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数据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下面是关于大数据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希望你们喜欢。

　　abstract：as a profound social revolution, big data is bringing about tremendous changes with its prominent features of correlation and sophistication, mass information and diversified ways of exchange.it replaces causality, weakens accuracy, objectivity and the oneness of truth, reshaping people's cognitive and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breaking the consensus on mainstream ideologies.not only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promotes the opennes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kinds of we-media, and provides more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of multi-ideological trends, multi-cultures and multi-ideologies, bringing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its security in our country.in this context, it is urgent for us to seriously study the impact of big data, strengthen ideological concepts, using big data and various emerging media and the interne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our country.it is a task that we integrate and guide pluralistic trends of thought, multiculturalism and pluralistic ideologies with marxist ideology and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enhance the guiding role of mainstream ideologies, and provide a strong ideological basis and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socialist cause in the new era of xi jinping.

　　keyword：age of big data; ideology; ideological discourse right;

　　大数据作为一种数据分析方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使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成为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预示了大数据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他指出:“如果说ibm的主机拉开信息化革命的大幕, 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华彩的乐章。”[1]7迈尔-舍恩伯格等人撰写的《大数据时代》一书, 则更明确地认为, 大数据开启了一种十分重大的时代转型。大数据的广泛采用, 把互联网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由此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这场变革对我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不仅带来了新的机遇,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甚至风险[2]2。这场变革也极大地影响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的建设。我们看到,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空间情势的信息化和各种网络媒介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强烈的渗透性成为新的问题, 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性也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威胁, 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导致意识形态的混乱和价值体系的分化和解构。因此,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 积极应对, 确保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使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

　　大数据始终是一个变化的概念,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这个时段的大数据在下一个时段内就极有可能不再是大数据, 也就是说, 对于大数据的界定将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尽管如此, 学术界对于大数据的特征却有共同的认识, 一般说来, 大家习惯用4v加以描述, 即volume (大量) 、velocity (快速) 、variety (多样) 和value (价值) 。在这一方面, 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接受迈尔-舍恩伯格的观点。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合作撰写了《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 认为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 它的核心就是预测, 它早已经成为了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 并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大数据将为人类的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大数据时代的特征是海量信息。迈尔-舍恩伯格因此认为, 世界本质上是由信息构成的[3]125, 海量信息及其混杂性, 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颠覆了因果关系的认知模式。因果关系认知模式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巨大的作用。休谟的怀疑主义消解了因果关系这种认知模式的必然性, 但他并没有否定因果关系的作用和意义。休谟认为, 任何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都不是由先验推理获得的, 而完全是我们的经验建立起来的,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现象恒常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种经验, 因果关系就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经验。休谟认为, 这种因果关系只是一种习惯性联想, 是事物总是相继出现产生的联想。虽然如此, 休谟通过强调习惯是人生的伟大导师而仍然肯定了因果关系这一认知模式的价值。迈尔-舍恩伯格认为, 在大数据时代, 情况完全不同了。在迈尔-舍恩伯格看来, 因果关系完全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 因为人们无法经验到与某个事物相关的所有信息, 所以才会产生因果关系的认知模式。大数据的采用改变了一切。在大数据分析中, 全部社会经验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具有前所未有的效用, 完全打破了过去人们一直坚信的因果关系, 展现出一种作为全部社会经验整体的一种“相关关系”。过去是因果关系, 现在是相关关系。在这种相关关系中, 我们能够发现与某个变化的事物相关的所有变化的事物, 能够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变化。迈尔-舍恩伯格认为, 我们只能找到这样一种变化或多种变化, 但是我们却不能发现导致变化的原因, 也很难就此预测变化的后果。因此, 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 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被对相关关系的关注取而代之,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只关心“是什么”, 而不去关心“为什么”。正因为如此, 大数据颠覆了人们过去的思维方式, 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第二, 消解了精确性的追求。精确性是人们认识事物、做出决策的一种期望和目标, 在知识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作为一种认知模式, 精确性与价值和有效性紧密相关。大数据抛弃了过去一直采用的抽样调查的统计学方法, 作为全部经验总体的相关关系的引入, 更多、更大量的信息进入视野, 借此我们能够知道一种现象的全部历史, 也能够从相关事物的相关关系中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在这种状况下, 对我们来说, 最有用不是过去所追求的那种精确性, 而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弄清事物的轮廓以及它的大致脉络。混杂性不仅使我们必须这样, 而且也提供了可能和便利。大数据分析的巨大价值和有效性正在于此。

