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追星的初一政治论文

　　“追星”活动古已有之，它所承载的意义贯通古今中外，并为部分人所认同和接受。小编整理了关于追星的初一政治论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关于追星的初一政治论文篇一

　　你为什么会追星:大陆粉丝的认同

　　摘 要：消费文化的背景下，粉丝群体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难以忽视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粉丝文化研究也渐趋平衡与多元。本文将做粉丝/追星看做人们与他人沟通，构建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并从四个方面归纳总结了粉丝认同与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因果关系，分别是：消费作为一种认同方式、大众文化世俗化趋向、传统认同力量的式微，以及精神分析阐释。

　　关键词：粉丝文化;认同;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g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0-0143-03

　　“粉丝”在当今社会中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从2005年正式以“超女粉丝”的集体面貌亮相，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迅猛崛起，成为网络平台上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粉丝最初走进研究者的视线是因为他们丰沛的感情，以及作为“文本盗猎者”的强大生产力，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粉丝对媒介技术出神入化的使用固然值得描述，但作为“奇观”背后的问题更值得深思。本文通过深度访谈，结合消费社会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试图对中国社会背景中的粉丝认同问题进行探讨。

　　一、消费作为一种认同方式

　　在消费文化中，消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及展现消费者个性的重要手段。费瑟斯通曾总结了三种研究视角说明消费文化的特征，其中两种都涉及到了消费与认同的关系。

　　第一种视角认为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会以不同方式去消费商品。消费被当作一种社会区隔的标记，由来已久。从凡布伦的“炫耀性消费”到布尔迪厄的“趣味消费”，无不是一种生产人们“社会地位”的消费模式。同时，布尔迪厄借助“文化资本”概念重新审视了文化与社会阶级的复杂关系，使得消费方式与消费内容成为了阶层分化的外在指征，俱乐部的会员、汽车的品牌与居住的空间，不仅成为现代社会所谓不同趣味的标示，也是不同阶层身份的象征。

　　第二种视角关心的是消费的情感快乐及梦想与欲望等问题。在消费文化影像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梦想、欲望倍受青睐。这一视角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姿态不以为然，认为大众在具体的消费实践过程中往往是自我实现的主体。约翰费斯克和德赛都等学者极度美化大众消费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高举民粹主义，推崇后现代主义“无深度”的消费文化的直接性、审美投入、超负荷感觉、符号与影像的内爆以及漂浮着的能指，这种对现实的审美幻觉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感到满足的同时，需要一种有节制的情感宣泄。

　　这凸显出消费在社会学上意义重大，它既是用于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的体现与表达。

　　对于前者，在市场经济繁荣的今天，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更强调个人生活与消费的独特风格、品味与个性化。评论家梁文道曾说，“一个人去崇拜一个偶像，其实是在利用这个偶像的一些形象，来告诉别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按照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的说法，这代表了某种品味的选择。品味就是人赖以区分自己，并且试图在象征性领域战胜其他人的东西。[1]”虽有些牵强附会――布尔迪厄在代表作《区分：鉴赏判断和社会批判》的中心观点是：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鉴赏趣味，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在鉴赏趣味中，之所以流行着诸如高雅与低俗、精致与粗劣、独特与平庸、新奇与陈腐等各种类型的等级区分，“是因为背后支撑着他们的是整个社会秩序[2]”。――不过，这并不失为一种个人解读，粉丝把明星看作自我认同的重要符号资源，即梁文道所说的“品味”，只是对于不同明星的选择，并非是完全自由的，也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主导秩序的掌控。

　　对于后者，粉丝文化并非单纯是工商业发展的寄生虫，事实上，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额外市场”。他们不仅是最忠实的购买者，而且认真地、无偿地为文化产品的生产部门提供着市场趋势的预测、产品宣传策略，以及使用情况的反馈。粉丝们数量庞大，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意见由点及面，全面性和实用性不逊色于专业调查公司的报告。尤为可贵的是，他们被激励去生产自己的文本，他们或效仿剧中主人公的穿着打扮，或续写某部影视作品，“使自己成为其社会与文化效忠从属关系活生生的指示，主动地和富有生产性活跃于意义的社会流通之中[3]”。

