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破记录地持续增长是由于美国经济中确实存在着某些新的因素，包括美国目前在高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下面是由小编整理的美国的经济与政治论文2000字，谢谢你的阅读。
美国经济的现实真相
“实际上，美国的真实失业率高达16%左右，而如果我们幸运的话，美国经济年增速是0.7%。”伯南克今年8月初大醉于华盛顿“埃尔伍德角落酒吧”(elwood's corner tavern)，道出了美国经济的真实情况，“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的话，很可能会使全球金融市场，甚至那些能自我维持经济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崩溃。”
两个多月过去了，现在美国的经济增长看来“没有那么幸运”，衰退已经逼近美国。尤其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之后，美国经济会受到怎样的冲击，没人敢说。更可悲的是，美国华尔街控制的主流媒体更是对此轻描淡写，把示威人群说成“乌合之众”，没有信仰和主张闹事;势态扩展至欧洲，它们却说“比预期规模要小”。
真滑稽。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是“好于预期”。现在，这个词又被用到了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描述上。什么是“好于预期”?我的理解是，事情还在变坏，但变坏的程度比预期要好。这与其说是对经济的一种判断，不如说是对市场情绪的一种“心理安慰”。美国太懂得如何管理市场经济了，它们对于数据本身的在意程度，远远小于对市场信心的在意程度。
但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被“好于预期”的说法搞得昏头昏脑，而将“好于预期”理解为“转好”，理解为“复苏”。所以，我们在中国媒体上看到的许多专家的说法，都充满乐观情绪。这势必导致我们经常性的误判，甚至导致政策的偏差。
“除了华盛顿特区的大人物之外，他们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美国经济实际上糟糕透顶。美国高筑的债台越来越严重，而不是缓解，这些问题预计将使美国经济陷于困境之中，而且拖累整整一代人。”这就是伯南克给出的结论。
无独有偶。著名调查公司盖洛普10月12日发布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缺乏食物和医疗服务等基本生活条件的美国人，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的人数还要多。2011年，有19%的美国人在过去12个月间发生过没钱买食物的经历，这个数字在2008年为9%。
美国劳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南加州食品价格平均上涨5%。两年前，加州居民乔伊斯·里维达一家每月在食品采购方面要花700美元，如今，她通过自己做面包、少吃肉，用鸡蛋作为蛋白质主要来源，以及购买打折食品等方法，成功将食品开支削减一半——350美元。里维达说：“我自己烤面包和曲奇饼。我还买了一台很棒的咖啡机，减少去星巴克买咖啡的次数。过去，节省一美元不算什么。但是现在，每一美元都很关键。”
这就是美国老百姓的真实消费境况。如此“节衣缩食”，美国的消费如何增长?占美国gdp的72%的消费不增长，美国经济又靠什么拉动?难怪美国人开始“偷猪”，而且势态越来越严重。明尼苏达州坎迪约希县的一个猪场，9月份有590只猪被偷走。据报道，美国的猪价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每头猪200美元。
美国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其实和中国一样。粮食价格飞涨导致饲料价格同步上涨，养猪的成本压力巨大。一方面是美国人没钱消费，一方面是食品价格高涨，这使得“偷猪”也变成了一种风潮。这表明，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而这当然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与不断蔓延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直言不讳指出：华尔街对抗议者的嗤之以鼻是对美国劳动者的歧视。华尔街直接促成了经济两极分化，过高收入只创造了所谓的1%。他们虽然看上去配得上高收入，但却很难将财富渗入全民经济。现在，当普通工作者继续承受高失业率的同时，华尔街却依然享受着越来越高的收入。
美国还美吗?