　　第三, 颠覆了客观性的追求。客观性与真理性紧密关联, 作为一种标准在知识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大数据时代, 情况完全变了, 客观性和真理的唯一性遭到解构。大数据对于全部社会经验的整体呈现, 也带来混杂、模糊, 甚至混乱。我们置身于全部的人类经验之中, 既有个人的全部历史活动, 又有人的理性行为, 也有意志、心理、意欲等等这些非理性活动。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能够运用大数据的海量信息了解过去和现在, 做出评估, 以便实行更为有利的选择, 主观性代替了客观性, 成为一种新的尺度, 它所确立的东西, 迈尔-舍恩伯格也称为“事实”, 但它完全不是过去那种客观事实, 他称之为“主观事实”。迈尔-舍恩伯格认为, 与过去那客观性事实不同, 这种“主观事实”是主体在作为整体的全部社会经验的基础上以相关关系建构出来的, 它的核心并不是某个事物或某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或为什么会这样, 而是要弄清楚这个事物或现象给我这个主体呈现的是什么。因此, 真理的绝对性消解了, 真理成了一种相对的关系, 寻求绝对真理成为一种费力耗时而且低效的行为。

　　第四, 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重塑了人们的交往关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现,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发展阶段决定了人们的物质交往方式, 也决定了人们的精神交往方式, 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体现出来。大数据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大数据消解了因果关系的认知模式, 代之以一种广泛的、极具混杂性的相关关系, 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社会活动与社会交往。首先是主体的改变。因果关系的消解, 精确性和客观性的弱化, 以及真理的唯一性的淡化, 影响和塑造着个体的思想方式及其独特的生活方式, 把个体化、异质性和多元主义推向新的发展水平。其次是交往关系的改变。大数据时代网络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 催生了“社交网络在线化”, 各种社交网络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异彩纷呈, 出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况, 形成各种不同的社群关系和“社群意识”, 社群成员对社群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大数据时代人们交往关系的一个突出方面, 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诉求及其评价。

　　大数据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 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舍恩伯格、库克耶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导致的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 认为数据正成为巨大的经济资产, 成为新世纪的矿产与石油, 将带来全新的创业方向、商业模式和投资机会。我国学者张兰廷认为, 大数据是基于多源异构, 跨域关联的海量数据分析所产生的决策流程、商业模式、科学范式、生活方式和关联形态上的颠覆性变化的总和。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数据处理技术, 能更为有效地集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库, 为决策者决策提供重要的数据集成和决策支撑[4]29。不仅如此, 大数据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建设带来新的情况和复杂性, 必须严肃对待, 认真研究, 找到合理有效的对策, 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二

　　大数据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重大变革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也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一些挑战,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非意识形态化问题。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是当代多种流行社会思潮中的一种思潮由来已久, 大数据又为这种思潮提供了一些机会。如何理解大数据, 目前尚未达到一种高度共识。大数据的观念虽然已经深入人心, 大数据分析也从各个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关于大数据的性质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 核心在于大数据是否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很多学者大多局限于技术的、微观的层面, 把它仅仅看作一种分析手段, 淡化甚至否定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地位受到质疑。

　　在这一方面,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埃斯蒂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着名专栏作家徐子沛在《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一书中引用丹尼尔-埃斯蒂的观点说:“尽管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商业领域和体育运动领域的决策过程, 但联邦政府对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还仅仅处在一个开始的阶段。要实施‘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 我们不仅要使用新的技术、还要改变目前的决策过程……然而, 一旦打破这些障碍, 我们将从中获益:政府将更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负责, 引导政府前进的将是“基于实证的事实”, 而不是“意识形态”, 也不是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机遇就在眼前。我们现在需要具有远见的政治领袖立刻抓住这个机遇。”[5]这是一种强技术主义观点, 主张在国家治理中必须摆脱甚至消除意识形态所带来阻碍, 事实上, 这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一种当代表达。

　　第二, 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的复杂情势及网络安全问题。互联网带来了各种社会思潮广泛、迅速地传播和流行, 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大数据的出现加剧了这种态势。大数据背景下网络空间情势产生了巨大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前所未有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了挑战, 构成了威胁。