　　二、大众文化呼唤明星崇拜

　　时至今日，大众文化出现了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4]，究其背后原因，是主导意识形态的规制与市场化的商业法则对传媒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传媒政治话语高度一致，人们对“参政议政”的热情在公共事务的领域存在着较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娱乐领域门户大开，媒体通过强大的议程设置在微博、贴吧等公共论坛掀起讨论，人们可以投票“民选”某部电视剧的主角，甚至肆意攻击某个明星，从而尝到道德谴责的快感。于是，由于这一分水岭，被压抑的大众讨论的欲望被引导宣泄在娱乐领域，人们广泛介入，习惯于在娱乐事物的讨论上“著书立说”，这可看作粉丝产生的制度性原因之一。同时，大众文化悄然转向。

　　大众文化本是一种顺应与抵制并存的带有悖论性的政治文化[4]。早年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主角与配角》中，人们通过认识陈的“丑”来领悟传统的道德价值观;赵丽蓉在小品中挥毫“货真价实”四个大字，其背后正是反映了人们对市场化社会的不信任……笑声背后，隐藏着大众文化打造的抵抗政治经济学。如今，一批批丧失了美学高点、甚至毫无文化内涵的明星们蜂拥而至，他们或凭借耍宝逗乐、行为出格，或凭借外貌条件的“出众”，从而拥有了一大批的追随者。人们陶醉于大众文化的享乐性中，把“感官快乐”奉为至上标准，自由地挑选明星来追随，人们对世俗文化的依赖已经使得“快乐”一词容不得丝毫的指摘，否则就是不接“地气”，就是精英主义的伪善。

　　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由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互支撑的三元结构[5]，大众文化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两者的渗透和制衡，在粉丝文化中也有表现。随着加入者越来越多，粉丝群的平均年龄与文化素质也在提高。在追求感官享受之余，很多粉丝群中都出现了向偶像学习的共识，他们将偶像树立为榜样，推崇偶像的内在品质，也促成了传统价值的回归。 　　看着他的电影、电视，听着他的音乐，了解他的点点滴滴，开始喜欢他，不仅喜欢他帅气的外表，更欣赏他温暖、平和、开朗、坚韧的性格。希望自己也可以像他一样，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继续努力，好好加油[6]。

　　三、传统认同力量的式微

　　访谈中有一问题为“从小到大，你崇拜过哪些偶像?”，并将其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娱乐圈。80后和90后等年轻的粉丝们多半表示：他们喜欢过一些明星，也曾短时间的崇拜过某些人，但远未达到称之为偶像的地步;70后和60后等年纪较大的粉丝们则回忆起小时候买女排贴纸的岁月，称“女排”和“雷锋”是那时的全民偶像。学校和大众传媒近年来的“偶像制造”并不成功，传统榜样的力量也逐年减弱。人们对偶像的选择范围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高雅艺术等领域，更不会集中于某一个人，全民偶像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追星过程中“寓教于乐”，颇受人们青睐。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传统价值观的的衰落和信仰的危机，也是传统认同力量式微的明证。

　　粉丝圈里经常有关于”追星以来，你发生了哪些变化”的讨论。比如有玉米表示自己“变得更阳光了”“有了奋进的力量”“变得更开朗了”“人际关系变好”;赵薇的粉丝表示自己变得“豁达”、“坚强”、“笑对人生”等等。可以说，乐观、上进、对人友好这些品质，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无数次被耳提面命，可为何“质变”发生于追星之后?可见，明星偶像正在承担起教化民众的责任。

　　明星是否可以胜任“人生导师”?在对他们的无数溢美之词背后，粉丝也进行了一些理智的解读――首先，我们对媒体塑造的榜样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明星于我们而言是“距离产生美”，与其说向他们学习，不如说是一份羡慕;其次，术业有专攻，演艺是明星的强项，经纪公司从不会按照老师的标准来包装明星，而且老师有“教”的责任，而到明星最多是“以身作则”;第三，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明星具有比普通人更强大的倡导能力，事实上，明星们大都投身慈善，传达积极的生活态度，承担起名人的社会责任。

