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的概念是指正在向工业国过渡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又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转型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于世界 经济 之外。无论是从产业部门还是从收入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不同层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 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的纽带。印度与 中国 都是 发展 中转型经济国家典型。印度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贸易之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在世界贸易中都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都是经济发展中的 影响 与被影响者。
[关键词] 转型经济 印度 中国 贸易关系
一、印度贸易状况
印度 自然 条件相对优越，气候暖湿、资源丰富，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印度进口商品结构为资本货物、能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其进口近年来大量增加，而粮食等消费品进口则大大减少。2005年石油进口额高达266亿美元，其后两年也呈增长趋势，这也是印度外贸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进口的原料及其他中间产品主要是羊毛、原棉、石油制品、化肥、钢铁、钻石配料、食用油等。出口商品结构中农产品出口额下降， 工业 品出口额不断增加。
2006年印度出口农产品(包括茶叶、海产品、咖啡、蓖麻油、棉花、油漆等)约80亿美元，it产品出口为185亿美元，药品及相关化学品出口达55亿美元，其他工业制成品约90亿美元，钻石及珠宝出口自2003年起已超过100亿美元。印度独立后，其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由独立前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状况，转变为日益走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放松对私人经济的控制、改善对公营 企业 的 管理、增强试产调节功能、扩大对外开放等,并在《2004-2009年度印度对外贸易政策》中使之规范化、具体化。图为2007年印度出口产品、图右为进口产品(亿美元)
2007年～2008年印度对外贸易总额为1814.8亿美元，同比增长22.63%。其中出口722.81亿美元, 同比增长18.52%;进口10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51%;贸易逆差369.23亿美元，同比增长41%。
二、印度与中国贸易关系
中印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贸易关系在1959年因中、印 政治 关系恶化而停顿，1976年恢复正常之后就一直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砂、塑料、珠宝、贵金属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电、矿物燃料、矿物油等。当前，印度处于顺差地位。但因双方政治关系不很稳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十分相似，经济互补性差。在今后的中印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上可能还会面临一些 问题 ，但就 目前 发展状况及对未来的预测表明中国在未来对印贸易中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印两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但双边贸易额很小。影响贸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政治关系、 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经济因素。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净贸易比(ntr)对目前中国和印度农产品竞争能力进行对比分析，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已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印度仍处于比较优势地位。对于中国和印度，传统的比较优势 理论 和要素禀赋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释两国双边贸易额较小的现状。
但是，由于ntr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标准的不同，即根据不同的产业分类标准，会得出大小不同的ntr值，甚至会得出正负相反的取值，因此，通过单个ntr的值，分析某个产业的竞争能力是有失公平的。为克服这一缺点，本文利用该理论框架下的净贸易比这一定量分析指标， 计算 出它们的相关系数，以此 研究 两国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 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trade 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码分类的中、印两国1985年～2007年的进、出口数据，计算出各商品组的ntr值，每个国家各商品组的ntr值组成一个向量，分别设为向量x，y,xi是i产品的出口额，yi是进口额;然后，根据公式yi=α+βxiεi，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两个向量做相关分析，求出对应向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如果相关系数是正的，说明中、印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近似的。如中国在某类商品组上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印度在该类商品组上也具有相近等级的比较优势(或劣势)，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组重合程度较大，意味着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相关系数越大，表明两国的贸易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在贸易上体现的竞争态势愈明显(注：引自《东盟五国与 台湾 出口产业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分析》)。
如果相关系数是负的，说明两国在贸易结构上是相反的，即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组，在另一国可能不拥有比较优势，两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计算中国和印度纺织品与服装制品的rca指数，说明两国在纺织品与服装制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竞争能力是非常相近的。由于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分开进行分析(注：根据sitc的划分标准，初级产品指sitc的0类～4类，工业制成品指sitc的5类～9类，由于第9类基本是未分类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讨论的工业制成品只包括5类～8类。)。
根据spss 软件的输出结果，全部6个分析年份的相关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双尾t检验。因此，可以拒绝两个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即三类商品组在分析年份表现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说明中、印两国的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贸易结构表现为竞争关系，两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劣势)的商品具有相当的重合程度。中、印两国总体贸易结构在1985年～2007年的各年份分别呈低度正相关和中度正相关。在一般的统计分析中，有一个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判定相关程度强弱的标准。
设相关系数为r，一般地，当│r│≥0.8时，视为高度相关;0.5≤│r│<0.8时，视为中度相关;0.3≤│r│<0.5时，视为低度相关;│r│<0.3时，认为关系极弱，可以看做是不相关。比较而言，工业制品的相关程度最强，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级产品。可以说，中、印两国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并且竞争的激烈程度先升后降，但两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程度比中国与东盟后起四国的竞争程度轻微。中、印总体贸易结构的竞争关系，根据净贸易比计算的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国在虚拟的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变化方向。考虑到ntr指标的局限性，中、印两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近年已达到80%左右。
