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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与学术之间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张申府曾做过大量工作，后来却由于种种原因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人为地遗忘了。本文对张申府在建党过程中的活动作了简要介绍，并试图分析为什么张申府不能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关键词：张申府;建党;学术
一、张申府早期建党活动
张申府(1893.6―1986.6)，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专家。原名崧年，申府是号，河北献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张濂是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张申府幼年已打下很好国学根基，稍大以后受当时西学东渐影响，接受了新式教育，1913年张考入北大数学系，开始研究西方学术。1917年毕业后任教北大。在北大期间，张申府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并和陈独秀、李大钊成为好友。当时的中国，虽然皇帝已经没有了，但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多少改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只有日益严重，中国向何处去仍然是摆在那时有识之士面前的大问题。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救亡图存的理论就在社会精英中传播，并接受着现实的考验。在这许许多多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随着欧、美劳工运动尤其是苏联的出现逐渐脱颖而出，成了一部分激进分子的选择，张申府就是其中的一员。
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已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理论准备。⑴列宁对于中国的建党也极为关注，当时的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voitinsky)来中国帮助中国的激进主义者组建共产党。据张申府回忆，魏氏来北京后首先就找到张申府和李大钊谈建党问题。⑵受李大钊的推荐，魏氏又奔赴上海拜会陈独秀。就这样，在陈与李、张之间开始书信往还讨论建党事宜，1920年秋，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上海(由陈独秀负责)和北京(由李大钊和张申府负责)建立起来。
此时张申府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他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中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想改变今天的环境，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向社会主义。”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开始在朋友圈子里发展成员，张申府介绍第一个入党的人是张国焘。
1920年冬张申府奔赴法国，任教于里昂大学中国学院。受陈独秀的委托，张申府组织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继续开展建党活动。他先发展了刘清扬(后来成为张的妻子)，后又介绍周恩来和赵世炎入党。为了作好共产主义的宣传，张申府还找到原先的相识其时也在欧洲的章士钊，请他资助出版了刊物《少年》，作为巴黎党小组的机关刊物。
当时巴黎周围有许多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受一战结束的影响，许多中国学生丢掉了工作，学生们到中国驻法大使馆请愿，并占领了里昂中国学院。这时里昂中国学院的负责人(中国人)伙同法国政府反对中国学生的作为。张申府向负责人请求注意留学生们的生活状况，但这位负责人拒绝了。为此，张申府愤然辞职，失去了这份每月800法郎的优厚工作。此时张申府生活无着落，听说德国的物价便宜，于是与刘清扬、周恩来乘火车前往德国。
在德国，他们也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秋，中共旅欧总支部在柏林成立，张申府任总支书记，兼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在柏林，张申府见到了朱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由张申府和周恩来共同介绍，朱德在1922年下半年加入了共产党。这时，张申府在党内的活动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张申府在欧洲的政治活动并未影响他的学术兴趣。在欧洲，张除了继续他的数理逻辑研究外，还特别对弗洛伊德学说和黑格尔哲学下了功夫。在里昂和德国他的居所，共产主义小组的聚会经常成了张申府组织的学术研究会。他向成员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背景，指出社会革命必须与心理革命同步。这种学术上的优势，增长了张申府的傲慢，使他以导师自居，这就激起了一部分党内成员的愤慨，终于酿成“倒张”事件。