　　很多粉丝更进一步于“人生导师”，把自己的偶像看做“信仰”，认为他/她寄托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指出：“随着上帝的远去和教堂的衰败，人们寻求得救的盛典道具被破坏了。名人和奇观填补了空虚，进而造就了娱乐崇拜。[7]”其实，拥有宗教的力量并不神秘，古往今来，社会始终不断地从普通的事物中选拔神圣的事物。大众恰好垂爱某个明星，认为从他/她身上可以找到打动人的雄心壮志，以及实施这种抱负的手段，这个人就会卓然出众，被奉为神明。舆论就像维护诸神一样赋予他尊严，受到时代信赖的许多君主都属于这种情况[8]。虽然，我们始终不能将粉丝文化置于宗教的语境中来思考，但是，在当今流行文化浪潮下，理论意义上的宗教概念已经开始“世俗化”并延伸到新的领域，而粉丝社群就恰好存在类宗教特征。比如《星际迷航》的粉丝社群拥有独特的世界观和信念、内部的层级组织、定期“集会”和“朝圣”等;苹果粉将苹果公司一系列传奇故事神圣化;名人粉丝收集“圣物”，“教徒”之间的联络感情更加频繁。有学者甚至推断，类宗教特征是粉丝社群发展到高级阶段后所呈现的普遍特征[9]。

　　四、精神分析理论的阐释

　　粉丝研究自诞生之初便伴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关切。桑德沃斯曾全面梳理了粉丝研究中常用的用来阐释粉丝心理机制的三种理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论，克莱茵的自我理论和温妮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理论。下文我们将沿着这个思路，并进行补充。

　　(一)性本能、“梦”与幻想

　　流行文化致力于用各种方法“烘焙”粉丝的幻想和欲望，名流要么否认感情历程，声明“单身”，维持“人尽可欲”的形象;要么详述自己爱情中的每一个细节，高调“秀恩爱”，从而引诱粉丝们的幻想。追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自我对愉悦、快感的追逐，它与社会其他交往形式相比，更胜一筹之处在于愉悦和幻想之间的关系。

　　粉都中充满了幻想的无数线索和标记：明星的贴吧里，漂浮着各种主题为“昨天晚上我梦见他/她了”的帖子，里面加工式地描述了这个美梦;另外，也存在着大量涉及性愉悦和相关幻想的同人文;在访谈中，也有粉丝称，“我觉得他那么好，那么纯洁，我那么爱他……那晚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睡在我和我老公之间，他在看着我，我不知道如何向我老公解释，(精神出轨?)对，就是精神出轨”;除了这种以自我为主角的幻想之外，还有幻想明星们之间的情侣配，这样的粉丝也被称为“cp粉”。幻想具有多面性，于绝大多数粉丝而言，粉丝幻想不过是闲来无事的白日梦，远未达到“病态”的程度，“我有点把他当弟弟，但是同时我对他是有欲望的，这个没什么好掩饰的。我跟其他人的心态大概不太一样，(除了粉丝心态yy他之外)有腐女心态喜欢yy他的一面，也有玛丽苏喜欢yy他的一面，当然这两面都不算太极端。”

　　弗洛伊德认为，幻想是一种在现实中实现不了和受压抑的愿望的满足，故幻想和梦都是象征性的。于某些粉丝而言，他们将明星这一符号神话注入自己的认知世界，成为他虔诚崇拜的精神寄托，在一般情况下，这可看作是人类拥有的一种与困难情景协商的方式。相对于其他方式而言，追星是安全的，疯狂地公开地表达对明星的爱，并不会因此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二)镜像和投射

　　拉康在弗洛伊德“自我”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镜像”理论。所谓“镜像阶段”，指的是前语言时期――婴儿出生后的6～18个月，他把婴儿在镜中看到的形象当作“所指”，即意义所在。弗洛伊德认为，“我”是在另外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10]。

　　克莱因更进一步，认为自我是与社会相关的客体，需要不断与周围的环境协商爱欲和死欲之间的紧张[11]，并提出了内摄、投射和客体分裂等研究角度。斯泰西将克莱因的理论用于对女性影迷的研究中，她指出，“投射”类似于“观众按照自我感受和对体现这些定义的特定女星的感受，在有关女性气质的各种竞争性的界定中做出选择”[11]。粉丝投射了他们自身的优良品质，因此制造除了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理想化表征。 　　说实话，他并没有真正改变我 你可能会问，“既然为他的性格所打动，为何不改变呢?”因为，他性格里面乐观的那面在我身上也有(笑)，怎么说呢，乐观，低调，善良等等，这些在我性格中自认还是同样存在的，他嘱咐粉丝回家记得向爸妈报平安，每次听他这么说，心里就暖暖的，因为特别有共鸣。

　　斯泰西也同时指出：认同并不只意味着同一性，而是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认同不仅仅代表着对现有身份的确认，同时也包含了对可欲身份的生产。因此，在对偶像的追随过程中，我们也在致力于塑造“超我”。