为使统计口径一致，中、印出口数据统一用美国对两国的进口数据代替。按照hs分类标准，(由联合国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订，包括5019个6位数子目的商品)，美国进口 历史 数据(u.s. 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业制品按照十位码分类，分别由第一位数为5～9的商品构成。首先，将十位码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进行汇总，归纳成按照hs三位码分类的91组商品，分别属于500组～999组，分别对应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本的第5类～8类的各组商品;然后，求出各国各商品组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即一国某一类产品j在美国该类产品进口合计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该类产品各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乘以本国的人均gdp，从而求出各类产品的附加价值指标。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额相乘加总会导致数据过大，现利用既有数据，对人均gdp求取自然对数，再与各商品出口额相乘加总，对加总的和求取反对数。整个运算使用的函数都是单调递增的，得出的各产品附加价值指标虽然与前面的介绍不尽一致，但不会改变各产品组市场份额与出口制品附加价值指标分布的单调性。
从工业国家的发展历史看，一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首先是从劳动或资源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再从资本密集型过渡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国家恰好劳动要素比较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高收入国家恰好资本和技术要素比较充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出口市场占有率较高;中等收入国家则居中。收入相近国家的出口结构也会比较接近，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即市场占有率比较接近的产品重合程度会比较高。两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制品上，低附加价值制品在对美贸易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高附加价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国市场份额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场份额也比较高，反之也如此。
但是，中国的出口规模比较大，多数商品的市场份额高于印度。1990年～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30%的商品种类很少，主要是鞋靴、婴儿车、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未列的杂项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当然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期，印度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超过20%的商品种类就更少了，在90多个商品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过3个。这些商品也大多属于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主要是纺织纱线、其他机织物、铺地用品等，还有一些宝石、次宝石，也都是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印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比较一致，二者在美国进口品市场上将构成一种竞争关系，其出口会此消彼长。
中印两国 经济 发展 水平比较接近，在双边贸易往来中有竞争，但经济贸易前景仍是比较乐观的。要实现两国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首先有赖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官方的高层次互访，在发展双边经贸往来的宏观 问题 上达成更多共识，可适当制定一些具体目标和相应的时间表。(2002年国务院朱镕基率领 中国 企业 访问印度，当时双方提出的目标是在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但是这一目标在2003年即被突破。2005年4月温家宝成功访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6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出访印度，设定了双边贸易的最新目标，在2010年贸易额要达到400亿美元。)官方的互访可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创造良好的 政治 氛围和舆论攻势，而时间表的确定可以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其次增进两国 工商界的了解。在很多印度工商界人士看来，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且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互补性并不很强。而印度由于国内的一些问题，如缺乏灵活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远高于中国，使印度很难向中国出口制造业产品。
实际上双方优势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印度最近几年对华贸易已从逆差转为顺差。(2001年、2002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大于进口，从2003年开始，中方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2003年、2004年、200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1亿美元、17.5亿美元、8.3亿美元。)所以中印之间不可能是单向交易，与中国的贸易对印度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当前，印度it行业发展迅猛，很多企业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已纷纷采取行动寻找合作的途径。最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两国出口产品的宣传力度，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熟悉度和认可度。其中相互参展办展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参加展会既可以使双方保持 联系和接触，搞清彼此的基本 法律 、法规和关税等对外开放政策，为进一步探讨合作和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也有利于宣传自己的商品，为扩展贸易打下基础。我国在印度参展、办展，不仅了解了印度市场的需求情况，而且显示了我国商品在技术上的优势。为拓展中国市场，印度也可以到中国参展办展，让中国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印度产品。
另外，双方要实事求是地解决贸易摩擦。随着中印贸易额扩大,贸易摩擦和其他纠纷也 自然 多起来,这是正常的,关键是采取妥善的解决 方法 。 目前 两国尚未缔结司法协定,使一些经贸纠纷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所以两国应尽快缔结司法协定。对于印度方面出于贸易保护目的提起的贸易救济案件，要积极应诉，必要时可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方也要加强行业自律，进一步规范贸易秩序，减少恶性竞争，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公平地参与对外贸易。这样中国与印度在未来贸易发展中将会更好的合作与发展。
参考 文献 :
[1]何运奎:国际贸易地里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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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亢:外国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世界经济年鉴,(2006-2007)
[5]关志雄:《中日经济间的互补关系》.中国 社会 科学 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 所演讲