　　因此, 网络安全成为当代中国一个十分重要和十分困难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把握了这一新的情况, 把网络及其安全问题提升到强国战略的高度。2016年4月19日, 中央专门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古往今来, 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 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从世界范围看, 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 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特别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较大风险隐患, 网络安全防控能力薄弱, 难以有效应对国家级、有组织的高强度网络攻击。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 我们当然也不例外。”[6]530互联网具有鲜明的特性, 一般认为虚拟性、平等性、开放性和多元交互性为其四大特点和内容。从网络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来看, 这些特点和内容都深刻和内在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了挑战, 成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开放性或全球性作为互联网的本质性特征, 使它附带存储的大数据产生了新的特点:首先, 它打破了地域、国家、民族和文明间的原先固有的界限, 使各类主体和信息间的自由交流得以实现。我们看到, 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交流事实上是没有界限的, 它是完全自由的。这一点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 它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等级和文化隔阂,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了文化霸权, 使不同文化主体能够平等交往, 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带来了新的天地和广阔的前景。这是其有利的方面。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 信息的广泛性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不分国家、不分民族的数据、信息混然杂存, 在淡化人们的国家意识的同时, 也使某个国家、政府对于庞大信息的管控能力大大降低。从近年来的状况看, 我国网络空间中混杂很多资本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 网络媒介除具有上述特点外,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特点就是网络传播的广泛性导致传播主体趋于大众化和平民化, 传统媒介传播主体的精英化被彻底打破。在网络传播中,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作为主体和成为主体, 每个网民都可以作为传播者发布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 每个网民都可以作为和成为信息源。这样一来, 发布和传播的信息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大大弱化甚至消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网民都具有专业知识, 都经过系统训练, 即便不是错的, 但也通常缺乏整体性和逻辑性, 导致通俗化的发挥和碎片化的理解甚至应用。在一般性知识领域, 这个问题也许并不是十分严重, 但就意识形态问题来说, 这很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甚至负面作用,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 情况更是如此。一般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讨论或评论可能带来的直接风险在于,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走向平民化, 其权威性就会大打折扣。不仅如此, 而且那些通俗化、碎片化理解和阐释, 在割裂系统性和一贯性的同时, 还极有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当然, 我们还必须看到, 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 还有一个巨大的潜在性风险, 即为某些敌对势力留下可乘之机, 使他们能够利用广泛覆盖的信息传播体系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 削弱甚至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

　　大数据的出现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又使这一状况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大数据依靠现代科学技术, 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它是在探索和挖掘互联网巨量的信息价值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 与互联网紧密相关, 具有大容量、多样性、速度快和价值性的鲜明的、突出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 为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切实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许多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同时, 我们还要充分考虑我国互联网的普及性。据统计, 我国有众多网民, 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 如何利用网络大数据先进的技术手段和互联网的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 在确保网络安全的同时, 抑制或消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对广大网民的思想影响和控制,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适时地、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对我国广大网民进行正确的思想影响和意识形态引导, 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

　　第三, 文化多样性多元化问题。文化多元化是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全球化的不断展开, 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带来了可能性和机遇, 同时也为西方话语霸权的形成和意识形态控制带来了可能性。全球化散发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的强烈倾向, 这种经济的一体化在许多方面不断加强着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状况, 而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的多元化不过是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表现形式。

　　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过程中, 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试图建立和强化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或领导地位, 话语权成为国际竞争中的焦点性问题。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经济利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 以便构建一种自己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和意识形态认同秩序, 最大化地获得自己的利益、体现自己的意志。结果是世界同质化不断加深, 西方霸权话语取得唯我独尊的优势地位, 其他国家, 尤其是弱国不断陷入一种被动、从属的状态而无法自拔。自现代性发轫以来,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西方发达国家在确保自己利益的同时, 也利用它们的强大实力谋求霸权, 并在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建构和推行他们的话语霸权。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现实。詹明信认为, 文化是理解时代特征的重要手段。文化现象并不是和全球化现象对立的东西, 从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 它完全是全球化现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全球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资本的任意流动和信息的自由传播也逐渐形成并成为引人注目的东西, 各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展现出来。有人欣喜若狂, 把这种东西称为文化多元化而大加赞扬。事实上, 这只是表面现象。这样看来, 文化多元化对不同的国家而言具有不同的涵义:对于西方国家而言, 文化多元化实质是文化一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完善统一;而对其他国家而言, 文化多元化则是自身文化及其传统受到伤害的一种表现, 正因为如此, 它根本不是文化解放、文化自由的一种期望, 而完全是文化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当代文化发展的状况看, 我们不能不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所谓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一个本质特征。