　　我曾经向他学习，坚持吃素过3个月，后来没坚持下去(笑)。也向他学习，寻找自己的梦想，起码是努力实现近期的目标。学会不放弃;学会珍惜家人;懂得了一个大家庭很多人是多开心的事情;学会勇敢的面对一些事;懂得了有些事有些人，你迈出那一步，他们就不再遥远。我感觉人生清晰了很多，也开心了很多。

　　(三)温妮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理论

　　德国古典美学有个理想，在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宰制的社会文化中，借助审美的感性快感功能所具有的某种颠覆性，把人从工具理性和道德的刻板压力中拯救出来[5]。韦伯将这一理论理论用于解决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可以说，这个理论与温妮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理论不谋而合。

　　温妮科特将粉都描绘成一个“过渡性的领域”：粉丝活动为我们树起降低自我的风险和焦虑的“保护屏障”[11]。粉丝们观看明星作品、与其他粉丝进行交流沟通、或是自制视频图片。如粉丝所说，偶像是几近于唯一的话题，因此很少产生矛盾，整个气氛总是轻松愉悦的。在采访中，很多粉丝都表示追星使自己获得了“更多的行动力”，“想不到自己可以如此疯狂”，“我其实是依赖他来丰富我的青春”……这可以看作粉丝在摆脱平淡生活的一种尝试，如果不称之为一种“逃避”的话。温妮科特包容了粉丝的“小小疯狂”，认为这是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现实的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某个中间的、不被挑战的领域能为我们提供暂时的解压。

　　参考文献：

　　[1] 梁文道.名人视角[j].看看新闻网[bd/ol].http：//www.kankanews.

　　com/icpet/web/2013-04-17/1154982.shtml.

　　[2]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的逻辑[m].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

　　[3] (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 夏志强.从娱乐到傻乐――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去政治化[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 (4).

　　[5] 周宪.传媒文化：做什么与怎么做[j].学术月刊，2010(3).

　　[6] 钟汉良资讯台新浪微博[eb/ol].

　　[7] (英)克里斯罗杰克.名流：关于名人现象的文化研究[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8]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6.

　　[9] 刘伟，王新新.粉丝作为超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社群文化与心理特征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7).

　　[10] 刘燕.媒介认同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11] 科奈尔桑德沃斯著.杨玲译.内在的粉丝――粉都和精神分析[m].陶东风、杨玲主编.粉丝文化读本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关于追星的初一政治论文篇二

　　从传播学角度探析多方推动下的追星活动

　　摘 要：“追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尤其是近些年吹起的“韩流”风潮，哈韩粉丝对韩娱的疯狂追捧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媒体将聚光灯打向这个特殊的群体，利用有限的影像和新闻事件试图向大众展示他们的真实现状，但却在无形中为他们制造了一种刻板形象，使人们在审视整个过程的时候视野变得片面，而事实上这场活动的真正参与者并非只有粉丝一方，它是一场多方促成的社会现象。从经纪公司的造星、媒体的捧星、粉丝的追星到相当一部分非粉丝群体的不理解，这一切的行为都是环环相扣的，在互动中各取所需，推动整个追星活动的进行。

　　关键词：追星;造星;意见领袖;议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134-03

　　“追星”活动古已有之，它所承载的意义贯通古今中外，并为部分人所认同和接受。只是随着历史的更迭，在形式上有了符合当下的新表现，内容上也日渐丰富。

　　当今社会科技正以迅猛之速发展着，我们的传播方式因传播媒介的变革而较从前更加的多元化，这种变化使得“追星”在形式上适应了现代传播技术，同时也突破了地域和语言的限制。本文就从传播互动中多方参与者的角度出发，以哈韩现象为例，利用传播学原理试图对追星活动进行探讨。

　　一、“偶像飞”——娱乐公司造星，为塑“意见领袖”

　　成名成星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曾拥有的梦想，因为明星就好像是一个经过一系列精细加工并且通过层层质检的上等品，她们的身上贴着很多通过在社会的传播活动被赋予的标签。这些标签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名气和财富，还会拥有一项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那就是社会影响力。伴随着社会名气而来的是一种话语权，可以引导舆论从而影响受众，这些影响不光会在粉丝身上产生效应，也会在非粉丝的大众身上得到体现。