摘要：中东欧转型国家在金融危机前的持续增长和危机后的增长骤降都可以归因于其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缺乏有效监管能力的情况下与国际资本市场盲目接轨的政策性失误。中东欧转型国家应当走一条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之路，从而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金融自由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年，中东欧转型国家①都已经走出了转型性衰退，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见图1)。持续的经济增长缩小了中东欧转型国家与西欧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使中东欧国家重新走上复兴之路，再加上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美国和欧盟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已经实现，转型已经取得成功。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骤降，有20个国家在2009年出现负增长，亚美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5个国家经济负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见表1)。
与经济增长骤降相伴随的是资本大量外流、出口贸易低迷、失业率上升、汇率波动剧烈、金融体系风险加剧。中东欧转型国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笔者认为，这一切与中东欧国家转型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因而其危机前的持续增长和危机后的增长骤降都可以归因于中东欧国家以经济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转型策略。为此，笔者将从剖析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入手，分析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形成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根源，在此基础上探讨中东欧转型国家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一、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内在缺陷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ebrd)是持续关注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的国际机构之一，其每年出版的《转型报告》(transition report)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的《转型报告》中，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已经连续四年对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在危机后的表现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结合这四年《转型报告》提供的资料和数据，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概括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内需带动，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零售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前普遍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导致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消费者不能享受到充分的消费服务。随着20世纪90年代转型性衰退的结束，被压抑的国内需求开始迅速增长。从图2中可以看出，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
换句话说，大多数中东欧转型国家是净进口国。对中东欧转型国家来说，打开国门、实行经济自由化对于拉动内需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尤其是与西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加强了消费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提高了其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国外商品的大量涌入则弥补了国内在同类商品供给方面的不足，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被普遍认为依靠能源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俄罗斯，其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也是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贡献率超过60%(见表2)。
第二，金融自由化政策带来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带动了信用繁荣，促进了消费需求膨胀。在转型前，中东欧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处于压抑的状态，而转型后所实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旨在于通过外资的参与弥补本国金融体系的发育不良。bergl?觟f and bolton(2002)发现，早在中东欧国家刚刚走出转型性衰退的时候，外资银行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些复苏较快、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都具有较为相似的金融体系，银行——很大一部分为外资所有——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②金融危机前，流入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都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见图3)。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和外资银行参与带动了信用繁荣，使资产价格上涨，资产价格上涨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增长，消费增长又促使银行信贷扩张，从而形成了中东欧转型国家“高负债、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一些国家外债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100%(见图4)。
第三，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以引进为主，缺乏自主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商业环境亟待改善。与国外企业相比，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本土企业无论是从生产效率还是从产品质量来看都处于劣势，因而其经济自由化必然会造成国外商品对国内产品的替代。这在为本国消费者带来福利增进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本国生产者的巨大冲击。
对于那些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来推动私有化的国家而言(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等等)，由于外国资本往往看好那些基础设施比较好、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发展潜力比较大、容易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因而大量优质的国有资本落到了国外资本的手中，这进一步削弱了本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因此，与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伴随的是r&d投入不足(见表3)，技术进步缓慢，先进技术以引进为主。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在转型国家所进行的“商业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beeps)，技术可得性、腐败和税收管理成为转型国家的三大商业环境限制，超过三分之一国家的企业将技术可得性视为最严重的障碍。③此外，中东欧转型国家普遍缺乏自主创新和独立的企业家精神。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2011年《转型报告》中特别区分了“生存型创业”(即迫于没有正式就业机会而不得已创办小企业)与“机会型创业”(即为了实现商业想法、追求商业机会而从事创业活动)，其对《转型地区生活调查》(lits)的数据显示，“生存型创业”在中东欧地区该种类型的创业者占据相当比重，而与“机会型创业”相比，“生存型创业”实现创新的可能性更小，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有限。④
