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是人类群体生活中可欲的价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形式政治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以政治建设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
摘要：当前新农村建设陷入了“形式化”困境，其根源在于缺乏政治建设的跟进。要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必须把政治建设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议题当中，着力调整与完善与农村社会相对应的基层政治体制、政府运行机制以及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本文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包括五大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其中政治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还权于民，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形式化”困境政治建设五大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重建乡村组织、重建乡村社会、重建乡村文化、重建富有魅力的乡村生活方式，被寄予了极大的厚望和期待。在有关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中，有的提出以城市带动农村，以城市发展引领农村发展，从而实现城乡统筹。[1]有的提出通过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通过“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来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2]也有的提出以农村文化建设重建乡村社区共同体[3]，等等。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共同体的复兴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新农村建设的美好图景，然而，一个充满悖论现象的现象是，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和乡村治理危机以及与农村群体性事件为表征的农村社会不稳定几乎遭遇了同步过程，农村社会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在学术研究的主流话语中，“新农村建设”话语也很快被“农民维权”、“农村稳定”、“农村群体性事件”等新话语所取代。[①]是什么原因导致新农村建设陷入困境?中国式的新村运动以及乡村重建该何去何从?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政治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认为，要突破新农村建设的困局，以“城市回馈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实施乡村重建，政治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支撑和基础，也是新农村建设绕不开的主题，是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形式化”困境
新农村建设是在过度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化战略之下，对城乡、工农业之间结构严重失衡的一种教正。不可否认，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5年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村村通工程使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新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实施使农村社会建设得到了较大的推进，大大缓解了农村的养老、医疗等难题。但当前农村的矛盾、农业的困境、农民的问题仍然明显，农民的边缘化地位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农村的衰败依然在加剧。在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中央提出了同步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新政，但“城镇化”已迅速占据公共领域，而最具社会主义性质和公共政策取向的“新农村”则似乎逐渐式微，正在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双轮驱动”变成了“一轮”动“一轮”不动。而从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新农村建设也陷入了“形式化”困境，所谓“形式化”困境，即新农村建设只重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内涵，农民权益缺失的状况依然存在，城市剥夺农村的格局没有根本性改变。具体来说，新农村建设的“形式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新农村建设成了示范工程、形象工程运动。一方面，新农村建设演变成了“新村庄建设”，只重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内涵。在笔者几年来的跟踪调研中发现，“村容整洁”本来只是新农村建设中一部分，但村容村貌的硬件改造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有的县以军事化的方式要求所有村庄外墙一律刷白;有的县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大搞“迁村并居”——所谓的“万人村”活动，并将其名之为“新农村”;有的县乡选取少数几个示范村进行所谓的宅基地集约开发活动，通过规划新的村庄住宅区，把节约出来的宅基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以此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亮点”。