1923年2月20日，在张申府未在场的情况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大会。在大会上，一部人对张申府的一些作法提出了批评，例如指责他干涉青年团的活动，行为过于专断。虽经周恩来的辩护，大会还是决定把张驱逐出少共团体之外。虽然共产国际后来给张申府平了反，但这次事件已充分显示出张申府与纯正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差异，这个差异在党的四大上得到更为集中的表现。
1923年底，张申府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张会见了布哈林(bukharin)，并见到了蒋介石，这使他回国后能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由于张申府的推荐，周恩来也到黄埔军校就职，并于1924年11月接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张申府和一些代表发生了激烈争执。按照张申府的公开说法是：“当时，我对会上一些人的说法深感不能同意当即就说了出来。结果招致冷笑，以为幼稚幻想。当时那种轻蔑的态度，使我感到极端难堪。”⑷结果张愤然“退党”。关于这次争执的内容，据张说，张在大会上反对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一提法被一位当年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者称为“可笑的幼稚”⑸，而这正是当初张申府对这些勤工俭学学生们的称呼。这使有着“大”脾气的张申府忍无可忍，虽经李大钊、赵世炎等的多次劝阻，但张还是坚持以后只以党的朋友的身份帮助党工作。从此，张申府在党内的生活画了个句号，而以后的各种有关建党的正式出版物中，也不再出现这个曾与党的许多人有过争执的
人物。
二、对张申府退党原因的分析
读中国近代史，笔者有这么一个感觉，那就是近代史上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都在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取得最终胜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来说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偶然性。比如在早期皈依共产主义学说的这一部分人中，就既涉及到他们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以及他们的个人气质，也与他们对这一学说的理解有关。
张申府作为那时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于救国的真理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理论，也是由于他看到了马列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意义，但是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更主要是学理上的，这就使“他的”共产主义包含了过多的个人主义成分。笔者在此试作分析如下。 一是张申府不能很好处理(党的)纪律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
列宁主义的政党之所以有力量，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讲究纪律性，有坚定的组织原则。但张申府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知识分子，有着知识分子典型的散漫与冲动。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组织原则还不是那么健全，所以党的组织显得松散，比如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就是凭他给陈独秀的一封信。⑹那时党员发展主要是在朋友、同学以及老乡之间。在张申府受好友陈独秀的委托负责欧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的时候，张申府把国内那种松散的组织原则也带到了欧洲。例如党的例会常常是家庭式的，而且常常成了张申府的学术演讲。张申府往往自己不直接去从事组织工作，而是委托两位好朋友周恩来和赵世炎去处理日常事务。据一位当年与张申府同在欧洲参与党的工作的人回忆，1923年2月“驱张事件”中，就有人指责张申府是“幕后操纵者”，“他用一只手指挥周恩来，另一只手指挥赵世炎。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整个组织。”“r(――指张申府，笔者注)把他的权威放在口袋里。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就掏出来，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把它留在那儿。”⑻
在欧洲的时候，张申府就因为其他人“不听话”而多次威胁要退出“少共”。张总是相信自己正确，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了解马列主义，他对自己充满自信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自信是他的率真，这种品质不但无损反而会有利于学术研究，但对于参与政治来说这种自信就是一种“天真”与“幼稚”。这种天真与幼稚使他经不起别人的过火批评，终于使他在“四大”上有了个总爆发。
二是张申府没有分清政治革命与文化启蒙的区别
中国的文化要改造，中国的民众要启蒙，这在近代是不争的事实，是当时社会运动的一大主题。但是，军阀混战和列强的虎视眈眈这种内忧外患使得中国当时的迫切任务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必须先进行政治革命。
