，1995。
⑤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⑥ 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龙去脉》，载《文史哲》，2001(3)。
⑦ 实践派主要代表作有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1966)、《哲学和革命——对马克思的一种解释》(1975)、《革命的思想》(1978)，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意义论》(1961)、《人道主义与辩证法》(1967)、《科学的哲学基础》(1981)，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1961)、《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79)等。
⑧ 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主要代表作有沙夫的《人的哲学》(1962)、《马克思主义与个人》(1965)、《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1977)、《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1981)，科拉科夫斯基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969)、《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3卷本，1976-1978)等。
⑨ 参见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的有关论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⑩ 譬如：考茨基于1924年6月3日在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社会》上著文批评说，柯尔施是共产主义内部的宗派;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五大”上批评说，卢卡奇、柯尔施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德波林等人认为，卢卡奇、柯尔施是唯心主义者。
(11)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krise des marxismus, band 3, s. 373.
(12) [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72-73页，重庆出版社，1993，译文有改动。
(13)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423-4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4) 1962-1983年，安德森担任任《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主编。该杂志是由《新理性主义者》(汤普森创办)与《大学与左翼评论》(霍尔创办)于1960年合并而成的，宗旨是提高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创造一种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政治文化。1991年，因经费问题停刊;2000年改版后复刊。该杂志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5) [英]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00页，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6) 我们认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属于“马克思学”范畴。因为最早由法国学者吕贝尔于1959年提出的“马克思学”，被认为是一种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进行的跨学科、超党派、纯学术性的研究，而“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符合这个要求。
(17)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第23-2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版。
(18)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第121-126页，重庆出版社，1993。
(19)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20世纪60年代来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弗里德堡为代表)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为代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第三期发展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与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因此，王凤才提出了“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政治伦理转向”、“后批判理论”[王凤才：《霍耐特与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载《现代哲学》，2007(3)]。
(20) [苏]梁赞诺夫：《马克思主义史概论》“序言”，1928(参见杜章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吕贝尔》，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5辑，1982)。
(21) [苏]博尔迪烈夫：《马克思学的新成就》，载苏联《经济科学》，1982(5)，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3)。
(22)(27) 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5-6、1-14页，北京出版社，1995。
(23) 1967年6月，德国sds学潮;1968年4月，美国反战学潮;1968年5月，法国“五月风暴”;1969年，意大利工潮。
(24) 在德国，“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刊物不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法兰克福总汇报》，1968-01-31)。在美国，出现了“校园马克思主义思潮”，各种激进学术团体拥有一万多名大学教师和研?a href='//www.xuexila.com/yangsheng/kesou/' target='_blank'>咳嗽保行┗乖谘跬盘宓ｈ沃鞒秩?创办了一批左翼学术刊物，如《每月评论》年销量达40万册以上;他们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10-11页)。
(25) 1970年5月，吕贝尔为乌培塔尔市组织的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了论文《关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题的几点看法》。但是，苏联东欧学者说：如果吕贝尔不撤回论文，他们就退出会议。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妥协，吕贝尔的论文不宣读，也不收入论文集，而只供评论和讨论。1972年，吕贝尔以《“马克思主义传奇”，或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题发表在《马克思学研究》第15辑。这之后，苏联学术界就开始了对“国外马克思学”的系统批判。例如，库兹涅佐夫、切普连科断言，西方“马克思学”是“对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解释是毫无根据的》，载《苏共历史问题》，1983(10);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26) 梁树发：《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1)。维辛斯基主张将“marxology”与“marxistologie”区分开来：前者是“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理论、概念、策略、主张的系统研究……不言而喻，它的研究水准是先进的，是由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来进行的”;后者是“对各种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这些领域中所提出的、支持的或者予以传播的主张、思想和学说的系统研究。叶卫平认为，“marxologie”既不同于“leninologie”，也不同于“marxistologie”。“marxologie”与“leniologie”都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意识形态概念，但是研究对象不同;前者具有浓厚的哲学、经济学色彩，后者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前者集中在西欧，后者集中在美国。“marxologie”研究对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史、生平活动史以及与同时代人和后来人的关系史，并不能包括marxistologie所研究的“列宁学”、“苏联学”、“卢森堡学”、“卢卡奇学”、“葛兰西学”、“毛泽东学”等内容(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25页)。
(28)(29) 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第1-14页。
(30) 1927年，该手稿曾经由梁赞诺夫主持翻译成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但未引起西方学界注意。1932年，阿多拉斯基在“mega1”第3卷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发表手稿德文原件;同时，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迈耶尔在《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中以《国民经济学和哲学》发表这个手稿，从而引发了西方学术界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兴趣。
(31) 借鉴王瑾、聂锦芳等教授的研究成果。
(32)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3)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2001, p4.
(34)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true”socialism, introduction, verso, 1998.
(35) 王凤才：《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阐释》，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6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来源：《学术月刊》(沪)2011年2期 作者：王凤才、陈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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