总的来看，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内需。内需的成功启动，一方面与住房和消费品部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则来自于金融自由化政策所带来的资本流入和信用繁荣，贸易自由化弥补了国内产品供应的不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
第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在中东欧转型国家中，对内需贡献最大的不是工业部门等实体经济，而是具有虚拟经济属性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从理论上来讲，虚拟经济并不具有生产性，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创造出维系人类社会存续的物质产品。很难想象，当一个经济体中全体社会成员都不进行社会生产，而大搞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时，他们日常吃穿住行所需要的消费品从哪里来。因此，只有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让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够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发展。
对中东欧转型国家来说，其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发展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实现的，而是依靠信贷扩张所带来的虚拟经济的繁荣支撑的，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的实质，就是通过发展房地产业、金融业等虚拟经济来创造gdp，通过输出金融资产来进口消费品，从而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净消费者”。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使大量的经济资源从实体经济中抽调出来，实体经济中的产品供给能力、生产管理效率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的市场缺口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而形成经常项目的长期逆差状况。虚拟经济主要靠社会成员之间的信用来维系。显然，信用不可能无限扩张，虚拟经济也不会脱离开实体经济而不受限制地任意发展，因而虚拟经济的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也就意味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脱离的程度越大，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就越差。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信用扩张中断，虚拟经济在一系列“去杠杆化”的作用下开始向实体经济回归，从而导致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骤降。
第二，外资倚重下的二元分化。世界银行(world bank)曾经在1996年和2002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认为，中东欧转型国家走出转型性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通过引入外资来改善企业绩效。⑤相应地，这种外资倚重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一度被认为是经济自由化的一个成功范例。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比内资实力更为雄厚的外资是有选择性的，如果没有利润的诱导，那些占有优质资源的外资并不会主动把经济资源导向发展前景欠佳的落后领域，更不会帮助缺乏竞争力的内资实现技术进步，摆脱困境。
因而中东欧转型国家对外资的倚重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独立的经济循环，大量优质资源向着以国外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循环集聚，而被淘汰下来的资源则会滞留在国内资本形成的经济循环之中，整个经济体系呈现出先进与落后、发达与欠发达并存的二元分化态势。因而，当世界金融危机来临之时，逐利性的资本——尤其是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国民经济正常循环和周转之中的外资开始抽逃，这就导致整个经济体系流动性不足，使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再加上国内资本发育不良，使中东欧转型国家缺乏有效的办法应对危机。其结果是，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中遭受的打击就越大。
二、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根源在于政策失误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就提出，经济发展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国家当政者的政策选择。对转型国家来说，虽然经济自由化有利于实现长期的持续增长，但是政府不应该同时采取全部的自由化措施。相反，经济自由化有一个“最佳”的顺序，其中的关键在于，过于依赖国外的资本和市场会增加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因而他更主张应当首先放开国内融资与国外贸易，鼓励不吸纳外国资本的自由化，因为大量的资本流入会导致过度借贷，从而诱发危机。只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内部金融体系之后，才能够启动对外贸易的自由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当是经济自由化的最后一步。⑥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所选择的道路恰恰是和麦金农的观点相背离，在建立国内金融体系之前，就同时开放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出现了政策失误。
为了从根本上废除中央计划经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推进的十分迅速和彻底，试图实现社会经济领域的“去政府化”。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在中东欧转型国家则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从理论上来讲，如果没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约束，那么利润诱导下的经济活动将会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开实际生产领域而在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里寻求独立增值，从而使经济呈现出虚拟化的倾向。因为越是能够脱离开实际生产领域，其利润的获得就越是能够不受客观生产条件的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增值的不确定性，而只是使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相匹配。
对此，爱德华·肖也指出，“倘若深化金融的措施未得到其他鼓励合理的经济政策的措施支持，储蓄资金就有可能转向消费或外国资产，投资选择也可能恶化，从生产型转向非生产型。”⑦中东欧转型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正是如此，一方面，外资银行进入转型国家市场，使该地区商业银行外资参与率持续上升，到2000年，大部分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商业银行被外资所控制，对外金融依赖性过高。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分支机构热衷于向该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由于外币贷款利率仅约为本币贷款利率的2/3，在低利率的吸引下，转型地区的企业和个人更倾向于选择外币贷款，这使得外币借贷开始非理性扩张，从而为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
另外，中东欧转型国家没有对本国商业银行进行改革，本国货币金融体系发展滞后。中东欧国家的金融市场以中央银行为引领的二级银行体系监管制度不完善，商业银行数量多、规模小，为投资者提供的资本流动性十分有限，而且这种情形更增加了该地区货币政策的脆弱性。
因为在制定政策时，管理者并不能够根据灵活的自由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信号作出决策。此外，在银行资产组合方面，中东欧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承受外资银行强烈竞争压力的同时，仍受到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坏账影响。对于部分持有银行一定权重股份的特殊所有制结构的公司，银行不能够终止这些濒临破产企业的贷款。因此，银行不得不以相对较低的利率转贷这些低质量贷款。与此同时，新的债务人就被迫担负银行的损失。为了规避损失，优秀的债务人纷纷选择转向其他金融市场，留给本国银行体系的就是最差的客户。