从张申府参与建党来看，他是拥护政治革命的。他在当时也曾说：“我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⑼但是，从张在建党前后这几年的活动来看，他更钟情于学术研究。他认为学术研究也是救国不可或缺者。在去欧洲之前，他已对罗素哲学有了一定认识，1920年末罗素来中国讲学，张申府曾给罗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一句话是：“我崇拜你。”⑽来到欧洲后他仍念念不忘数理逻辑研究，对于罗素的学生杰・尼克(jean nicod)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也进行了深入钻研。在张申府看来，数理逻辑是求实讲真的学问，可社会上的人“总多少是说谎者”，他希望通过数理逻辑改造中国人的思想，甚至他在1921年还提出组织“实话党”。⑾
除了数理逻辑，他还探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要用弗氏的理论来进行社会改造。他在给《新青年》的文章中说：“许多人说伏若一特(freud)主张性欲冲动是一切心的活动之本原，说他主张‘泛性欲论’(pausexualisme)。他现在差不多已誓死不肯承认。他现在主张的是：人的根本冲动有两种：一种叫性欲冲动(sexual triebe)，一种叫自我冲动(ichtriebe)。两种在人，最初是不分的，后来也常常相联结。人的一切行动都直接、间接、饰的、露的，发于此。吾们可以觉得这个说法实更近于事实。吾们更觉得改造世界，非著眼这个人心的根本不可。”⑿
当其他在欧洲的同志忙于组织劳工和学生运动，忙于以马列主义指导现实革命的时候，张申府却醉心于学术的研究，甚至他对马克思主义也往往是从学术的角度去理解。⒀这种更看重社会改造，更注重学理的研究，自然使他与其他更积极投身于政治革命实践中的同志拉开了距离。
三是张申府缺乏向实践和劳工的转向
革命的理论必须要转化为革命的行动。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一种理论好与不好就看它能不能实践，所以革命者不是要去作学问家，可是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张申府更是一个学问家。
对于当时许多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们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他们对于劳动阶级的赞美与崇尚。这是马列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却是几千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例如陈独秀，在五四之前，他曾期望由知识分子来完成改造中国的大业，而在五四以后，他就将目光转向了工农劳苦大众，他说：“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⒁相反，张申府却没有这种转变，他虽然也看到了工农的力量，只是他更倾向于相信知识精英。例如在欧洲的时候，他虽然也曾支持过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运动，不过总的说对他们不抱好感，称他们“幼稚”，“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⒂这说明张申府在实践上、在阶级观上都与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巨大的分歧。
张申府虽然后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但作为一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名党的早期工作者，张申府曾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的政治生活当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今天，张申府在党内的作为仍然是值得我们提及的。
注释：
⑴虽然说张申府很早就参与建党，只是笔者至今未见张在1920年前有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文字。
⑵vera，schwarcz，"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下简称“tim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年版，页97。
⑶据“time”页99意译。
⑷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页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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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时代的学术生产
内容摘要 所谓“读图时代”其实是出版商凭借媒体而制造出来的文化幻象。“读图时代”的学术化历程为我们揭示出学术话语的传媒化问题。传媒利用自己的媒介优势不断地设置各种议程，不仅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同时也对人文学术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在当前的人文学术中，不断出现所谓的“热点话题”、“学术关键词”等现象，其实正是传媒时代议程设置的文化逻辑和运作方式内化为当代学术生产方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图时代”可以被视为传媒时代学术生产的一种镜像。
关键词 读图时代 学术生产 传媒时代 文化幻象
作 者 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陈瑜，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博士生。(上海：200444)