这些做法都停留在新农村建设表层，没有触及到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性内涵。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成了“示范村建设”。在新农村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县乡政府往往采取“典型政治”的策略，选取个别村庄作为“示范村”进行“典型建设”，为了突显政绩，不惜投入重金大拆大建，大涂大刷，把大量的财政资金都投入到了示范村建设上，既浪费了有限的财政资金，农民也不买帐。同时，县乡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面上加大财政投入，非示范村难以得到支持，财政投入明显失衡。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进行的湖南省万户农户调查显示，在湖南省48253个行政村中，只有1211个村是新农村建设示范村[4]，惠及面只有2.5%。总体来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第二，城市剥夺农村，工业剥夺农业的现状没有实质性改变。新农村建设的主旨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其核心是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但是，由于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封闭型关系模式，在行政推动型县域经济发展中，县域政府在征地、拆迁、招商引资、矿产开发等经济推动过程中以行政手段变相对农民进行剥夺，脆弱的村民自治难以有效抗衡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县乡政府往往借“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这种“排他性权力”来对抗“村民自治性”，农民的弱势地位没有实质性改变;同时，在今天既有的城乡格局中，市场对农业、农村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民的剥夺，也没有实质性改变。“市场”事实上是向城市倾斜的，以农民工为例，一个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和一个城市户籍职工的劳动报酬在同等条件下相差至少是每月600元。[5]实际上，两者的差别可能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即便仅以600元计算，全国1亿多农民工每年给城镇创造的超额剩余积累就达1万亿元以上。新农村建设5年多以来，依然没有走出城市剥夺农村、工业剥夺农业的制度锁定状态，其直接后果就是农村中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凋敝与匮乏，农村社会的进一步衰败，以及农村的文化匮乏。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是：当前基督教在农村地区发展迅速很快，越来越多的村民不断地加入了各种教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个村庄的文化站成了“空壳”。
第三，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的弱势地位没有实质性改变。新农村建设5年以来，农民权益缺失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农民土地权益缺乏保障，失地农民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亿3千万进城务工人员缺乏权益维护机制，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大部分人仍处于“二等公民”地位;农村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农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如各地大量暴出的贡中毒、铅中毒、地下水污染等，如近期陕西省凤翔县、湖南省嘉禾县等地的血铅中毒事件等等;农民权益经常受到强势群体的挤压和侵害;这些与我们规划的新农村完全背道而驰。其直接后果是农村社会冲突日益严重，群体性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正在不断加剧，并加速上移，让农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新农村建设良好初衷也落了空。
二、政治建设缺失是新农村建设“形式化”的根源
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化”、城市剥夺农村的格局、农民的弱势地位，这些问题与困境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民素质的提高、促进农民就业与增收、甚至包括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等等的热议和期待形成了鲜明对比。究其实质，新农村建设“形式化”的根源还是在于与农村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上层建筑如政治体制、政府运行以及以农民权益为核心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变，也就是说，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缺乏政治建设的跟进。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成效比较明显的是社会建设，比较受到重视的经济建设，引起关注的是生态建设，正大下大力气抓的是文化建设，唯有政治建设，既没有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议题，也没有引起官方和学界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具体的举措和目标。甚至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所谓新农村建设就是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这固然没错，但若没有政治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农村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就缺乏支撑和保证。一方面政治建设承载着新农村建设的价值内涵——农民权利的回归;另一方面，政治建设意味着与新农村建设政策落实紧密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作为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发展就具有偶然性、个别性，既便一时取得较大的成效，也难以获得持续性发展。因此，必须把政治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议题，新农村建设应该包括五大建设：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