　　正像全球化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一样, 文化多样化也不是一个完全自然的现象, 它实质上是被引导和控制的, 或者换句话说, 它是西方国家建构和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只要看看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表现的种种行为和制造的种种事端, 比如一些国家以民主、自由为借口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甚至颠覆别的国家, 我们对此就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不仅如此, 他们一方面不断地宣扬“普世价值”, 制造“意识形态终结”的假象, 一方面又大肆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到别的国家, 达到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化的目的。这是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生态的一幅十分奇特的图景。

　　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各个阶层甚至一般民众的生活。我们看到, 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思潮的推动下, 西方国家的思想理念、价值理念、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大量涌入中国, 致使中国的社会思潮出现较强的多样化态势,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 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党中央敏锐地觉察了这一问题。党的文件指出, 当前“社会思想空前活跃, 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 各种文化相互激荡, 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的趋势, 错误思想的影响难以避免。思想理论领域杂音、噪音时有出现, 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滋长”[7]。党的文件深刻表明,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多元纷然杂陈的时代, 其中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等交叉对抗, 相互激荡, 相互较量, 社会思潮复杂多变,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带来了挑战, 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所有这一切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一个紧迫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说形形色色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那么, 各种各样文化的流行所催生的种种社会思潮则更成为一种严峻的挑战。近年来, 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 竞相登台, 千方百计地影响我国的政治选择和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诸如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 五花八门,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多有表现, 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思潮, 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 有些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但都以某种方式或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阐述和发挥, 主观上或客观上削弱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了一些混乱。更有甚者, 还有一些人包括一些有名望的专家学者, 公开宣扬一些错误观点, 有人强调“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有人主张儒教救国, 宣扬“重建儒教, 用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还有人沉溺于西方宪政民主的神话, 认为“西方的民主宪政理念具有普世性”, 而这种普世性的民主宪政才是中国的真正未来。这些社会思潮, 通常具有某种精致的学术包装, 与一般民众的观念或意识不同, 它们具有系统性、理论性, 同时它也具有隐蔽性、渗透性, 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等在全社会广泛流布和传播, 以获取更多、更广泛的民众认同和社会认同。它们具有强烈的引导性, 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及其价值选择。正如党的文件所表明的那样, 这些不同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以及与它们相互影响、共同存在的各种社会思潮, 已经成为思想文化领域和舆论领域的杂音和噪音,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严重干扰和消解作用。它们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争夺地盘甚至分庭抗礼, 而且还试图通过影响国家方针政策, 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吸引力, 在思想观念上把中国引向另外的方向。

　　这些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绝非空穴来风,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 它们都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根源。它们既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变化有关, 更与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 对其他国家推行的文化渗透与文化入侵有关。我们可以说, 它们既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某种回响, 同时又是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战略的一个从属部分。这个战略的一个核心之点就是抑制或改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大数据时代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关系到国内的和谐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8]153因此, 我们必须面对挑战, 认真研究, 制定对策, 在同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中确立和巩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科学技术创造了新的时代和新型社会, 开启了新型文明的伟大历程。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它造福人类的同时, 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甚至灾难性后果。仅就意识形态领域而言, 科学技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科学技术的价值中立, 这是超意识形态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一种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不断彰显和加强了工具理性的统治性力量, 人才、科技的竞争和不同国家间综合国力的竞争, 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 具有了强烈的战略性意义,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一个直接性后果, 就是导致整个社会层面对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立的轻视。表面看来, 科学无国界, 技术具有某种价值中立性, 然而从深层次看, 科学与技术都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功能。科学技术自身虽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但是科学技术的产品却具有某些意识形态功能,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推动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和立场。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 自然科学往往通过技术与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产生联系, 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技术会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 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 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9]410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对技术与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正确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大数据时代, 认清大数据的本质及其与意识形态关联。如前所说, 关于大数据和意识形态的关联一直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与丹尼尔-埃斯蒂教授不同, 国内外也有很多学者认为, 大数据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对大数据讨论中, 有一种观点认为, 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 大数据都是一视同仁, 决不厚此薄彼。在《互联网冲击》一书中, 拉尼尔也坚持同样的见解。拉尼尔指出:“对数字技术的推崇使人们变得一无所有, 而这是可以避免的。从长远来看, 技术的进步仅仅意味着失业者增加, 或者最终导致社会动荡, 这是我们作茧自缚正在形成的迷局。”[10]

