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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思想经济政治论文范文篇一

　　魏源经济思想述评

　　【摘要】作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奠基者,魏源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剧变的时期,他的一生贯串于封建“末世”和近代初期。魏源经济变革思想是其社会变革思想精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许多经济观念,又使这些变革主张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魏源 经济思想 时代背景 影响

　　魏源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魏源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剧变的时期,他的一生贯串于封建“末世”和近代初期。魏源的前期正当中国中世纪的末期,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濒于崩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经济侵略手段不断叩击中国沿海门户,社会危机加剧,民族矛盾上升。魏源的后期,则是中国跨入近代社会的初期阶段。这个具有“天崩地解”的历史性转折的出现,既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重大突变所导致,也不是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结果,而是由英国侵华战争所致。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扭曲的社会形态,也深切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所处时代凸显的严重民族危机和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迫使包括魏源在内的有识之士认真思索并作出反应,本属于统治阶级一部分的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踏上历史舞台。

　　魏源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有清醒认识,认为令人忧虑的“四海饥”的严重局势正在日趋恶化。水、旱、兵、税成为四大祸害,复加以“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无衣无食,辗转于死亡线上。甚至“有田之富民”也往往因“租税”、“徭役”和“饥荒”而“束手待尽”,濒于破产。他认为,当时的清朝社会经济已处于“蜗庐外漏兼中蠹”的衰败状态。

　　魏源对这种衰败的社会现实的形成原因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川壅必溃”的灾难性后果是清朝因循苟且造成的。魏源在《筹鹾篇》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之法。”唯一的出路在于社会变革,只有变法才能结束危机四伏的局面,出现“天日昌”、“风雷行”的新局面。社会变革观念成为他全部思想的基础。鸦片战争后,巨大的事变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变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的社会变革观。为了拯救国家,实现富国强兵,魏源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这使他后期变革思想和主张高度反映了时代特点,体现了社会发展趋势。魏源的社会变革思想较多涉及经济方面,经济变革思想更是魏源思想精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许多经济观念,又使自己的变革主张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

　　重视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的发展。魏源坚持“以农为本”,重视“本富”。魏源把农业所生产的自然形态财富――食看作“本富”。在他看来,“本富”是社会繁荣的基石。“重本”思想还表现在他强调“阜食源”,即增加粮食生产。他还以美国和秘鲁重视发展农业来阐述“重本”的合理性。魏源在《弥利坚国总论下》中指出,美利坚因为谷物产出丰富而十分富有,秘鲁等国家虽然金银矿藏丰富但人民依然十分贫困。所以金银并不是致富之宝,庄稼粮食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这是自古以来的至理名言,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概莫能外。魏源在坚持“重本”时很重视自耕农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耕者有其田者是国家创造财富的支柱力量,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要十分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让他们的生产条件能够得以维持和持续发展。他高度赞扬前代的“耕战”政策。农民破产流亡不利于农业生产,必须用屯垦手段加以解决。魏源十分重视移民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他主张让那些没有土地的人进行移民。特别是向东南沿海那些地广人稀的地方移民,将荒芜的土地让移民大规模开垦。他还主张朝廷应当将京城的旗人向北方和东北进行大规模移民垦荒,发展农业生产。

　　主张发展商品经济。魏源感悟到中国经济大变革的时代脉搏,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通过对外战争和殖民地的方式迅速蔓延世界各地,中国经济在被外国打开国门以后,也将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世界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他顺应了这种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代潮流,提出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见解。魏源的商品经济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在鸦片战争之前,他把“富民”分为“有田之富民”和“无田之富民”,前者是指农民的富裕,后者是指商人的富裕。魏源十分重视“兴利”,要通过屯垦、采金(银矿)和更币来兴利。鸦片战争后,魏源又提出了“缓本急标”的产业发展观。所谓“缓本急标”的经济主张,是指在产业发展上,应当把商品经济置于首要地位。他希望国家把主要精力从单纯农耕经济中转移出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相对于中国传统的重本抑商、工商为下的服务于自然经济的思想观念,是一个巨大进步,这也是魏源经济思想超越他同时代人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魏源还重视发展民营商业活动,倡导改革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他认为,依靠海商运送漕粮符合天时、地利、人和发展的自然趋势,官运漕粮已势不可行。魏源在《复魏制府询海运书》中清楚地指出,商人从事海上商业活动不仅仅有利于商人本身,也与整个国家发展和全体人民生计之间正相关。在运河运输、盐政和海运问题上,魏源比包世臣更敢于公开地维护商人的利益,这些改革的主旨就是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引进近代机器工业的主张。主张发展现代工业生产,将工业作为国家实现富强的重要产业基础。魏源主张政府应当广泛建立现代工厂,发展民族工业。魏源指出,建立的新式工业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国防军事领域的军火生产制造,还应当在民用大众产品领域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在《筹海篇三》中,他就指出,造船厂不能只是制造战舰,凡是民间需要的各种产品都应当生产制造。不仅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工业,而且政府应该允许和鼓励商民自行设厂以发展新式工业,允许东部沿海的私人资本自由进入新兴工业,制造新式轮船、生产枪炮和其他机制工业产品。魏源在《筹海篇三》中说,东部沿海的所有人,可以自由办厂生产轮船和机器,生产的产品可以自主决定其产品处置,是拿到市场销售还是自己使用,悉听尊便。他认为民用工业有着广阔的前景,官办厂、局兼产民用品,民办厂、局大量生产民用品,广大商民“争先效尤”,必将推动我国机械化工业的发展。为了给新法铸币提供白银原料,他还建议将“沿海之矿山,许民开采”。魏源的这种主张大大超越了一般的利用商人和便利商业的观点,他已经是从产业结构整体的角度来思考各种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这是一种有利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取向。