就政治建设的具体内涵而言，所谓“政治建设”是指在新农村建设中与农村社会相对应的基层政治体制、政府运行机制以及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政治关系的调整与完善。从其实质上来看，所谓政治建设就是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塑。从当代中国发展历程来看，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目标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来自于农村和农民，因此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国家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动员型体制以动员、命令以及下派任务的方式从农村汲取资源。[6]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民的自由流动为代表，国家与农民关系从政策上进行了大幅调整，但整个农村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国家向土地、向人力、向资源索取，获得了gdp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已到了临界点，农村的自然环境、道德生态、人文生态、干群关系等等，都到了黄色或红色警界线。而政治建设的滞后导致与农村社会相对应的县域政府一方面是没有能力主导新农村建设，而陷入形式化的政绩工程，另一方面“以gdp论英雄”的考核机制使县域政府没有意愿进行新农村建设。也就是说，当前农村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要求。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第一，县政的边缘化，导致县域政府能力持续弱化，新农村建设主导乏力。连接广大农村社会的基层政府是县，虽然乡镇也是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一级政府，但县级政府的高压、“乡财县管”的财政体制的跟进、垂直单位的排挤，使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权力空间被挤压殆尽，乡镇空有政府之名而无政府之实，因此所谓的“农村基层政府”实为县级政府。县政上接中央，下连民众，是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接合部，作为地方决策中心，是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的“接点”[7]。显而易见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落实，县一级政权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直接管民的一级完备政权，县域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态度与能力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供给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和供给多少政策实施资源。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成在县，败也在县。但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层级越往下地位越边缘化，县这个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则处于最边缘化的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恶化为整个政治系统的薄弱环节和脆弱地带。而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因为单纯地把现代化理解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乡村象征的县自然得不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县政处于政治(行政)和经济双重破产状态，根本没有能力对新农村进行大力投入，这一点中西部地区特别突出。显而易见，县政的边缘化，使县域政府能力持续弱化，其后果是县域政府没有能力进行新农村建设，而在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中“形式化”执行。
第二，压力型运行机制和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县域政府和官员缺乏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和意愿。目前国内很多文献详细分析了上级政府如何通过立“责任状”、“军令状”的方式，向下级政府下达指标、分解任务以及实行目标责任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荣敬本等提出的压力型运行机制，所谓压力型运行机制是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8]对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与此类似。在这种逐级通过量化指标进行压力传递的过程中，一些能够量化和可以考核的指标成为关键性、决定性指标，如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计划生育、上访人次等等，数目字作为政府层级间的治理工具蜕变为“以gdp论英雄”。在官员“政治锦标赛”[9]式的激烈的政治晋升竞争中，那些只有长期才能见效的、不方便量化的职责和职能因为其不可测量和“不可见”，下级政府和官员往往就会缺乏动力而形式化执行。一方面，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见到效果，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投入，因此，只要以gdp为中心的压力型运行机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没有根本性改变，县域政府和官员必然惟gdp之马首是瞻，缺乏推进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和主动性。