　　我国学者李国杰认为, 大数据不仅会引起一场科学思维与研究方法的革命, 而且大数据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将成为一种重要战略资源, 是一个国家数字主权的体现。国家大数据战略应该能够覆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媒在内的各个重要领域。李国杰指出:“在大数据领域的落后, 意味着失守产业战略制高点, 意味着国家安全将出现漏洞。因此, 我国需要尽快制定国家大数据战略。”[11]正因为如此, 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大数据, 把它视为国家发展战略一项重要内容。早在2012年, 美国就出台《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 把大数据视为国家核心资产, 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把大数据研究提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 成为它们1993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另一项重大科技部署。

　　一个无须讳言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是, 任何发布出来的信息和传播开来的内容, 都不会是单纯的信息或消息, 它内在地具有某种价值倾向, 我们可以说, 大部分信息及其内容都具有某种思想性, 都具有潜在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 我们看到, 网络和以及与之共生的新型传媒系统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信息通道, 它从来都是某种文化和思想甚至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流传于网络空间中的许多信息或内容, 都隐含着某种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 具有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色彩, 因而有着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塑造能力。网络空间中的许多新产品, 甚至交互式电视、多媒体、光盘、摄像机, 乃至网上图书馆等等这些文化产品, 都很可能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正是借助于这些技术和新产品, 互联网以及与其共生的许多种新型媒介, 能够快速和广泛地把某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传播, 并使其落地生根。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网络传媒影响着意识形态, 加强或削弱着它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与时俱进, 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和要求。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造成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过去分散、独立的网络变得高度关联, 交流、合作、互动、博弈成为一种新常态, 它们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发挥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强烈的影响, 随着对大数据的全面认知、收集、分析、共享,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视角, 建构着完全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法。人们思想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数据时代以及与之共同到来的信息风暴, 正在全面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思维, 过去的社会及其秩序遭遇着不同程度的解构, 但同时也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加以重建和重构。如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和管理意识形态, 以相应的和有效的措施建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引领多元文化和种种社会思潮, 以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变得越来越需要, 越来越紧迫。