　　主张在经济发展方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筹海篇三》中,魏源在将西方列强和中国进行多角度深入比较分析后,看到了当时的中国的国民经济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特别是工业和技术落后,无工不强,这是中国在战争中一再失败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他提出要学习西方国家的现代科学技术,要兴办中国自己的现代制造业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济发展建议,对当时守旧派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生产技术看作是“奇技淫巧”的错误见解进行了尖锐驳斥。他指出,机器生产是先进的“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主张把西方国家的机器工业引入我国军需品乃至某些民用品的生产。魏源不仅主张引进西方国家的机器生产工具,还主张采用西方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现代企业制度。魏源在近代中国首次提到了“公司”一词,他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西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筹海篇三》中,他还指出,开始是购买西方的先进武器机器,然后是利用他们的人才到我国来制造先进的武器和机器,再次是培养自己的人才来制造先进武器设备,最后还可以超越西方国家,将产品出口到西方国家。

　　主张通过利民来实现利国。魏源深刻认识到了富民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在国富和民富的问题上,魏源主张社会富裕是国家富裕的基础,百姓富裕是政府富裕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富国强。在《元史新编》中指出,他将重心放在百姓身上,人民大众富足自由了,国家也自然富强。相反,如果一心只是想到如何为国家弄到更多财产,老百姓就会生存艰难,国家最终也积贫积弱。在《治篇十四》中,他阐述了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指出,当一个地域的人民富足殷实的时候,即使国家有大的战争,或者遇到严重灾难等不利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充足的给养,让这些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有利于民富。在《治篇十四》中,魏源提出,懂得如何向百姓索取的君王,就如同种植柳树,致死修剪其枝叶,并且还给柳树施肥培土;而不善于向百姓索取的人,就如同剪韭菜一样来对待百姓,不让老百姓分享劳动果实。从中可以看出,魏源的国家赋税观是国家只应当对民众部分收入征税,税收不能伤害民众创造财富的基础条件和积极性。

　　魏源经济思想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魏源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奠基者。“缓本急标”论的提出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中最有现代经济理念的代表人物,成为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工商业为国家之根本和以工业立国的理论先驱,使他站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上。魏源是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启蒙思想家,是近代中国面向西方、具有对外开放意识的第一个思想家,堪称“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作者单位:毕节学院招生就业处)

　　有关思想经济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墨子经济思想述要

　　摘要：墨子经济思想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旨，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包括勤俭节约、强力生产、社会分工、合理负担等几个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墨子;经济思想;效率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14-02

　　墨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伦理原则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主旨，提出了一系列不乏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瑰宝。

　　一、主张节俭，反对浪费

　　针对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物质生活资料不很丰富的历史背景下，墨子提出“节用”的主张，“节用”也由此成为墨子经济思想中核心理念之一。在他看来，“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只有“节用”，才能促进社会稳定，防备不测天灾，才能求得百姓之温饱。关于“节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节葬”。厚葬之风是人的血缘关系尚未被完全冲破而产生却有了相当发展后带来的一种习俗。从三代以来，这种习俗愈演愈烈。在这种顽固的传统势力面前，墨子从实际出发，公开反对厚葬，他认为这种不可胜计的“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其为毋用若此矣”(《墨子・节葬下》)。针对当时“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的情况，提倡一切从薄从简，认为“棺三寸”、“衣衾三领”、“足以覆恶”(《节葬下》)。墨子这种对于习俗的挑战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他反对厚葬的思想对节约人力物力，保证生产，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是有积极意义的。

　　2.要“非乐”。墨子生活的时代，王公大人追求音乐享受，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给他们制造巨钟、鸣鼓、琴瑟和竽笙等乐器外，还需要耳目聪明、身体健壮的人替他们演奏。墨子认为此举是对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同时影响生产的发展，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之事”(《墨子・非乐上》)。另一方面“农夫说(悦)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这里，虽然墨子把劳动人民的必要音乐欣赏与统治阶级的穷欢作乐混为一谈，加以贬抑，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针对当时王公贵族的腐朽统治和社会弊病，提出发展生产的有益主张，是进步的。