第三，缺乏有效的农民制度化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农民的主体地位缺失。广大农民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还不能建立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农民权益经常受到权力和资本等强势群体的挤压和侵害。由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行政化，权力与资本结盟所形成的利益链条，已经在县域形成了一个强势利益集团，在招商引资、矿产资源开发、建筑拆迁、征地过程中，一旦企业与农民发生纠纷，政府往往以“长远利益”为借口，不惜牺牲、损害当地农民利益。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一些县政当局武断地将利益纠纷定性为“农村黑恶势力作怪”，随意动用强制性权力对“利益受损群体”采取震慑打压的方法。在村民权益缺乏实质性保障的情况下，其抗议行动也往往会演变成“上访”与“维稳”的闹剧。缺乏有效的农民制度化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就不会有“新农民”，更不会有“新农村”。农民权益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稳定和谐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农民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没有农民的积极参与和创造精神的发挥，新农村建设不可能成功。
三、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和重要任务
应当充分认识到，城市化不可能化掉中国的农村，更不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进行片面的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化的漫长道路上，即便按照官方公布的我国城市化率每年保持提高1个百分点来计算，到2030年的城市化率最高也只能达到74%，以那时的15亿人口计算，仍然有近4亿农民生活在农村，以世界标准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此，新农村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长期整体发展的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整合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县政的边缘化、压力型运行机制和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都指向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困境，要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必须把政治建设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议题当中，着力调整与完善与农村社会相对应的基层政治体制、政府运行机制以及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还权于农民，还农民以国家主人翁地位，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具体来说：
第一，以“省管县”改革为契机，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解决新农村建设政策执行中的悬置和异化问题。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谁主管、谁负责”的行政发包制，上级政府把行政权、人事权、司法权等相关权力都“打包”给了第一行政责任人，同时以量化考核的方式和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相结合，监督和控制下级政府和官员，大大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和政府职能的扭曲，这也是新农村建设形式化的体制性原因之一。因此，要改革当前的压力型运行机制和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让政府回归其本位。另一方面，以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减少行政层级，建立中央和县政的直接关系，改变县政的边缘化地位，以解决政策执行中的悬置和异化问题。