综上所述，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问题的根源是政府政策失误。对于中东欧国家这类小型经济体而言，选择外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正确的。在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外资对商业银行控制的程度大小也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外资银行在中东欧地区的经济活动是否获得了有效地监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缺乏有效监管能力的情况下与国际资本市场盲目接轨的政策性失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金融早熟、市场扭曲以及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表明，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不完美，存在着重大失误，其转型进程仍需深化。
三、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未来
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面前，中东欧转型国家这种“外资倚重、内需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暴露了其难以兼顾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稳定性的缺陷。危机过后，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使中东欧转型国家无法重现危机前强劲的增长和繁荣。
第一，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质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市场，从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与西欧经济的一体化从而搭上西欧经济增长的“末班车”，对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这次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无论是美国经济还是西欧经济，其经济增长都是通过发展虚拟经济实现的。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逐渐改变了过去依靠制造业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运行模式，转而依靠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创造金融资产，实现经济增长。相应地，伴随着经济虚拟化，美国对世界提供的不再是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而是依靠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输出各种债券和金融资产，成为世界经济的“净消费者”。
西欧也是如此，欧元诞生之后，西欧经济依靠欧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开始迅速虚拟化，其金融业务随之迅速“泛欧洲化”和国际化，中东欧转型国家开始通过经营欧元金融业务获得巨大的利益，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东欧转型国家实际上复制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是全球经济走向失衡造就了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辉煌，而危机后美国和西欧经济迅速向实体经济回归，这一去杠杆化的过程带来的资本流入锐减是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增长骤降的直接原因。据统计，中东欧转型国家fdi流入量在2009年降至与1997年相当的水平;中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私人借款者向银团的借贷额在2007年5月达到了近200亿美元的最高值，而到2009年6月跌至不足20亿美元。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西欧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能达到危机前的高度，再加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欧债危机，横跨西欧和中东转型地区的金融一体化模式很可能受到破坏，这就决定了中东欧转型国家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其未来的经济增长。
第二，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内需导向型的，在危机前，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中东欧转型国家以虚拟资产作抵押举借了大量的外债，其外债总额远远超过了该地区的gdp，更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危机之后，资产价格暴跌使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在货币贬值幅度较大的国家，以外汇标价的抵押贷款更使家庭消费雪上加霜。在危机后失业激增、工资下降的情况下，一些转型地区家庭不得不通过削减生活必需品(诸如主食和医疗)的消费来偿还外汇抵押贷款等债务。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所进行的《转型地区生活调查》(lits)发现，在2008—2010年的衰退过程中，中东欧转型地区家庭工资下降29.3%，19.8%的家庭有成员失业，汇款量下降13.6%，13.1%的家庭工资被拖欠或停发，3.2%的家族企业倒闭，转型地区有38%的家庭经济情况恶化，那些持有外汇抵押贷款的家庭会更多地削减支出。⑨总之，危机前的过度借贷导致中东欧家庭负债累累，在这种情况下，疲软的国内需求也决定了中东欧转型国家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其未来的经济增长。
当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东欧转型国家将走向何方?对此，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08—2011年的《转型报告》，主要有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发展本国货币金融体系，降低对外资的依赖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第二，变内需拉动为外需导向，鼓励贸易一体化，丰富出口商品结构;第三，改善商业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第四，完善政府职能，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更为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可以看出，这几条建议旨在于再造一个新的更加强调“自力更生”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实际上又回到了麦金农的逻辑，即转型国家应当走一条内外平衡的经济发展之路，既不过于倚重国内资本和市场，又不过于倚重国外资本和市场，从而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之间寻求平衡。
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实体经济，当20世纪发达国家开始发展虚拟经济而开始“去工业化”之时，中国成功地承接了来自西方的产业转移，现在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之中，成为“世界工厂”。如今新的全球产业分工已经形成，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行已经使中东欧转型国家错过了发展实体经济的最佳时机。现在，在缺乏资金、技术和比较优势的条件下试图重新确立中东欧转型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在国内金融体系发育不良、背负沉重债务包袱的前提下试图使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发展，其困难和艰巨可想而知。但不管怎样，危机在为新的制度开辟道路，当危机的伤痛记忆犹新时，改革将相对更容易推进，中东欧转型国家应当抓住这一机会之窗，促进经济发展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
注释：
①主要包括：(1)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2)东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3)东欧和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4)俄罗斯;(5)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②bergl?觟f，e.，bolton，p. the great divide and beyond：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n trans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16 (winter)：pp77-100。
