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

发布时间:2021-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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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篇一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致谢: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云南大学环境科学系段昌群、王焕校教授以及公共管理学院董继美教授的审阅指正,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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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篇二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定位

  [内容提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新的世纪必须把握住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必须寻找自己发展的独特之路,同时也应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优良的社会环境。除了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外,还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制定出合理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了保持自身政治制度的活力,为探索出一条渐进的政治改革之路而不断努力,首先应为政治制度合理定位。这些定位具体表现为:必须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必须清楚自己变革的动力;必须掌握不变与可变的边界;必须具有居安思危的防范意识。

  [关键词]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层次 改革开放

  人类的脚步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必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她除了一如既往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外,必须考虑政治制度与之协调发展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为了保持和发挥政治制度的活力,必须不断地寻求一条适宜的渐进变革之路。但是,在风云变幻的时势制约之下,应首先为政治制度进行合理定位,从而明白自己发展的起点及其空间。在我们看来,这些定位主要体现为:

  一、必须坚持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的逻辑

  追溯历史,晚清政府之所以陷于一条被动的、曲折的、代价高昂的生存和发展道路,就在于没能够掌握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没有坚守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的逻辑。在我们看来,这首先集中表现在处理中西之关系上。晚清政府以奕訢、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变革哲学,这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在此哲学的指导下,晚清政府先后进行了诸多改革。但不幸的是,甲午战争后使清政府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它的信誉与权威也近乎扫地。于是,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政治制度领域。随着戊戌变法的失利和新政运动的受挫,这种不成熟的改革又草草收场。原本想借新政运动来粉饰衰败的王朝气象,但是苦难深重的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旧制度的折磨,辛亥革命便将之送入历史的垃圾堆。这说明拿西方文明为富强工具的急功近利作法,并不一定能赢得民众的认同。再者,即使它找到了自己腐败的政治痼疾之因,由于它的变革始终停留在维护君权独尊的一元化思维模式中,没有给民众提供应有的政治参与空间,也只能接受夕阳西下的命运。其次,表现在处理古今之关系上。晚清政府坚持"中体西用",不过是认为自己的历史传统具有至上的优势。而今天所承继的历史传统是来源于先人的,这又启发了清朝的统治者们,必须坚持崇古贬今的主张。而所谓的"今",主要是指从国外传入的东西。即使不完全排斥"今",他们也会拿一些托辞来抬高自己,比如"西学中源说"。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崇古贬今,都是想坚持以自己的发展为本位。以自己的发展为本位自然是对的,但是不能走教条主义的路子,必须坚持变革的逻辑和合乎时代潮流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后,也面临如何处理中西古今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今天能走上一条适合自己的自主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也是在探索处理这些关系的恰当方式的长期过程中取得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来处理中西古今关系。这些原则,总的来看不失为解决此问题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但是具体执行起来,也不免出了一些差错。例如,在意识形态处于论争和对峙的时代,我们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持敌视和批判的态度,因此对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进行改造,导致我们对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由于对西方市场经济的无知,在发展国民经济时一味地排斥或者取消市场,不要商品经济;由于憎恨封建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改造与打倒的态度,具体表现为"“”"期间的"破四旧"。以上种种,可以说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决该问题的指导方针。不过,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比如,由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的认识不清,直接影响了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延误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步伐;由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具体实践时把经济作用过分夸大,导致对教育的忽视,对中国公民思想文化道德建设的重视不够。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以创新精神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指针,无疑为我们解决中西古今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这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在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选择地吸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思想创新,中国共产党也才能真正成为先进的社会文化、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才能早日建设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家。

  综观上述,我们必须在变动不居的世界形势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来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更要解决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我们认为,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始终是当代中国本位性的主题。

  二、必须义无反顾地继续进行改革开放

  既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是本位性的问题,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自然不能回避生存和发展这一主旋律。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动力来自哪里?我们认为,这种生存和发展动力决不能靠模仿西方,它必须依靠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当然,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全盘改革和全盘开放,也不是采取放任自流的作法,它必须有自己的限度和范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在此限度和范围下,寻找自己发展的方向和革新的驱动力。那么,什么是改革开放的限度和范围呢?