第二，通过县域政权建设，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主体作用。县政作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联结点，作为地方决策中心，是建立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有效单位。要通过农民对县域政治的制度化参与，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要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关键是建立县域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制度化关联。当前各地都开展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大接访活动，一些地方有固定的县委书记接待日，一些地方把县主要领导的电话在地方电视台予以公布，这种非制度化的方式部分地缓解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只有高度制度化的机制才能真正解决执政党、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意味着要处理好要处理好县委书记、县长和县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充分发挥人大的政治授权的功能，真正建立执政党、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制度化关联。再一个是要解决农民对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参与和农民的利益表达问题。通过农村自组织的发育，让农民以组织化的方式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是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在韩国七十年代新农村运动中，政府的财政投入并不大，除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之外，重建农村基层组织，提高农民自我管理能力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归根结底，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还要回归农民本身。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还权于农民，恢复农民的主体性价值。
第三，通过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平衡发展。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与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相适应的吸取型财政体制，虽然也被称为“财政分权化”体制，但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以后预算收入越来越集权化，预算支出高度分权，尤其是预算外资金处于完全分权的状态，这也加剧了各级地方政府的gdp冲动。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很早就强调公共财政对于国家运作的决定性意义，并形象地将公共财政比作国家的神经。当前一方面要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决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然后根据各级政府的职责决定财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改变当前的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移的现状，通过税收分权的方式建立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在税收分权的基础上，在横向上要发挥基层政府人大公共预算控制和监督作用，使财政支出公开化、透明化、程序化。
注释：
[①]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第57—64页;于建嵘：《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调研世界》2005年第3期，第22—23页;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14—120页。徐勇，《“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以若干个案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2—7页。孙海英，《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探析》，《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第93—96页。
参考文献：
*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县域政治运作的实践逻辑与改革方向”(08czz006)阶段性成果。
[1]徐勇：《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带动乡村”———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东南学术》，2007年第2期，第29—35页。
[2]党国英：《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路》，《社会科学报》2008年3月27日，第001版。
[3]贺雪峰，《乡村的前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陈文胜，《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基于湖南省万户农户调查》，《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5期，第15—22页。
[5]孙景淼：《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6]徐勇：《“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2—9页。
[7]徐勇.“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以若干个案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6)，第2—7页.
[8]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到民主合作型体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8页。
[9]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樊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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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形式与精神家园