③transition report 2010： recovery and reform. ebrd. pp.83。
④transition report 2011： crisis and transition： the people’s perspective. ebrd. pp.78。
⑤world bank. from plan to market. washington，d.c.，1996. world bank. 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d.c.，2002。
⑥参见《麦金农经济学文集》第一卷、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⑦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出版，“前言”第1页。
⑧对世界经济格局发展演变的进一步分析参见刘俊民：《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趋势——三大趋势如何冲破固化的世界经济格局》，《开放导报》2011年第2期。
⑨transition report 2011： crisis and transition： the people’s perspective. ebrd。
内容摘要 当今世界的 经济全球化，以及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表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为各个转型国家的经济开放和制度借鉴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转型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组织的积极性很高。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资格绝对可以推动转型国家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3个主要载体是贸易的自由化、生产活动国际化和金融的全球化，它们的全球化进程对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要求下，国际性经济组织不断创立和发展。这些组织在协调不断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新问题，制订国际经济活动规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对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支持与规范，以及 申请加入的先决条件及其制度选择与安排，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制度变迁 转型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方面的因素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原中央 计划经济国家广泛地实行市场化改革，从经济体制上消除了与以市场经济为本质特点的世界经济的差距;二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发展政策上减少了国家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世界经济在空间概念上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其中，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本身既是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表现，又是经济全球化逐步推动的结果，同时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欧洲和亚洲一共有30多个国家，占全人类1/4的人口，卷入了这场壮观的变革。这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谓的转型国家。
理论上，经济转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转换，即从一种制度状态进入另一种制度状态;另一种则特指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发生的制度变迁，即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随着 实践中传统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东欧国家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正是改革的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作用，开始把体制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之中。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新设计的过程，转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的能力。由于转轨的途径和步伐各有不同，转轨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有的国家只是在 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有的国家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俄罗斯。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另一次尝试。所以，对转型国家而言，转轨取得最终成功的机会就在于恰当的制度设计能否有效运行。如果对制度安排没有足够的关心，自由化和私有化就无法带来社会预期的经济的效益;如果对实现新体制没有明确的规划，或者对新体制的运作一无所知，就无从谈起及时完好地实现转型。因此，转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成功完成制度的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至关转型国家改革成败的关键，好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表现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
谈及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有很多诸如原因、影响因素、机制及其路径依赖等问题吸引我们的视线。但这里，笔者想另辟蹊径，以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探讨其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
经济全球化促进制度安排的借鉴与趋同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指全球所有国家都被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中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始点可视为15世纪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甚至更早。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少有国家仍然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现代世界经济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趋加强，以贸易、金融和国际化生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现在，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越广越深的国家，它的增长就越会按照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发展。由于转轨经济完全可以以一种追赶型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所以它们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在这种背景下，显然，经济系统的开放性成为了引发其制度变迁的诱因之一。越是开放的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经济系统的交流来获取新的有效制度安排的知识，从而扩大可供其选择的制度集合。事实上，如同通过技术的引进可以有效降低独立开发新技术的成本一样，通过借鉴别国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 经验，也可以大大节约一国用于制度设计与创新的研究费用，大大降低其对不成熟制度安排的试验成本。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新的制度设置必须建立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的新组织的基础上(因为那时不需要它们)。经济转轨不但呼唤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而且需要对新的行为模式加以学习。企业、银行、公务员和政府官僚，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须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并尽快学会新的模式。所以，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表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为各个转型国家的经济开放和制度借鉴提供了非常之良好的契机。
