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畜牧业总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这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畜牧业职称论文，仅供参考!
畜牧多种经营与畜牧业经营创新
摘要：畜牧业产业化来源于农业产业化(aglibusiness)的概念。应对技术壁垒的难度加大中国加入wto之前，关税，数量限制等式影响我国畜牧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加入wto后，许多国家复杂苛刻的技术法规，标准，名目繁多的商品包装，检验，卫生，环境等要求，已经构成了更为隐蔽，更难应对的技术壁垒，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的畜牧业产品的出口。为了应对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调整畜牧业的经营理念是我国当前畜牧业出口生产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畜牧产业化的实质内容和运作方式的创新都需要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关键词：畜牧业多种经营;技术壁垒;wto机遇;经营创新
一、引言
草原畜牧业是我国经济体制中的传统产业。在自然经济时期，它向人们提供衣、食、住、行、烧等简便易得的生产生活资料，可以较少地依赖社会的其他产业而存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这股强大洪流，冲击着牧区自然经济。因此，转变指导思想，改变生产经营方式，促使畜牧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化，加快畜牧业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
1.改革畜牧业经营方式
只有改革落后的经营方式，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要进行内部挖潜，走内涵扩大再生产路子。牧民群众由于长期受自然经济思想的束缚，养畜不是面向市场而是自给自足，衡量家庭富裕程度主要看牲畜存栏数量的多少，这样作的结果，只能使畜牧业长期维持简单再生产，对畜牧业资源来讲是一个很的大浪费。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增加饲草料入手，这样，又需要投入较多的财力、物力和劳力。因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推行季节性畜牧业，即利用夏秋牧草丰茂之机，多饲养并育肥羯羊及内畜，入冬之前，根据冬春草场的载畜能力，适时适量出栏牲畜，既加快了牲畜周转，增加经济收入，又减少了冬春草场的压力，降低牲畜死亡。
2.畜牧业向高层次发展
畜牧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必须拓宽经营范围，改善产品质量，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畜牧业经济。它既包括畜牧业的内涵，又包括畜牧业的外延，使畜牧业生产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为达到此目的，就要创造条件，逐步形成新的产业群体，按照这种发展思路总揽全局，指导产业结构调整，保证畜牧业经济稳步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家庭经营已成为畜牧业生产的经营基础。
3.发展牧区定居点建设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定居点建设和牧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标准，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部门和环节上受着它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要加强规划和建设，注意发挥其积极作用。定居点是牧民的宿营地和商品交换的集中带，也是牧区繁荣的体现。牧民定居点建设要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子，不能强求一律。既要符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适合现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要顺应牧民的生活习惯。
4.改善牧民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在内的全部生活活动总和。过去牧民的生产力水平低，只能过原始落后的游牧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才达到绝大多数牧民定居，住进了封闭式的瓦房;放牧也逐步由徒步、骑马转向骑摩托或开汽车;太阳能辐射大部分牧区，部分牧民还拥有彩电、录音机，大大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牧民的文化生活。今后，还能达到 “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漂亮，住的讲宽敞，用的讲高档”的生活水平。这些都说明了生产方式的转变是生活方式转变的根本。
二、畜牧业产业化来源于农业产业化的概念
其基本特征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对畜牧业经济的重点产品、主导产业按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的要求，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优化重组，形成各具特色的“龙”型产业实体，以达到产业区域化、组织集团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其实质内容就是生产专业化。
畜牧业生产专业化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从宏观上讲，畜牧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地区专业化;二是由于畜牧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商品化，扩大了产前、产中、产后各产业部门专业化和农场专业化;三是从微观来看，畜牧业部门和农场专业化的发展，又把一种产品的不同部分或不同工艺阶段分成若干专项生产，推动了畜牧业生产工艺专业化。畜牧业生产专业化在这三个层次上的发展，使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方式的运用成为可能，从而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在此基础上，产业化经营形式应运而生，出现了供产销或牧工商等畜牧业经营的一体化。
三、畜牧业经营中遇到的新矛盾
1.应对技术壁垒的难度加大：加入wto后，许多国家苛刻复杂的技术法规，名目繁多的商品包装检验，卫生环保等要求，已构成了更多，更难应付的隐患和技术壁垒，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畜牧业的产品出口。
2.增产增收统一的难度加大：从价格方面看，我国的畜牧产品价格大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收价格因素的影响，畜牧业经营过程中的投入产出率偏低，甚至会出现产供量越大，价格水平越低的局面，最终导致畜牧业增产不增加，经济效益下降。
3.防御风险的难度加大：加入wto后，畜牧业产品出口关税大幅度下调，这很可能导致大量外国畜牧产品继续进入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牧民的组织化程度低，超小规模的农牧户难以应对激烈的国内外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面对经营风险导致的利益损失，农牧民尚无自己的组织出面主持公道，这很可能加剧农牧民收入的恶化。近几年来，国家虽对包括畜牧业相关的不符合wto法规的几千项法规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但一些更深层次，更为复杂的贸易争端可能引起的新的法规纠纷难以作出全面估计，一旦在国际贸易方面真的产生意料以外的法律纠纷，可能会出现负面的对我国农牧民不利的后果。
四、与时俱进树立畜牧业的经营新理念
1.实施国际化的经营战略：面对挑战，必须解决好以下问题,首先是生产组织标准化问题。必须按照国际标准组织生产，以打破某些国家贸易保护中的“绿色壁垒”。其次是生产服务社会化问题。必须面对国际环境，本着社区性服务与专业化服务相结合，事业性服务与实体性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逐步向规范化服务迈进。最后是经营保障法制化问题，调整畜牧业立法的基本目标，并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为畜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2.推进产业化经营机制的运行：为加快畜牧业产业化过程，首先是成产布局专业化问题，畜牧业生产者应利用资源优势从事对自己最有利的生产，发挥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在资源配置方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为畜牧业产业化创造基础条件。最后是要投入集约化问题，畜牧业产业化经营必须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实现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的集约经营，当前尤其是要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搞好畜产品深加工，提高畜产品的附加值。
3.探讨新的合作化经营体制：从当前情况看，应抓好经营联合协会化，应在继续组织好部分专业协会的基础上，发展全国性的上下一盘棋的综合性农牧民协会。产权制度的股份化，应考虑在不打乱原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下，有步骤，有重点，多样性的建立股份制畜牧业经济，以集中资本联合经营，增加畜牧业的竞争力。管理方式企业化，对畜牧业实行企业化管理，首先是注意培养龙头企业，并对其实行公司制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对尚未完全股份制的经营实体，要以市场为向导，借鉴工业企业成套的，完整的管理体系，手段和方法，采用合同契约制度，参股分红制度，全面经济核算制度，并对其整个经营过程中的营运成本，经济效益实行企业化管理。