摘要：文章认为，从发生角度看，园林形式由文化观念支配决定，因而，园林是观念的形式。同时园林又是人的精神活动场所，寄寓园主的愿望和安慰自己的种种说法，是精神家园。所以，中国古典园林本质上是“有意义的形式”，我们传承园林艺术时，切忌抛弃意义的一面做纯粹形式的拼凑。
关键词：园林本质;有意义的形式;传承
笔者认为，对园林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建筑空间或形式美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其实人类的任何建筑，都是出于实用功能考虑和受文化观念影响的结果，甚至还包括人的心理体验活动，所以从更高层面看，园林实质上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西方建筑史对建筑的总结是：源自古希腊柏拉图的真善美，建筑具有“实用、坚固、美观”的特质，后来发展为“形式、功能、意义”。这里的“美观”、“意义”也就是精神层面。可见中外园林建筑的发展路径是一致的，只是我们缺乏从哲学层面对园林进行如此认识，本文的任务就是把园林置于文化哲学层面，看作“有意义的形式”，对其做一番考察和概括。一、 文化观念支配下的园林发生
园林是怎样发生的，中国园林史说得很清楚：为了满足王的狩猎需要，把风景优美的地圈起来，后来把部分行政功能建筑移入，游憩兼顾办公，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大家熟知的上林苑。那么上林苑为什么是这种样式而不是那种样式，这里存在一个必然的原因，就是决定上林苑样式背后的文化观念。
夜观星空是人类童年可以想见的乐趣，天空也被认为是灾难答案的所在，于是天象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也是文化发生的一个主要原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天文学是人类文化观念的渊薮。人类童年是那么孱弱，于是不约而同地创造神话和超自然力量作为庇佑，天神概念带出一大串凭空想象的观念，进而影响到建筑。
古人观察天象发现，农历十月初，天上帝星(小熊星座β)通过阁道星，渡过银河到达象征离宫的星座营室。为此，秦始皇命人在咸阳宫南面的渭水上架设复道，在渭水南岸建阿房宫，使咸阳宫与阿房宫通过复道相连接。咸阳宫象征天上帝宫，阿房宫象征天上离宫，复道象征天上银河。此例见于《三辅黄图》：
“秦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 还有宫门高二十五丈，取名阊阖，象征天门(吴国都城苏州阊门沿袭此法，保留至今)。”①
古人对天象的热情持续不减，到汉代，人们已经在天空相应的星座位置创造了象征人间的阁道、明堂、帝宫、咸池、天街、天苑、离宫等建筑。反过来，这幅星空图案又作为依据映射到人间建筑，李约瑟对此一言中的：“……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者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出现一种对‘宇宙的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陆学善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37338页。 正是这个宇宙图案的实现，最终完成了“天人合一”。那么为什么建筑要模仿天象，为什么煞费苦心要“天人合一”?秘密在于，帝王基于人们敬畏天神的心理，在人间重现天庭场景，借“天人感应”替天行道，显示“君权神授”的神圣。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控制力量对信仰者具有难以言喻的魔力，比普通行政控制力量要有效得多，帝王“挟神灵而令天下”，借此达到有效统治的目的。“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的设计把整个国家变作了巫术的对象，这一点并不奇怪，在成熟的宗教形成之前，人类总是这样维持秩序的。
东汉文学家、史学家班固在《西都赋》中说西汉皇家建筑：“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他写到上林苑昆明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把昆明池象征为天上银河，反映了汉代上林苑承继秦代模仿天象的建筑手法继续向前发展。
发生于天象的观念以及其他文化观念是如何支配园林建造的?以上林苑为例，我们可以总结出园中布置包含的几种主要观念： “一池三岛”布置出于秦始皇的求仙观念;“复道”出于“地法天”观念;园内有九条河流穿越，出于“道法自然”观念;建筑巍峨出于象征君威、国威的“国家政治”观念。
上林苑作为一座园林为何与“国家政治”观念相关?《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七年，“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 ‘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自此，皇家园林都由体现国家形象的政治观念支配布置，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尤为典型。参见拙文《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建筑蕴涵的政治意义》，载《建筑知识》，2006年第1期。
从私家园林看，取法自然，做到“虽由人作，宛如天成”，是在实现中国人的核心世界观――道法自然。但是，在极度威严的专制制度控制下，人的“自然”天性被无情地剥夺，被扭曲得“极不自然”，表达趋于模糊，导致审美走向内敛含蓄。园林表达不仅含蓄，甚至晦涩，走向了象征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开始通过表象隐晦地表达，对此，园林中的布置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拷问生命意义的生命观，在私家园林中比较突出，园林布置上多有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法王维的辋川别业，自觉不自觉地渗入佛教、道教思想，晦涩而有意味。做到一木一草、一石一水，甚至地势高低、铺地材质、粉墙投影、水中虚幻、天上掠过、自然声色皆有文章。如留园西部东头粉墙午后的树木投影，随着太阳西斜消淡，我们面对粉墙上的光影移动渐逝，如同当年黄河边的李白面对东逝黄河水，可以感悟到生命的一去不复返。