首先，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表现之一，又是经济全球化推而广之的结果，此外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转型国家之所以会在20世纪末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除了中央计划经济本身的一些弊端导致国家经济效率极低，国民生活水准下降，从而从内部产生制度变革的要求之外，某些转型国家突破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限制，开始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恢复经济往来，从而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其制度效率也不无关系。
其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扩展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现状的一种客观描述，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渗透，未来的最终发展趋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则是必经的一个阶段。这些集团以其显著的经济成效吸引着各一体化组织外围的转型国家，因此，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仅是转型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绝好机遇，同时一体化组织制度趋同的要求，无形当中也为各个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可选择的模式。
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在转轨经济体中，有许多国家正在与更多的发达国家开展各种交往活动，转型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积极性很高。对于某些东欧国家来说，为了转轨的成功，他们期望加入欧盟。这当然是一个困难而长期的过程，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整个经济和 政治转型中最令人鼓舞的努力。如果能够顺利地加入欧盟组织，那么欧盟的经济制度就会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加入欧盟的期望，成为了中、东欧转型国家努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系转轨的动力之一。到1996年，已有10个转型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开始与欧盟进行合作。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包括具备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存在民主制度，尊重少数民族，合理 管理公共事务等等。为了实现加入的目的，它们必须加快制度框架的改革以达到欧盟的要求，因此，在努力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以欧盟的制度安排为路径，逐步与之趋同。
1997年的马德里峰会，捷克、匈牙利、波兰被正式邀请在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这个关于成员国资格的重要决定是由美国参议院于1998年4月30日做出的。虽然北约成员国资格只是严格的 政治决定，比欧盟成员国资格的获得容易得多，但是，加入北约将有利于这3个国家加快与欧盟和全球 经济的一体化，同时有助于加强外界对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信心，并加强外资的进入。
相似的努力，亚洲的转型国家也在进行着。这一地区的目标集团首先是东盟。越南在1995年成为东盟的成员国，老挝则于1997年加入东盟。柬埔寨的加入因为1997年夏天的政乱而被拖延了。东盟成员国资格对这些转型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考虑到它们与其他东盟发达成员国的巨大 发展差距时更是如此。区域一体化是唯一可以使欠发达的转型国家保持比富裕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减小经济差距的方式。这取决于，第一，是否东盟扩张的过程有利于转型国家市场改革的进程，并且最终使其真正转型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第二，是否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可以使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毋庸置疑，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越南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势，价格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某些自由的监管都有利于资本市场和外商直接投资，所有这些都因为加入东盟而得以催化加强。不过，东盟成员国资格并不要求政治和制度方面的条件，这些都可以在加入之后的适当时刻按集团所建议或期望的方式进行改革。这样，就有时间来支持转型国家所进行的必要的改革与调整，这可能会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在转转型国家之间很可能会产生某些以国际合作和经济增长为宗旨的新区域组织。在苏联解体和经互会解体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新地区之间的重新一体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资格绝对可以推动转型国家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影响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主要渠道
经济全球化是在市场经济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在高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国际经济政策及新游戏规则的协调下，生产要素的跨时间、跨空间的运动。经济全球化的3个主要载体是贸易的自由化，生产活动国际化和金融的全球化，它们的全球化进程对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贸易、投资、金融的加速发展，各转型国家将扩大开放程度和融合程度。贸易自由化使得加入到wto组织的成员国必须遵守共同的制度之规，以统一的国际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生产活动国际化是跨国公司实施全球经营战略的体现，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会随着跨国直接投资的输入而被引进、效仿和采纳，由此而产生的附带效应之一就是各国微观企业制度的逐步趋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也同样将会对各国金融体制产生整合作用，使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逐步统一，制度创新则被迅速推而广之。这些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它们同样波及到了正快速融入世界经济的转型国家，转型国家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会通过这些渠道而发生改变。
1.生产活动国际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投资自由化和生产活动的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跨国公司成为主角。跨国公司日益壮大，巨型企业的跨国投资迅速增长，国际直接投资的障碍日趋减少，生产的国际分工不断深化，所有这些变化都使跨国经营成为当代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世界生产在企业跨国经营的推动下日益一体化。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跨国购并浪潮以及日趋盛行的跨国战略联盟已成为对外资本扩张中的两个显著的特征，在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跨国公司在决定着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战略左右着发展中东道国的发展特点和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它们对转型国家同样产生着实质性影响。
(1)有助于对转型国家投资需求的满足。