自从1998年“读图时代”被创造出来以后，近10年来，它一直风行于各大新闻媒体、网络论坛、学术期刊，甚至成为学术专著的书名。那么，“读图时代”是否是对现时代的准确命名?它经历了哪些变化而跻身为人文学术话语?“读图时代”的学术化历程揭示了当前中国的学术生产中存在何种问题?
成功的硬造之词：作为一种出版营销策略
1998年，由钟健夫、钟洁玲成立的家庭出版工作室策划出版了一套“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与其他动漫卡通不同的是，这套丛书直接以介绍当今最新学术思潮为目的，这就使得“读图时代”的推出一下子站到了知识学习和文化传承的“科普”高度，而其所宣扬的“读图时代”也具有了超越单纯的娱乐休闲消费主义的意义。一“读图时代”的意义指向在该丛书的问题序跋中即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在钟健夫的《读图时代(代序)》中，开篇即提出“一个人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将人类的全部知识读完”的问题，为此，作者开出了“有效阅读”的药方，认为“在信息爆炸的时刻，有效阅读比拥有知识更重要”。“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正是这条快速掌握经典强势知识的捷径。很明显，钟健夫所看重的正是这套丛书对人类知识的“图解”。
1996年底开始出版的《老照片》和1998年开始出版的《黑镜头》则往往被誉为“读图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事件。正是后者的商业营销的成功才真正导致了图文书的泛滥。 《老照片》、《黑镜头》取代了《红风车》成为“读图时代”的出版英雄，使得“读图时代”中大众文化、休闲消费的一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黑镜头》、《老照片》诉诸于读者的是历史的记忆和怀旧的情感;朱德庸、几米则是对读者当代生活状态与情感体验的反映;“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所面对的则是知识――这一往往是文化精英们引以自豪与自恃的东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钟健夫在序言中所提的“一个人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将人类的全部知识读完”才构成了一个真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随后的图文书的泛滥中被遮蔽了。
更为重要的是，以前人们谈论“读图时代”的来临时，总是开口闭口读图类图书成为出版热点，但结合具体的读图类书籍来说，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如“红风车经典漫画丛书”与中国读者的“水土不服”，销售量不尽人意，后续应时的读图类书籍的粗制滥造等，正说明“概念”的成功与“书籍”的质量和销售业绩应该区分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去讨论，“读图时代”这个概念为何成功。否则，仅用销量来证明概念，难免会出问题。
漂移的能指：“读图时代”的学术化历程
“读图时代”虽然一开始作为出版营销策略，引发了一股出版潮流，但是如果把“读图时代”仅仅局限为出版营销策略的话，其影响力可能还不足以有现在这么大。从一开始，其始作俑者就有着将其理论化、学术化的强烈冲动。钟健夫在生造出“读图时代”后，继续衍生出诸如“文本/图本”、“读书人，读图人”、“言说/图说”、“言论，图论”、“文盲/图盲”之类的词汇;杨小彦则将“读图时代”引人人文学术讨论的主题，在围绕图像与社会、与传媒资本主义关系的探讨中，“读图时代”所包含的“由读图而带来的阅读危机”成为关注的重心，而对“读图时代的到来欢欣鼓舞”则被指责“落入了进步主义’的陷阱”。很显然“读图时代”以一种新的危机的形象开始了学术化的历程，并构成人文学者对当代文化实施理论批判的新场域。
截止到2007年7月，笔者通过中文期刊网查询(限定范围在1998-2007，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共有208篇文章直接以“读图时代”为题，全文中包含有“读图时代”的则达3065篇之多。下面是一份具体的统计数据，由此可见“读图时代”在学术生产中的分布地图：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读图时代”影响最大的领域是新闻出版图书情报研究领域，其次是戏剧影视美术书法等艺术学领域，再次就是文学研究。社会科学综合、经济与管理、政治军事与法律以及其他各个学科受影响力相对较小。其中，新闻出版研究以102篇题名和1381篇全文占据半壁江山。这种统计数据的分布也大体反映了“读图时代”的学术影响力和辐射面。同时，我们也可以勾勒出“读图时代”的学术影响路线图：新闻出版――影视艺术――文学研究――教育――经济管理及其他。
应该说，“读图时代”在图书出版领域里的话语实践包含了对其他学科学术影响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最核心的部分是由对“读图时代”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构成的。从事实判断来看，“读图时代”直接意指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图文书的出版热潮及其相关的读图文化现实。但是，这一事实判断在后续者的运用中呈现出不断扩容和转义的现象，由此使得“读图时代”成为一个漂移的能指，进而引发价值判断上的分歧。
在“读图时代”造词阶段，其意义就经过了两次大的转移：从图文书出版到对出版印刷装帧设计的重视;从人类知识的“科普图解”到休闲娱乐文化消费，进一步延伸到新闻传播图书情报等其他领域， “读图时代”又获得了新的意义。