五、小结
产业化经营形式应运而生，出现了供产销或牧工商等畜牧业经营的一体化。畜牧业是核心和基础，但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都是非畜牧经济部门。实践已经证明，这是畜牧业经营管理的有效途径，产业群体中各个环节的协调发展，畜牧业的多种经营与畜牧业的经营创新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农村养殖技术2007年第五期
北方牧业2008年第十四期
现代农业科技2009年第十八期
中国畜牧杂志2010年第十期
论北魏的畜牧业
[摘要]北魏的畜牧业特别是国营畜牧业，在我国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当之高，这在《齐民要术》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养羊篇》所载的成就为最高，给后世养羊业的 发展 带来了深远的 影响 。本文 分析 了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农牧业的此消彼长的原因，并且还就这一时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对诸如水土保持等有关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北魏 畜牧业 齐民要术 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 历史 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 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 社会 ，从事着单一的游牧 经济 。掠夺和 自然 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 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代郡牧场|公元399年|不祥，可能保留至北魏灭亡|南起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西至西山[3]|马35万余匹，牛羊160余万头|掠夺|供应战马皮毛等军资，作为统一北方战争的需要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河西牧场|公元439年|约公元529年|凉州到黄河河套地区[5]|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峯，牛羊无数|掠夺|畜牧业的产源地
河阳牧场|公元494年|不祥，可能至北魏灭亡|以汲郡为中心，东至东郡的石济，西至河内郡，南距黄河十里[6]|戎马10万匹，每年还从别处迁入|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迁入|京师警备及畜牧业的产销地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 中国 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代郡牧场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国营牧场，曾于泰常六年(421)进行扩建。北魏迁都以后，大多数牲口都移往了河阳牧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来北齐恒州的代郡牧场，便是沿袭北魏该地而来的。漠南牧场的经营方式与代郡牧场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 组织，“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7]。漠南牧场人畜众多，畜牧业生产繁荣，以致于“岁至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毛皮委积”[8]。河西牧场的规模最为庞大，并且存在时间也最长，将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河阳牧场距黄河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迁都以后，鉴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距京都较远，为满足京师警备及畜产品消费而兴建的。
从以上对于四大国营牧场的介绍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营牧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的南下逐步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定都洛阳始终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业在时空上的变化。即整个社会在向中原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畜牧经济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四大牧场前三个牧场的牲畜来源全靠战争掠夺而来的，而河阳牧场的牲畜则是从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场迁入的，说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夺在畜牧业经济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场建立年间，大规模的掠夺已达到了顶点，国力亦达到最高峰，此后掠夺战争随之减少，国势也渐渐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场的牲畜迁往河阳的过程中，“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9]，然后再转牧于河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从每个牧场牲畜惊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业生产规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国家牧场的牲畜总数，也仅为河西牧场的三分之一。可见，北魏的畜牧生产规模及水平，繁荣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历代，就连后来以马政最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难与之相比。
不但国营畜牧业如此，北魏的私营畜牧业也是比较繁荣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们的牧地面积多达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所养从事放牧的“牧子”就数以千计，而牲畜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间，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税的政策，规定：“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10]，以马作为征收对象，以羊的数量作为征税标准，如果没有发达的私营畜牧业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时，恒州刺史“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11]。北魏《齐民要术》中提到养羊生产，羊的数量往往以“千口”计，“羊一千口者”“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想必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个家庭饲养千口羊的规模也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就曾养了200只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营畜牧业在北魏的畜牧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 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 总结 北魏及其以前的 农业生产 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 内容 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 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2]，由此可见其地位与重要性了。而这部分，据游修龄先生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4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13]。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 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说明了马和羊在北魏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 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啓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插进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 学习 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15]，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16]，并且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社会的需求俨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齐民要术》养羊篇反映的当时生产技术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 术 要 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养管理|“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17]，这是对于牧羊人的选择。“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舍饲与放牧应结合起来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 方法