　　3.要合理消费。墨子主张的节用，并不是说越节用越好，而是以能保证人们的一定生活水平为准绳。例如，在吃的方面，他主张“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墨子・节用中》);在穿的方面，主张“冬服绀�;(赤青芭和黑色带红的帛)之衣，轻且暖，夏服��(细和粗的葛布)之衣，轻且清，则止”;在住的方面，主张“其旁可以围(御)风寒，上可以围雪霜雨露，其中蠲(明亮)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在行的方面，主张“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舟楫“足以将(行)之，则止;在用的方面，主张“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主张勤俭节用，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虽然比较普遍，但像墨子那样作为一个学派的特征提出，则是难能可贵的。

　　二、固本强基，发展生产

　　墨子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利天下、富天下的根本，特别强调“固本而用财”(《墨子・七患》)，发展农业经济。在他看来，农业经济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七患》中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养，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事不成。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为也。”那么，如何发展农业呢?

　　1.要强力生产。墨子认为，人只有靠劳动才能活下去，如果大家“情于从事”，不搞生产，社会财富就会减少，危及人们的物质利益。怎样才能使生产得到发展呢?墨子认为，最重要的是“强力疾作”，努力劳动。因为“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墨子・天志中》)，“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攻下》)，而“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墨子・七患》)。墨子看到了努力生产劳动与贫富饥寒饱暖财用的关系，力倡要“强”、要“急”，《贵义》中说，“强乎耕稼树艺”、“强乎纺绩织�”、“耕者不可以不急”。这些主张是符合农业社会特点的。

　　2.要充分利用土地。“田不辟，少食”(《墨子・号令》)。墨子认为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除了决定于人们的劳动外，还与土地的利用息息相关：“地得其任(用)则功成，地不得其伤则劳而无功”。只有充分利用土地，才能促使农业生产得到更快发展，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故地不可不力也”。

　　3.要增加人口。墨子不仅看到物质生产，而且看到人口生产，这两种生产恰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要互相适应。墨子时代是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所以墨子认为，“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古者圣王为法日：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节用上》)。这实际上是墨子对人口生产提出的具体措施，即以立法的形式，促使人们早婚多育，增殖人口。基于此，他一方面，坚决反对王公大人蓄私拘女，因为这样会“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辞过》)，不利于劳动力的增加。另一方面，墨子还极力阻止人口减少，其非攻的主张就是为了避免战争对人口的伤亡，因为“兴师以攻……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节用上》)。总体来看，墨子增殖人口的思想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重视分工，提高效率

　　为提高生产效率，墨子强调努力生产的同时，还主张合理分工。在先秦所有的思想家中，墨子的社会分工学说最为全面、丰富、详细。

　　1.要各尽所能，各从其事，各守其职。墨子的社会分工非常具体，即有行业内部的分工，如《耕柱》中所说的“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又有不同行业的分工，如他在《节用中》所主张的“凡天下郡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既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又有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如《非乐上》所讲的“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多治麻丝葛绪”。上述合理分工，使得不同阶层、职业、性别的人各尽所能，将每个人都置于最适合的岗位工作，这样才能使整体利益最大化。

　　2.提倡择贤使能，使人得其用，人尽其才。如上述男耕女织的分工，就是基于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之间生理能力上的不同。《杂守》篇还说：“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土，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内之”，即“纳之”。就是说，为了守城，应该容纳所有这些人。这完全符合现代讲究效率的用人原则，即“用最合适的人，而不是用最完美的人”。合理的分工，是实现效率根本突破的重要环节。

　　四、合理负担，民劳不伤

　　墨子经济管理思想中具有现实意义的还有他的合理赋税劳役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把合理负担看做是国家“大治”的重要原因。《节用上》明确提出：“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辞过》篇又说：“圣王……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就是说古代“圣王”合理负担不仅满足了国家的经济需要，也不会给百姓造成过重的负担，由是国家得以“大治”。而“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用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奢淫佚，不惜横征暴敛，其结果便是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则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既然负担的合理与否事关国家之治，那么，在社会管理中体察民众的疾苦就犹为必要了。

　　2.强调合理负担的必要性。墨子并不主张完全取消合理的负担。他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应付各种灾荒，抵御外敌的侵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推动经济的向前发展，必要的赋税和合理的负担还是需要的：“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备者，国之重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此其分事也。”墨子认为，这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一切赋税劳役，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百姓是乐于承担的：“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 (《墨子・辞过》)但如果超过了“常正”的范围，甚至“厚作敛于百姓”，那就会造成“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的局面，这种尖锐的矛盾就必然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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