体悟生命必然离不开宗教信仰，私家园林中的宗教题材很丰富，有道教的神仙文化，如拙政园的一池三岛、网师园的梯云室庭院和集虚斋。也有佛教的参悟文化，如留园的闻木樨香轩、亦不二亭、静中观;狮子林的立雪堂、卧云室、问梅阁，拙政园的雪香云蔚亭等，其深刻程度远胜于日本枯山水庭院。如狮子林的立雪堂原为僧人传法之所，题名取自佛教公案，《景德传灯录?慧可大师》载：“禅宗二祖慧可为求其师达摩广度众生而彻夜坚立大雪中，及晓，积雪过膝，师甚感动，收为弟子，后遂以‘立雪’为僧人精诚求法之典故。”立雪堂中圆光罩纹样以“万”和“”字构成，“万”字为佛祖胸前符号， “”字多见于甲骨文，据甲骨文所象之形，与殷墟陵墓“十”字形相参照， “”字形与早期氏族群居部落的平面图一致，殷代的城墙、庙堂、世室、墓葬均沿用此形。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523页。 秦始皇陵与埃及和美洲的金字塔也为四方锥体形，由此来看，“”字有通四方神的意思，故狮子林立雪堂“万”字是佛教符号，“”纹则有通神的涵义，表明立雪堂佛教传法的性质。 体现在私家园林装修上的生命观既有雅的，如隐居自省、佛道参悟;也有俗的，如祈福禳灾，即追求财富、长寿和子嗣，避免贫困、疾病和绝后。这些观念广泛出现在铺地、栏杆、挂落、墙面、门窗、家具、、罩等方面。
由上可以总结，影响园林形式的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 精神家园
由于人有许多目标，还有生老病死等问题，因此带来了精神困厄，如何从中解脱或者减低程度，这就需要宗教或文化来构筑精神家园，以滋养心灵，苏州私家园林就可看作是滋养心灵的精神家园。园主大都从官场退下来，有的和陶渊明一样，倦怠了官场，有自动退出之意，如清乾隆时光禄寺少卿宋宗元“倦游归来”修筑了网师园，梁章钜在《浪迹丛谈》中写道：“盖其筑园之初心，即藉以避大官之舆从也。”宋宗元借故址万卷堂“渔隐”之名，自比渔人，以“网师”命园名表示自己只适合做江湖中渔翁，换取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较多的是官场失败者把园林作为疗伤之所。如沧浪亭主人苏舜钦，因获罪罢官，旅居苏州，营建沧浪亭。拙政园主人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还乡造园隐居。退思园主人任兰生，因营私肥己被解职后返乡。艺圃主人文震孟因反对魏忠贤独揽大权，被削职为民，隐居于内。其中王献臣受到的侮辱最大，史书记载他曾受东厂两次诬陷，一次还被拘禁监狱，受杖三十。这类人带着强烈的情绪由入世无奈转为出世，受伤的心灵亟须修养抚慰，于是园林的花草树木、山石水池、亭台楼榭、题额字画以及小品铺地布置等都成为他们的寄情之所，重蹈当年王维之辙，效辋川别业之法，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
有的园主笃信宗教，如留园主人徐泰时和儿子都醉心佛教，园中布置有“伫云庵”、“亦不二亭”、“静中观”、“闻木樨香轩”等研习佛理的景点，其子徐溶更是将西园舍作佛寺。他们像王维一样，以居士的身份在园林中寻找着精神归宿。
私家园林与园主的人生仕途起伏纠结在一起，自觉不自觉地信奉宗教，便决定了园林的精神属性，园林必定是情感的产物，所以，园林的实用功能是表面的，精神属性是本质的。寄情园林、寓意布置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解析，进而可以看出里面有一条循着人生走向终点的脉络。
1. 自励慰藉
园主因仕途、人生波折引起内心失衡，为了恢复内心平静，采用古人的惯常手法，自励慰藉。具体有比德、附比、标榜、宣泄等方式，园林形象地记录了园主的这种内心世界表达。
比德：以事物附比人的德行，借物励志，起到自我激励的作用。园林中常用梅花象征文人不畏坎坷、荷花象征洁身自好、流水象征智慧、山象征仁爱等，以此表白心曲。如拙政园待霜亭，额名取自唐韦应物诗句：“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亭周围多种吴县洞庭山橘树，这种橘树果实小而皮薄，霜降后开始变红，以“待霜”名亭，附比橘之特征，寓意凌寒坚贞，不怕摧折的文人骨气。拙政园留听阁，名取自唐朝诗人李商隐诗句：“秋阴不散霞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池中残荷象征园主的坚贞精神。荷叶是藕的水面可见部分，藕才是生命本体，残败荷叶只是表面现象，只要本体不死，来年必然新枝嫩叶焕然一新，以此激励对未来的向往。所以，私家园林中的一草一木非比寻常，皆被赋予了人文意义。
附比：还有一种自励通过附比圣贤高人、自我标榜来完成。留园五峰仙馆，庭院内堆有一数峰耸立的假山，象征庐山五老峰;庭院以石板铺地，象征山的余脉;馆后有清泉，加强山的意象。五峰仙馆名借李白《望庐山五老峰》诗之意：“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秀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馆名暗喻园主隐遁山林，不为官宦的心态。堂内作对联以自励：
“历宦海四朝身，且住为佳，休辜负清风明月;
借他乡一廛地，因寄所托，任安排奇石名花。”
厅内楹联又写道：
“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
五峰仙馆布置，园主借《望庐山五老峰》诗意，自比李白。
此类附比、标榜俯拾皆是，如耦园的“织帘老屋”附比南齐隐士沈士之“少时织帘，后辞官隐居”;留园“濠濮亭”附比庄子在濠水濮水隐居;留园“东山丝竹”附比东晋谢安隐居会稽山。园主通过这类附比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
标榜：标榜性布置也不少，留园“恰杭” 题名取杜甫“野航恰受两三人”诗句意，标榜清高。拙政园“与谁同坐轩”借苏东坡词句：“与谁同坐，清风、明月、我。” 轩内仅布置两只石凳象征清风和明月，借此标榜自己孤高傲世，无人可与之为伍，借此自持尊严，独守空寂。
以上看来像是文字游戏，却真实反映出园主对自身存在价值肯定的渴求，通过比德、附比、标榜把自己装扮成一名“光荣的失败者”，抵消仕途失败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精神慰藉的作用。
宣泄：园主们通过比德、附比、标榜稳住了失落心理的阵脚，为远离官场、闲居市井找到了一个体面的理由――隐居。然而，对于像拙政园主人王献臣这样受过奇耻大辱的人来说，比德、附比、标榜还难消胸中怨气，需要另外一些宣泄情绪的途径，于是采用自我解嘲、借物讽时的方法，借题名、花木尽情宣泄。拙政园名“拙政” ，以自嘲不善为官之道，只好躬耕田亩，行孝，友兄弟。他在园中遍植荷花，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把官场比喻为污秽不堪的泥潭，将所有的官僚通骂一遍，同时把自己比喻为远离污秽、亭亭玉立、一尘不染的莲花。他还在水池边建造主厅堂，名“远香堂”，借周敦颐《爱莲说》文中“香远益清”意，标榜自己不向权贵妥协的精神，实在是非如此不足以宣泄胸中恶气。