  我们认为,改革开放的限度是指改革开放必须在一定的框架和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来进行。所谓的"一定框架",是指由根本的制度、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政治社会总格局;所谓的"一定的社会背景",是指不能脱离现实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个大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打开局面和顺利推行,必须首先认识到中国政治社会的总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一般而言,在当代中国,我们所说的根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性原则)、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思想,也即最高意识形态)。这些根本的制度与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是改革开放迈向正确的轨道和方向的保障,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法宝,是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支撑。在清楚了改革开放的限度后,我们还应知道,改革开放的范围是受制于改革开放的限度,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限度规定了改革开放的可能空间。改革开放的可能空间,既不可以随意扩展,也不能任意突破。它是指对基本的制度和具体的工作制度的改革开放。这些基本的制度和具体的工作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原则和思想的体现,它是根本制度与基本原则和思想的合法性证明以及强有力的系统支持,而不是超越与背叛。

  明确了改革开放的限度与范围及其关系,这对于我们树立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发展意识、竞争意识、大局意识以及世界意识,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有更深入的认识。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愚昧、落后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一般而言,越落后、愚昧的国家越怕改革开放;越不改革开放的国家就越落后、愚昧。同时,越不改革开放的国家,它就越难适应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冲击。这既是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恶性循环,又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其次,改革开放必须是真改革、真开放。改革不能走过场,不能大搞形式主义;开放不能流于表面,必须全面深入地学习借鉴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再次,必须警惕盲目的排外主义和盲目的拿来主义。盲目的排外主义,导致的是闭关锁国,是愚昧落后;盲目的拿来主义,导致的是民族虚无主义,是集体信仰与记忆的丧失。最后,改革一定要成为开放的前提,并且保持二者的统一性,开放必须有效地推进改革。也就是说,改革与开放一定要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两翼。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在改革开放的限度与范围的双重制约之下,探寻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持续的发展动力。在我们看来,正确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前途;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命力。

  三、必须明确自己不变与可变的边界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既然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一大环境,它的不变与可变的边界,也必须在此环境下来确定。换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命运必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途联系与协调起来。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变与可变的边界呢?要分清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变与可变范畴,必须对政治制度系统有一个层次划分。在我们看来,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本制度,第二个层次是基本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具体工作制度。[1]在这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居于第一位的,第二、三层次是居于第二位的,它是从第一个层次派生出来的,是受制于第一个层次的。

  根据我们对政治制度系统的层次划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变,就是指坚持根本政治制度的不动摇。这里关键要搞清楚什么是根本政治制度。在当代中国,所谓根本政治制度,指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些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它才能为自己的生存与革新提供根本的保障。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可变必须在其不变的前提下来进行,也就是这种可变必须在根本政治制度的指导下确定自己合理的发展空间。具体来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可变指的是执行根本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包括规则、程序、方式)的可变。在今天的中国,贯彻这些根本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主要指的是哪些呢?一般来说,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自治制度等及其相应制度的实现规则、决策程序和运行方式。这些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具有发展性和开放性,它是由中国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本位性决定的,更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精神的现实反映。但是这种发展性与开放性决不能不顾中国的国情,也不能摆脱根本政治制度的限制。

  另外,对于一个根本政治制度本身而言,它还可以做出三个层次的划分。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就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系统而言的。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来看,处于第一层次的根本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它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邓小平曾指出过:"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 [2]处于第二层次的基本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选举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党内生活制度。这些制度是规范机构运作与党员行为的法定程序和有效规则,它们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处于第三层次的具体工作制度包括党委会及其会的议事规则、决策方式及程序等。这些制度是维持各级党组织日常生活工作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

  [3]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三个层次,我们就自然清楚了这一制度哪些是不能变的,哪些是可以变的,即使是可以变的,也必须分出轻重缓急。比如,现下我们说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加强党内民主化,这首先是针对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说的,其次也包括其他参政党。如何加强党内民主化?我们如果清楚了我们政党制度的三个层次,就自然会把改革的重心放在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改革做好了,我们才逐渐改革第二个层次,不管是改革第三个层次还是第二个层次,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其实质就是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地提供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理中国社会的合法资源。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要不断改良中国的政治生活,是要建设更加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此,它就必须在不变与可变的双重约束下,不断地寻求自己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及其合法空间。

  四、必须具有居安思危的防范意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制约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除此之外,她还必须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的挑战与威胁。这些挑战与威胁既有正面的和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和消极的。笔者在这里主要考虑负面的和消极的一面。它又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利用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大做文章,进行有意的非难;另一类是利用国内思潮变化的动向,拿一己之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来任意评判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故意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就第一类来看,典型的做法是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拿官员腐败问题来非议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认为,官员的腐败并非中国今天独有的现象,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顽疾。我们决不回避这个难题,必须竭尽所能地解决它。但是我们决不抱持一劳永逸的姿态,更不能存有彻底解决此问题的天真想法。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环境下来应对,它要求我们去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而不是要全盘否定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一个稳妥展开的过程,我们决不能草率行事。它要求中国必须有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领导集团,必须有一大批学识渊博和见解独特的政治学家群体,必须有庞大的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真诚爱国心的中国公民群体。