制酪做毡|“于鐺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絹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疾病 治疗 |“羊有疥者，间别之”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以此来检验羊的健康状况
《齐民要术》养羊篇所总结和反映的北魏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成就，在中国的养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影响。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我国养羊技术资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养羊的实际方法，应以《齐民要术》的记载为最有价值”[19]，这是对《齐民要术》养羊篇最好的评价。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羊篇所载的方法内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别的卷篇那样包含了对以前的技术经验的总结，而是在北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自身在生产 实践中总结提炼，并且借鉴北方畜牧生产的经验方法的结果，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不断交汇融合的产物。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研究 》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术》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产经验。仅从其记叙字数就不难看出，有关羊的饲养比重已远超出此前占优势的猪。从而可见此一时期，华北农民对羊的饲养已处于优势地位。羊的饲养跟农户的活动有密切相关的诸多 问题 ，在《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中，大体可以窥之，而体现这些经验的记述，只能是依据直接经验者，其中理应包括有些是从北方民族学来的”[20]。“要术最重要的优良作风之一是引书都注明出处”[21]，而本篇标明出处的仅有一处，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关内容，“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养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等。由此看来，养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时期独创的。
中国古代农书中关于畜牧兽医方面的，以马、牛为最多，驼、猪次之，但有关养羊的专著，则几乎就没有。同时“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于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22]。可见《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涉及到养羊的部分几乎全部引自《齐民要术》。另外一本元代三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中的羊养技术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中除了马、羊，对于其它家畜诸如牛、驴、骡、猪、鸡等均有所论及。从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驴骡这两种由北方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没有的动物，在那时已经成为很重要的役畜了。书中关于猪和鸡的饲养管理，也都设立了单独的篇章，材料很多，论述很有价值。三. 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当北魏的畜牧业 经济 不断 发展 壮大直至达到顶峰的时候，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来说， 农业，这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更为悠久 历史 的经济部门，也得到恢复进而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了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重又占据首要地位。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以后，通过颁布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之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这使得以掠夺为主要来源的畜牧业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种植业来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此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人声称“国人本着皮套，何用棉帛”[25]，可见农业经济结构尚待全面进行调整。
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得土地与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客观上为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它使得农业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从畜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 社会 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所以《齐民要术》出现在北魏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畜牧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但“如果说鲜卑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已不复存在，那是错误的”[27]。河阳牧场的存在，至少是个例证。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 影响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 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28]。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1.5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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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 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 《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 《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 《魏书》卷110《食货志》。
[6] 《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 《魏书》卷103《高车传》。
[8] 《魏书》卷103《高车传》。
[9] 《魏书》卷110《食货志》。
[10] 《魏书》卷3《太祖纪》。
[11] 《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 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 科技 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 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 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 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 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 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 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 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 《魏书》卷3《太祖纪》。
[24] 《魏书》卷3《太宗纪》。
[25] 《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 《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 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 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 电子 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30] 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31] 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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