投资自由化为经济转轨国家吸引外资和资本外投创造了条件。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新资本的需求庞大，仅仅在东欧，它们将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再吸引至少1500—2000亿美元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主要有3个方面：国内储蓄、对外贷款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东欧的解体导致了苏维埃式的国际合作的终结，这一真空不仅被来自西方邻国的资本，而且也被来自远方的资本所填充。它们足够富裕，能够用闲置资本进行投资，并将转轨的挑战视为扩展其业务的新机遇。
(2)跨国公司在生产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生产国际化的推进器，转型国家则在跨国公司推动的生产活动国际化当中受益。
生产活动国际化不仅使经济转轨国家传统的国际分工逐渐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也使跨国公司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各个产业和部门，使生产要素得以合理组合与流动，资源得以重新配置。
基于上述原因，只要转型国家能够确保稳定的经营 环境，就能融入到生产活动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知道市场资本主义的根本不仅在于私有产权的主导地位，而且在于竞争的企业部门，功能齐全的市场及对市场配置规则的尊重。所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进驻，会使转型国家的微观企业制度与发达国家逐步趋同。 国 经济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为适应这种形势，转型国家一方面要加速经济体制转换的进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以应对贸易自由化的挑战。譬如，转轨初期俄罗斯、乌克兰和匈牙利等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全面实行对外经贸自由化政策。一是取消了外贸经营权的国家垄断，允许境内的一切企业自由从事对外经贸活动。二是开放国内市场，放宽或基本取消进出口限制，实行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三是逐步取消对国际收支方面的一些限制，实行日常业务的本币可自由兑换制度。
国际经济 组织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 发展要求下，国际性经济组织不断创立和发展。这些组织在协调不断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新问题、制订国际经济活动规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对转型国家经济转轨的支持与规范，以及 申请加入的先决条件都对其制度选择与安排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世贸组织及各个国际金融机构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
1.世贸组织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国际 社会都不断寻求稳定的制度安排以维护这些发展。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经济制度上的作用集中反映了全球化中制度性一体化趋势，并广泛地覆盖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从我国历时十几年的入世进程来看，我们已经知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许多改革必须实行。而入世之后，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依然必须承诺改革，按照世贸组织的原则建规设制，进一步实施经济开放，为市场经济的各个经济主体提供公正平等的竞争 环境。以中国为例，入世对我们的制度建设与安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金融和进出口贸易，及国民待遇等各领域法制法规的建设方面。推而广之，加入世贸组织对所有转型国家来说都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良好契机，并且世贸组织的规范性操作亦会对其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转型国家正不惜余力地为加入这个市场经济的大家庭而努力着。
在高度集权的 计划经济时期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的国家，有匈牙利和波兰，后来自然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32个成员国中，转型国家有：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还有古巴)。在1998年提交申请的32个国家中有：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中国、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南斯拉夫。其中，中国已于2001年11月11日被批准加入世贸组织，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而俄罗斯等国尚待继续努力。
2.国际金融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组织参与到支持转型国家的转轨进程中来。其中主要的国际金融组织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此外还有国际清算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在理论界，学者们评论比较多的是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对转型国家经济转轨资金支持的效果与效率，但实际上，它们对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也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外部效应。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在提供贷款时总会提出一些限制性和目标性的条件，对转型国家的援助，都要根据受援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经济转轨总体战略协定来执行。
到目前为止，国际金融组织对转型国家的贷款主要被用于其 财政改革，即补贴由于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社会支出的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而引起的支付平衡和公共预算之间的差额。国际金融组织对转型国家提供贷款时的附加条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关宏观经济、制度和部门的经济政策;另一种是微观经济项目计划。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参与转型国家确定其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要求转型国家把恢复经济平衡、降低通货膨胀、缩小公共财政赤字和持续的支付平衡作为所有经济目标之首的同时，对转型国家在经济转轨初期的困难估计不足，对其近期经济指标过于乐观，致使其贷款条件被建立在诸多不符合转型国家实际情况的假设上，以至于在转型国家经济转轨初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些规定成了其制度选择和设计的糟糕指南。结果，虽然国际金融组织支持的雄心勃勃的宏观经济纲领在一些转型国家里使宏观经济向着纲领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但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在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生产下降的持续时间和幅度比国际金融组织和有关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所预想的要严重。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能低估国际金融组织在影响转型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政策制订和制度设置等方面的作用。更何况，经济转轨本身对转型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受援国不能指望国际金融组织无所不能，经济转轨的制度建设问题主要还是由转型国家的具体社会经济条件来决定，而不是由几个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来决定。完全听从或者过分地依赖其建议，有可能对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建设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主要参考文献：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李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疗法：后社会主义转轨的 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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