　　可以说，这样的明星在他的粉丝群体甚至更广阔的群体中扮演者“意见领袖”的角色，他曝光于公众的一言一行都会作为影响社会的因素存在。明星的话语以及行为对于其粉丝来说就像是皮下注射药物，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效果。而对于广大非粉丝的受众来讲明星的言行也会潜藏在潜意识当中，一旦人们面临选择，需要寻求帮助，明星的意见就会在这个关键点上发挥影响。

　　(一)造星的两种思路

　　一种是主动迎合受众，根据市场的需求对可塑性很强的培养对象进行专业打造。针对受众的胃口量身定制是娱乐产业化的一个典型特征，为的是充分利用粉丝对其喜爱明星的忠诚度，来拓展其传媒影响力继而带动相关商业利益。韩国的在造星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他们善于利用组合模式，通过对不同特色训练生的优化配置和精心包装以达到“1+1﹥2”的效果。对稀有人才的深挖掘，并为其培养市场是另一种造型思路。他们注重对艺人独特性进行培养，力求以新制胜，从而引领风尚为受众注入新的思想。通常这种模式在成功后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收益也是丰厚的。

　　(二)组织粉丝的官方手段

　　韩国的偶像工业已经形成了在经纪公司、唱片公司一手策划下的粉丝经纪产业链。唱片、演出、广告代言之外，各类粉丝组织的收入也是公司收益的一个不可小视的来源。韩国的三大经纪公司sm entertainment、yg entertainment、jyp entertainment占据了韩国偶像产业的大半个市场。

　　他们有着自己成功的造星产业模式，明星所属的经纪公司会为其组织官方粉丝团，并进行盈利性的管理和服务。以韩国顶级组合“东方神起”为例，“东方神起”的歌迷会叫“cassiopeia歌迷会”，由艺人所属sm娱乐公司负责管理，歌迷会的会长、副会长以及辅助的角色由歌迷担当。歌迷会为其会员提供明星的最新信息及相关动态，以及演唱会售票等相关的服务。歌迷会为其会员提供明星的最新信息及相关动态，以及演唱会售票等相关的服务。

　　他们有一套已成形的收费机制，入会需要交会费还有演唱会门票等相关的费用。这项收入在经纪公司或唱片公司全年收益中同样占据相当大的比例[1]。

　　(三)“星”光下的商机

　　明星的包装、推出以至成名的这个“走红”的过程，就是一个“意见领袖”塑造的过程，人们对明星的认同程度越高他的社会影响力也就越大。拥有了这个特殊身份的明星就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继而他们说的话会有人赞同，他们做的事情会有人模仿。明星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为品牌做代言，受其影响的粉丝一边自己消费，一边通过人际传播的双向互动形式向他身边的人进行说服活动。

　　虽然这种行为对于粉丝来讲是无意识的，但在他们将明星代言的产品介绍给身边人的时候，他们就扮演了产品推销者的角色，这种建立在人与人直接交流层面的说服活动更能改变人们的行为取向。

　　同时明星效应就相当于一份以名誉作抵押的质量保证书，有了明星这种公众意见领袖式人物的代言，不光是明星所拥有的那部分粉丝会自掏腰包，不追星的各类人群也会因为名人代言而做出带有主观倾向的选择。因此，最后买单的并非只有特定的粉丝群体，他可以是任何一个可能购买明星代言产品的消费者。

　　二、“粉丝追”——是追星，也是造星

　　粉丝群体是一个基于趣缘的人际交往而逐渐形成的社会交往圈[2]。他们因为对同一个明星的喜爱而走到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具有自己独特的传播结构，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拥有传播信息的权利，但总的来说大部分信息的获取还是来源于粉丝中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

　　(一)粉丝群体的形成机制

　　粉丝团是一部分粉丝为了一个共同的追星目标而自发形成的组织，粉丝通过进入组织之后，持续地提供和分享信息来达到组织功能的实现。那么这类组织是怎样形成的?詹金斯曾指出，粉丝是所有新媒介技术的最早使用者和推广者之一[3]。随着传播手段的日益便捷，拥有极强延展性和互动性的互联网络已成为了各个粉丝寻找自己的组织的最有效渠道。

　　比如说，韩国歌舞组合东方神起的中国粉丝想去寻找和自己兴趣相同的粉丝，他可以通过百度搜索“东方神起贴吧”、官方网站、各大专业粉丝网或者键入相关信息来进行搜索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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