　　既然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出现和发展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带来了挑战, 那么, 应对这一挑战, 做意识形态工作, 确保其话语权, 就必须充分了解、认识和理解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特点, 充分利用这些特点。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传媒, 与传统媒介完全不同。“没有中心”是作为媒介的互联网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从其诞生之日起, 它就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烙印。互联网的“没有中心”性, 使它完全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 创造了一种全新信息发布和传播模式, 这就是它的即时传播和网状发布模式, 这种模式和功能, 消解了传统信息传播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集成, 把互联网、移动平台、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等有机地融为一体。“没有中心”的网络空间, 展现出强烈的碎片化、多元化特征, 任何网络参与者都具有平等的权利, 人人平等, 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绝对化状态。不仅如此, 互联网还拒绝权威, 任何部门的干涉都难以奏效, 结果是传统媒体中的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明确界限被彻底打破, 人们在传统媒介中对于信息中心的倚重也因此受到彻底颠覆。人们的无限自由的空间展现出来, 信息选择完全自由, 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自主性, 因而更加多元化。所有这一切, 都使网络传播的内容更加广泛, 话语主题和主题话语纷然杂陈, 多种多样。网络舆论, 不管是什么内容和主题都可以出现, 其生成速度和传播速度极为迅捷。在所有网络舆论中, 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或相悖的舆论, 最易受到转发和追捧, 瞬间就可能惊涛骇浪, 难以掌控。网络的信息的即时性和广泛性, 严重影响了传统媒介, 甚至危及到它的生存, 事实上, 作为传统媒介信息中心载体的报刊、电视等, 其影响力正在不断弱化, 而以“没有中心”为其特征的网络媒介, 如微博、微信、论坛等等, 已经成为大众重要的信息来源, 与传统的报刊、电视相比, 这些网络媒介更加难以控制。事实上, 微博、微信、论坛等等网络媒介巨大发展以及它们自身具有难以控制性, 在一定程度上, 减弱了政府和理论主管部门对于信息传播和舆论的监管能力和监管作用。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使这一状况更加多变和复杂。由于网络信息发布和传播的快捷性和交互性, 不同性别、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和不同阶层的网民可以迅速聚拢, 形成巨大的网络空间, 表达一致的或不同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对于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难以控制, 对于他们的舆情需求也往往难以真实判断。虽然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线获取每条言论的转发量、评论人数、点赞人数, 借助大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表列出全部网民的愿望和利益诉求, 但是复杂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因为这种统计和分析, 很难分辨出某些网民的话语的真实程度。有的点赞和呼喊是别有用心的, 有的点赞和呼喊则可能是网络水军的单纯的造势行为。大数据造就了巨大的网络空间, 大数据时代赋予每一个网民一种权利, 一种带有某种绝对性的权利:每一个网民都能成为发言者和传声筒, 而任何一种发言都可能受到关注, 形成强大的呼声, 具有某种压倒性的力量。虽然网民的强大呼声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情形并不总是这样, 在某些甚至相当多的状况下, 网民的呼声并不是正能量的, 而具有某种盲目性, 传达着某种非理性的东西。这样的呼声极易造成理论上的偏差和思想上的混乱, 严重的则可能削弱甚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伤害其主导地位, 从而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网络安全问题的真实意义所在。

　　无论如何, 我们都必须重视新媒体以及新媒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联系。事实上, 这些新媒体发布的信息以及它们所催生的一些社会思潮, 已经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和困难。而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巨大发展, 会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遭遇许多新的和更大的挑战。因此, 在新媒体时代, 我们必须从观念上和实践中密切注意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新动向, 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防范和正确引领多元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 以切实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促进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首先,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有效引领多元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 消除其错误和不利影响, 把它们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使其充分发挥正能量。其次, 我们必须尽快以法律理念和手段管理和规范新型媒体, 把新媒体管理的立法和实施意识形态安全的各项措施有机结合起来, 确保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从法律上保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民众思想和价值选择。第三, 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各种新媒体技术, 认识和理解它们和意识形态自身之间的那些信息性关联。在新媒体时代, 信息通常是借助新型媒体通过声音、文字、图形、影像构成一种复合形式而呈现出来, 一旦出现, 就能即刻覆盖全球。无论什么信息, 诸如思想文化信息、民主政治信息、社会生活信息等等, 其发布和传播都是这样的, 甚至我们司空见惯的那些捕风捉影或蓄意制造的虚假信息, 其发布和传播也是这样的。新型媒体和意识形态自身之间的那些信息性关联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新媒体双向互动性使信息内容的片面性增强, 易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二是新媒体传播格局使大众参与性增强, 易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三是新媒体传播过程的裂变式特征, 易导致网络谣言生成和蔓延, 从而严重影响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12]。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些特点, 是新媒体时代做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 那就是政府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的职能和作用, 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政府一般通过控制传媒、运用内容和目标导向来形成统一的舆论, 以此来主导社会意识形态;或通过控制信息, 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13]

　　如何应对多元文化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所带来的挑战, 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与以往的时代不同, 当今时代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它的分散性和多元性, 这一特点既使社会思潮趋于分化和多样, 也使它们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处于强烈的交锋、交流和交融之中。必须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 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形成新的认同和共识。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吸引力, 真正建立和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及其主导地位。骆郁廷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 同时社会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多样。面对其他社会思潮, 我们既要引领整合, 也要亮出底线。”[14]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态度。否则, 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增强和巩固权威性指导地位就是一句空话, 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 《求是》杂志一篇题为《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文章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 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 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 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5]这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中尤其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中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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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李国杰, 程学旗.大数据研究: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2 (6) .

　　[12]曾长秋, 聂智.虚拟社会的意识形态整合及其路径[n].人民日报, 2012-07-05.

　　[13]黄丹.牢牢掌握新媒体时代话语权[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 2012 (1) .

　　[14]骆郁廷.论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的文化话语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