重新平衡美国经济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应对衰退;而从2009年开始，关于危机是否已经结束、稳步复苏是否已经到来，相关的误判和争论不绝于耳。在短期的指标波动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会采取哪些长期措施，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近期的一篇演讲视角独特，《财经国家周刊》将其挑选出来，摘要翻译给国内读者。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经济急速融入了全球化进程。超过一半的石油消费来自进口，国内500强企业一半收入来自国际业务，政府债务中外债比例达到50%。危机前的美国经济得益于全球经济的繁荣，而今其复苏也需要放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下理解，并据此探讨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美国的两难
从过去半个世纪经验看，美国从全球化中受益有三：首先，进口增加有利于压低物价，防止通货膨胀，消费者则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其次，出口增长有利于国内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员工工资借此提升15%~20%。第三，全球竞争刺激生产率提高，改善经济增长潜力。当然，全球化对美国也有不利影响。进口增加造成每年约50万劳工失业，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通过估算，我发现美国全球化的成本大概是收益的二十分之一，因此是利大于弊的。通过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美国经济必将受益良多。
然而，全球化意味着美国的繁荣与稳定将愈发依赖外部发展。不幸的是，我们并未认识到这种依赖关系，导致经济抗风险能力不断下降。在经历了30年巨额贸易逆差后，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负债国，总负债高达23万亿美元。
而且美国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下降。首先，由于储蓄不足无法满足投资融资需求，我们每年需要向其他国家借款5000亿美元。其次，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是世界先进水平，很多地方甚至非常简陋。第三，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科技创新显著推动了技术进步，但目前政府在这方面的资金支持严重滞后。第四，由于美元汇率长期被高估，出口商品竞争力较低，导致常年对外贸易逆差。
在全球经济政策的谈判和制定中，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减弱。美国产出占全球比重从二战后的50%降至今天的20%，贸易总额占比更低。尽管美元目前仍是全球最重要的结算货币，但欧元和人民币已经对美元地位提出挑战。未来十到二十年里，中国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美国当前面临两难局面：一方面，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持续提高;另一方面，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能力却在迅速下降。
全球经济两级分化
未来新的经济格局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对于复苏中的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呢?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清新世纪全球经济形势。同20世纪相比，全球经济增长热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事实上，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形势都非常糟糕，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保持高速发展趋势。也就是说，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两极分化。
我们主要贸易伙伴的情况甚至更差。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深陷债务危机泥潭。十年前欧元成功诞生，对美元地位提出挑战，但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本身存在不稳定性。尽管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却没有形成经济联盟，导致结构性政策协调机制的缺失，经济管理机构也无法发挥作用。美国次贷危机后，这一矛盾全面爆发，威胁到欧元区的稳定，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由于缺乏转移支付机制，德国不得不援助债务危机国，并要求其削减财政赤字，改革银行体系，以遏制危机的深化。就目前的救助措施来看，欧盟正逐步走向财政一体化，并且通过建立欧洲货币基金来援助和规范债务危机国。我相信经历危机后的欧盟和欧元将更为强大，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更彻底的债务重组，导致其短期经济增长乏力。因此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和全球经济很难从欧洲得到帮助。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情况更为糟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金融泡沫破裂，日本经历了二十年的通货紧缩。不仅如此，日本的老龄化问题严重，到本世纪中叶，其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比例将达到1:1。因此，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样很难从日本得到帮助。
幸运的是，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繁荣发展。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发展中国家总产出占比已经达到50%，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75%。未来十年，新兴国家全球份额将至少达到三分之二。尤其是中国，未来将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其经济增速出现短暂下滑，但良好的财政状况使其具备较大操作空间。伴随财政刺激计划的实施，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强劲。
新兴国家目前的主要挑战，在于限制扩张以防止通货膨胀深化;但如果紧缩政策力度过大，则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冲击。不过我相信，这些国家能够控制助其经济扩张速度并避免陷入衰退。因此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新兴国家发展变化，通过制定适当的贸易政策保证经济稳健增长。
提振就业和出口
美国国内经济当前面临两难困局。一方面，经济增长缓慢且失业率高企，需要大规模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和债务总额却快速上升，这限制扩张性政策实施。处理这一困局有两种常用的方法：一种是紧缩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相组合，一种是通过财政措施提振信心，但为避免影响经济增长应把握实施的节奏。
然而，美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结构性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通过负债消费、房价高企、政府赤字和宽松货币四个渠道使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上述途径对经济推动作用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我们必须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并使其回到可持续增长路径。为实现充分就业，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中保持3%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这需要大规模扩张出口的同时减少贸易赤字。为扩大出口规模，我们需要增加私人投资以增强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美国需要至少保持十年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
奥巴马总统给出5年内出口总额翻番的目标，但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在2020年实现出口份额占比翻番，也就是说从目前的10%升至20%。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消除贸易赤字，从而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尽管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复苏需要制造业的拉动，但我认为大力出口服务业才是美国未来平衡经常账户的核心。美国的服务业相当发达，服务贸易常年顺差且绝对量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大力出口服务业有助于平衡经常账户逆差。除此之外，美元贬值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也有利于美国平衡国际收支。
【短评】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主任及创始人之一，这个以研究国际经济知名的智库被媒体和国会公认是“非党派”、“中立”的，这在美国非常罕见，因为绝大多数智库都有很强的倾向性。过去30年间，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国际间银行标准的推动及美元对欧元及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其研究成果都有直接的影响。
伯格斯滕长期关注中国的发展，中美“g2”的构想最早就是由他提出的，其最新一本著作名为《中国的崛起：挑战和机会》。本演讲的原题是《美国经济，超越短期策略》，其中特别强调了提振出口增加就业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使用汇率与贸易摩擦策略，也可以增强研发竞争力，并着力于服务业等比较优势领域。伯格斯滕强调了后者，但也没有放弃前者。
同样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可以敦促美国少在汇率和贸易壁垒上打主意，也可以通过扩大进口实现互惠从而保证出口。“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放开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只是一个部分，真正庞大的进口需求在于国内普通消费者和企业主的决策;而看看出境旅游的购买力就知道，后者受到相对价格影响多么显著。所以如果我们更多立足于国内的结构性改革，比如对税收体系，特别是消费税政策重新评估和调整，不仅能够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增进国内居民的福利，而且有利于实现贸易平衡和自身出口的可持续性。(史晨)
(译者系注册金融分析师，编者系《财经国家周刊》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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