首先，从对印刷装帧设计的重视出发，“读图时代”激发起其他纸质媒体，尤其是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对自身形象的重视。其主要表现在对新闻摄影、图片编辑重要性的提升。且不说中文期刊网上新闻类文章大多数直接以“读图时代”为题的文章都与此类新闻实务问题有关，单就在为数不多的四种以“读图时代”为题的专著中，就有许林的《读图时代的新闻摄影论说》。在这类文章中，“读图时代”成为对现时代新闻采编新趋势的强烈呼吁，成为对摄影、图片新闻价值的强力提升。如“读图时代呼唤我们必须提高对图片编辑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提升图片编辑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培养一批名新闻图片编辑。”因此，必须建立起“大图片编辑”理念。不仅如此，“大图片编辑”还构成报业发展新的趋势，读图时代已经成为主导新闻发展的首要因素，“加大图片用量，注重图片编辑”、“采用专题图片，实现深度报道”、“数字化科技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健全新闻图片的市场机制”等几大趋势莫不与读图时代密切相关。不同于其他学科领域学者多持怀疑和批判的立场，他们从新闻实务的角度出发，则是对“读图时代”的积极肯定，如李培林试图对
“读图时代”进行科学的界定：现代科技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人们阅读心理的变化、媒介环境的变化构成了读图时代的现实背景;符号人类信息接受习惯、图片有着独特的传播功能、图片与文字共同促进了新闻传播的优化、读图时代的顺势产生则成为读图时代的科学内涵。
其次。从图文书的出版引发图书出版中“视觉暴食症”的忧虑。尽管在钟健夫看来，以图文代表文本意味着人类获取知识的捷径，而且两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别，但是，更多的学者对此持审慎的态度，甚至不乏忧心忡忡者。面对图像对文字领地肆无忌惮地强取豪夺，对文化传承上的文字优先性的认定和对当前视觉图像所可能导致的“视觉暴食症”的忧虑则成为普遍性的价值取向。倒是文史研究出身的陈平原对此持相对宽容与平和的态度，他指出，古今中外素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因此对“读图时代”的到来不必少见多怪、惊慌失措，关键在于图文必须互动、互相阐释、互相论证，并且注意普通读物与学术著作的区别，不是所有的书籍都适合配图，好的图文书应该突现文字美感、深化图像意义。
再次，“读图时代”超出图书出版新闻报纸这一印刷媒介的限制，进一步扩容为对以影视主导现代人日常生活文化消费的视觉文化的指认，这是“读图时代”实现学术影响力跨越的重要一步。“读图时代”成功地承续了电视社会学这一学术传统，直接将自己嫁接到这一学术研究领域，“读图时代”由此而成为电视霸权、图像霸权的肯定性表达。1992年，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其所发出的“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的盛世危言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了电视社会学对青少年问题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将以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对成人世界的影响凸显了出来。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对被转义为影视观看而影响侵蚀文字阅读的“读图时代”的深切忧虑。
最后，上述三层转义同时作用到了“读图时代”的文学阅读问题上，并被提炼成充满火药味的“图文之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学与图画的跨文体实验引发争议。如潘军的《独白与手势》采用文字与图画双重叙事手段，尝试一种“用镜头写作”的方法;而刘索拉的《女贞汤》则是由其出版编辑而进行了图文设计。插图究竟是否能够内在于小说叙事，并与文字形成互文关系，是否只是一种读图时代的哗众取宠?其二，是以“读图时代”为口号的视觉文化的到来引发的文学经典与文学阅读的焦虑。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影视观看对文学阅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人们日常生活文化消费时空的占据，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读图时代对文学阅读方式的变革(如插图文学、电视文学、影视对文学的改编以及因影视观看而引发文学阅读兴趣等)，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经典的态度以及所引发的“文学性的危机”。因此，当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语言主因型文化，“读图时代”所隐含的新的图像拜物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的文化、改变文学原有的格局，一场“图文之战”将不可避免。
此外，从教育、经济管理及社会政治等角度所展开的研究和讨论，基本上都是从上述几中“读图时代”的转义出发来展开的。
想象催生的神话：传媒时代的学术生产
“读图时代”从出版营销策略逐步成为人文学术话语，其间经历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在其能指不断漂移、滑动，所指不断转义、扩容的过程中，“读图时代”最终成为一个指涉当前视觉文化来临的关键性词汇。但是，任何概念一旦发生数次转义，其内在的核心价值也将会发生相应地转变。如果说，“读图时代”仅仅局限于前几年图书出版中的图文书现象的话，那么其所反映现实的真实性还能够得到基本认可，但是，如果以之为视觉转向的论据，则未免操之过急。