沧浪亭的主人苏舜钦，即北宋仁宗宰相杜衍的女婿，由于屡次上书议论时政，倾向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最终被保守派罢官，带着一股怨气到苏州，出四万贯钱买下五代广陵王钱元僚的旧池馆，以“沧浪亭”命名，自号“沧浪翁”，日日“向沧浪深处，尘缨濯罢，更飞觞醉”， 方觉“迹与豺狼远”。同样是采取扬己抑彼来宣泄情绪。 艺圃园主是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明天启元年(1621年)考中状元，时已50岁。后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为天启、崇祯两帝讲课，态度严正，为人刚直。由于抵触魏忠贤及其遗党，终于被排挤削职，回乡后第二年便抑郁而亡。此园原名“醉颖堂”，易手文震孟后，改名“药圃”。“药”有双关语意，第一层意思指香草，另一层意思暗含“医病”的意思，宣泄自己对朝廷政治不健康的强烈不满。
2. 情调
不少苏州园林主人曾为官僚，拙政园主人王献臣，为明弘治进士，历任御史、巡抚等职。沧浪亭主人苏舜钦，曾任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等职。留园主人徐泰时为嘉靖年间太仆寺卿。网师园主人宋宗元为乾隆光禄寺少卿。退思园主人任兰生任清代凤(阳)、颖(川)、六(安)、泗(州) 兵备道。耦园主人为清末安徽巡抚沈秉成。可见，园林主要是由文人出身的退休官僚经营，他们脱不了官僚习气，虽打着隐居旗号，却少不了迎来送往的应酬，所以要有与身份匹配的排场。拙政园的远香堂、留园的林泉耆宿之馆、耦园的载酒堂等布置华丽，家具规格高且做工考究，体现了园主的官僚身份。因为是读书人出身，园林布置和设计讲究文人情调，题名、碑碣、装修、布置无不体现文化内涵和文人趣味。气派豪华和文人雅趣两者结合，构成了亦官亦文的士人情调。
3. 回家
人生的终极限制是年龄，不管是仕途得意者还是人生落魄者，最终面对死亡问题时，都会寻找最后一站作为告别生命的落脚点，然后在生命的最后站点中留下自己对人生的终极思考和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园林布置忠实记录了园主们对“回家”的思考。
也许，生命周期律是个令人不愉快的话题，不过有许多文人还是禁不住破题哀叹。李白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苏东坡写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说得最揪心的是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说得通明透彻，而且是如飘零落花般地无可奈何，这是何等的无言伤痛。《红楼梦》八十回也好，一百二十回也好，千言万语的香艳富贵到头来都中了一个谶语――空，合了《金刚经》中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繁华园林的背后同样也脱不了这个悲情本质，园林流转了千百年，几经毁建，屡易其主，王献臣之辈而今安在哉!其实，当年他们在园中莳华弄草、闲步吟唱时，或会友宴请欢声笑语间都已深知这个“空”字，只是大家无奈讳言罢了，无言之痛乃真痛，看花开时知花落，人之悲剧也。当然，游园林要看出这点，还须年龄、阅历，再加上自己用心慢慢去悟，悟了，就看出了园林中的悲情符号。李白在《望庐山五老峰》一诗末尾写道：“吾将此地巢云松”，道出了他晚年疲惫的心声，以此作苏州园林的注解最是合适。留园五峰仙馆内的对联“历宦海四朝身，且住为佳，休辜负清风明月;借他乡一廛地，因寄所托，任安排奇石名花”则作出了绝妙的呼应。
4. 解脱
出于本能，人类都眷恋生命，恐惧死亡，如何减低对死亡的恐惧成为全人类都在考虑的问题。结果方法千奇百怪，最后，宗教以轮回转世(佛教)、神仙世界(道教)、天堂复活(基督教)、后世永生(伊斯兰教)等方案胜出，加上其他宗教信仰，信众人数相当可观。宗教信仰成为人类解决终极问题的一种选择，这就决定了园林亦有可能渗入宗教信仰内容。园主如何通过布置来寄托或反映自己对生命未来的愿望和思考，是园林布置中最为晦涩和费解的部分。
留园东部有一处颇富禅意、发人深省，那就是静中观，静中观是东部建筑群的核心，庭院不过百十来平方米，四周墙廊回复，交错互叠，虽有走廊可循、洞门空窗相望，但近在咫尺的可望之景却不可一步抵达。由于廊、洞门、空窗对视觉的引导，使人觉得四面空透，景外有景，延伸无尽，丝毫无逼仄局促的感觉，为此向来被视作古典园林建筑的佳笔。且不管建筑上的艺术性，倒是静中观的建筑现象可以激发起对禅的思考。刘禹锡诗曰：“众音徒起灭，心在静中观”，面对繁复的建筑变体，若能心怀平静，无欲、无念，那么繁复错乱之象、咫尺美景则何扰于我，怎动我心?这是接引你进入“止息杂虑”的境界，唯有如此，才能从红尘欲念的纠缠困厄中解脱出来。
留园亦不二亭，名出自《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文殊问维摩诘，何等是不二法门，维摩诘默然不应。文殊曰：善哉，善哉，乃无有文字语言，是真人不二法门。”此公案意为不假语言文字，靠自己“悟”直接入道。亦不二亭象征园主已找到入门解脱之道。
亦不二亭位于留园东部，与园主家庵贮云庵、参禅处构成一长方小院，为园主宗教生活的场所。院中植有竹林一片，精心养护，氤氲着佛教气氛，游客驻足竹林，微风乍起，顿觉心灵澄澈，感受异于别处。此处的竹子象征园主对佛教的信仰。竹与佛教有很多关系：节之间的空心，是佛教概念“空”和“心无”的形象体现;竹叶发出的飒飒声被一些大师看作是神启的信号。据说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宣扬佛教时，归佛的迦兰陀长者把自己的竹园献出，摩揭陀国王频毗娑罗就在竹园建筑一精舍，请释迦牟尼入住。释迦牟尼在那里驻留了很长时间，那幢建筑就与著名的舍卫城祗园并称为佛教二大精舍。这则传说使竹在佛教界身价倍增，被看作圣物，出现在所有的佛教寺庙中，居士、信徒也在家园中引种竹子，表达对佛教的信仰。可见亦不二亭实际上是留园主人的解脱之门。
同样可以总结，隐藏在园林形式背后的除了观念外，还有园主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们的精神内容构成了园林的本质。
由上可见，园林是观念的形式、精神的家园。古典园林中不排除存在像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即偏于感性创作的无意义的形式美，但在笔者的研究中，中国古典园林形式中大都被赋予了“意义”，是由多层意义叠加而成的文化符号，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的，因而中国文化更多的是有意义的形式。我们传承园林艺术时，切忌抛弃意义的一面作纯粹形式的拼凑。至于园林中“有意味的形式”和“有意义的形式”两者关系将另撰文章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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