  就第二类来说,典型的做法是拿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有一个理智的认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各个国家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在我们看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发达,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它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适用边界。同样,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也是特有的历史和现实之产物,它自然也有自己的优势和适用范围。因此我们不能任意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批判、取舍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些企图使西方的民主政治价值观普世化的人,不仅是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的亵渎,也是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滥用和不尊重。对于西方国家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时常用上述办法来攻击中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理性判断,不要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更不能成了满足别人的野心和阴谋的工具。

  对于上述两种做法,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态度,即那些借着诋毁中国官员腐败之名,根本否定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那些借着颂扬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之名,彻底抛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径,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防范意识,在未来的意识形态较量中,站稳自己的立场,看准自己的方向,走好自己的道路。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了新世纪继续保持与发挥自己的活力,就必须进行合理的定位: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约束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已无法去先天地选择何种政治制度,但是改革这种制度却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而上述合理定位,就为我们改革政治制度支撑起了稳固的平台。

  注 释:

  [1] 如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系统进行层次划分,学者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笔者采取的划分,主要借鉴了国内学者郭定平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所作的三个层次划分。见郭定平著:《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对政治制度要进行层次划分,必须从制度外和制度内两个方面考虑。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页。

  [3]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的三个层次的内容具体指什么,学者们也没有一致意见。笔者采用了王邦佐先生的观点,见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2页。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三个层次,我们就自然清楚了这一制度哪些是不能变的,哪些是可以变的,即使是可以变的,也必须分出轻重缓急。比如,现下我们说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加强党内民主化,这首先是针对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来说的,其次也包括其他参政党。如何加强党内民主化?我们如果清楚了我们政党制度的三个层次,就自然会把改革的重心放在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改革做好了,我们才逐渐改革第二个层次,不管是改革第三个层次还是第二个层次,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其实质就是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地提供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治理中国社会的合法资源。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要不断改良中国的政治生活,是要建设更加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此,它就必须在不变与可变的双重约束下,不断地寻求自己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及其合法空间。

  四、必须具有居安思危的防范意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制约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除此之外,她还必须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不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的挑战与威胁。这些挑战与威胁既有正面的和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和消极的。笔者在这里主要考虑负面的和消极的一面。它又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利用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大做文章,进行有意的非难;另一类是利用国内思潮变化的动向,拿一己之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来任意评判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故意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就第一类来看,典型的做法是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拿官员腐败问题来非议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认为,官员的腐败并非中国今天独有的现象,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顽疾。我们决不回避这个难题,必须竭尽所能地解决它。但是我们决不抱持一劳永逸的姿态,更不能存有彻底解决此问题的天真想法。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环境下来应对,它要求我们去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而不是要全盘否定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基本制度和具体工作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一个稳妥展开的过程,我们决不能草率行事。它要求中国必须有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高度责任感的政治家领导集团,必须有一大批学识渊博和见解独特的政治学家群体,必须有庞大的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真诚爱国心的中国公民群体。

  就第二类来说,典型的做法是拿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有一个理智的认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各个国家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在我们看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发达,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它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适用边界。同样,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也是特有的历史和现实之产物,它自然也有自己的优势和适用范围。因此我们不能任意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剪裁、批判、取舍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些企图使西方的民主政治价值观普世化的人,不仅是对其他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的亵渎,也是对自己政治理念的滥用和不尊重。对于西方国家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时常用上述办法来攻击中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理性判断,不要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更不能成了满足别人的野心和阴谋的工具。

  对于上述两种做法,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态度,即那些借着诋毁中国官员腐败之名,根本否定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那些借着颂扬西方民主政治价值观之名,彻底抛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行径,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防范意识,在未来的意识形态较量中,站稳自己的立场,看准自己的方向,走好自己的道路。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了新世纪继续保持与发挥自己的活力,就必须进行合理的定位:在坚定的立场上,确立自己发展的起点;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探索自己发展的动力;在不变与可变的约束下,寻找自己发展的空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意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已无法去先天地选择何种政治制度,但是改革这种制度却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而上述合理定位,就为我们改革政治制度支撑起了稳固的平台。

  注 释:

  [1] 如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系统进行层次划分,学者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笔者采取的划分,主要借鉴了国内学者郭定平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所作的三个层次划分。见郭定平著:《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对政治制度要进行层次划分,必须从制度外和制度内两个方面考虑。

  [2]《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页。

  [3]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要素的三个层次的内容具体指什么,学者们也没有一致意见。笔者采用了王邦佐先生的观点,见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2页。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作者:颜德如 王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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