首先，“读图时代”是媒体炒作的策略。尽管“读图时代”的提出有部分现实依据，但是以此作为一个时代的指称，却有夸大之嫌。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图文书从1996年开始红火之后，全国铺天盖地推出各种版本的图文书，选题相近、彼此克隆的书比比皆是，这其实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市场行为，而且这种市场行为正好是中国特色的“一哄而起，一哄而下”的文化心理在图文书出版方面的表现，是媒体时代所制造出来的出版奇观。正如赵婧在《“读图”的功过与是非》中所指出的那样，“‘读图时代’反映的是一种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倾向。现代人求新、求异以及对新鲜词语的趋同心态，使‘读图时代’这一概念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并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在这种信息环境推波助澜的作用下，出版行业趋之若鹜，惟恐落后，争相上马‘图文’书籍。于是，信息环境和文化市场的互动促成了一种‘读图’的环境化倾向，或者说是形成一种社会部分群体的‘读图’空间。……因此，虽然确实存在一种‘读图’现象，但却构不成一个‘时代’。”
其次，“读图时代”所指涉的“读图”现象只是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催生出的大众文化现象，不能以此作为对整个当代文化的总体性指称。即使是在大众文化的“读图时代”，作为知识与文化传承的精英文化仍是以“读文”为主，因此，完全没必要忧心忡忡。其实，作为大众文化的前身，传统社会“民间文化”中老百姓的娱乐休闲方式一直都是以图像的、身体的娱乐方式为主(如蹴鞠、荡秋千、双陆、马球、五禽戏、象棋、乐舞、百戏、博弈、狩猎等)，语言游戏也更多的是声音游戏(如酒令、笑话等)，即使是文字游戏，首先也不是诗文，而是书法。可见，文字从来都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以来新的视觉媒体的兴起所引发的摄影、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文化消费热潮，只不过是娱乐形式发生变化而已，诸如影院取代剧场、电视取代书画;而非取代书籍等等。
再次，“图文之战”同样也是一场想象中的战争，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是“图文结合”、“图文互动”问题。“读图时代”、“图像转向”中最重要的证据是以影视媒介为代表的“图像主因”，语言文字仅仅成为“配音”和“字幕”，但是，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在电影的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却是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过程。即使是在知识生产与消费中也是一样，图文比例完全依赖于知识生产的需要，即如何更好地向读者/观众传达信息，而这正是“图文相合”、“图文互动”的问题。无论是“读图”还是“读文”，其实都是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说，“读写文化赋予人的，是视觉文化代替听觉文化。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这一变化也是任何社会结构所能产生的最激烈的爆炸。”也就是说，如果从媒介的角度探讨西方视觉文化的起源，古登堡的印刷术时代应该是其源头。那么，我们现在常常引以为视觉文化代表的影视媒介技术呢?麦克卢汉说，电视是人的视听觉能力综合延伸。这一点也正好印证了米歇尔在其《图像理论》中提出的论战性主张：“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这种再现：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再现都是异质的;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尽管要纯化媒体的冲动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创举之一。”
因此，所谓“读图时代”其实是凭借媒体而制造出来的文化幻象，是依靠想象而催生出来的理论神话。“读图时代”从营销手段提升为学术话语，显示了传媒时代的言说方式对当代人文学术研究的影响日益加深。此前，围绕传媒与学术的关系问题还只是停留在学术，是否应该或者如何利用媒体实现知识的普及(如近两年非常红火的《百家讲坛》现象)?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究竟应该如何面对经典与时尚(如文艺学研究中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争鸣)?作为人文学者的学术伦理是否应该拒绝“触电”、“上镜” (如在当代学术中出现的“学者明星化”现象)?等等，但是，“读图时代”的学术化历程为我们揭示出传媒时代对学术影响的另一方面，即在学术生产方式的影响，即学术话语的传媒化问题。传媒利用自己的媒介优势不断设置各种议程，不仅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同时也对人文学术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在当前的人文学术中，不断出现所谓的“热点话题”、“学术关键词”等现象，其实正是传媒时代议程设置的文化逻辑和运作方式内化为当代学术生产方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图时代”可以被视为传媒时代学术生产的一种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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