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而且还因人而异或因时而异而有不同的内容，有自己的人生价值。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思修人生价值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人生“细节”的证明价值
摘要：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人传记的撰写和出版非常兴盛。史料是传记基本元素，文人传记作品中的细节性史料值得特别注意。它们能鲜活呈现历史场景，有画龙点睛的表达功能，还能揭示公共场合难以出现的“私人形象”。细节性史料往往有特别的证明价值。
关键词：文人传记 细节史料 功能 价值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人传记的出版空前兴盛，包括新旧两类文本：前者为新时期后撰写;后者为建国前作品。旧本不少传主如胡适、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等在新中国曾长期受到冷遇，重新出版不仅因为依然有启示意义，也给新时期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本文所说文人传记范围较宽。除长篇传记(展示了传主一生或阶段性经历)：如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大型传记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如李辉《文坛悲歌》、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季羡林《留德十年》、蓝翎《龙卷风》、贾植芳《狱里狱外》和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还包括记载了传主人生片断的回忆性散文：如青岛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思想者说命运》《思想者说感动》和《思想者说往事》一套三本，内收的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吴祖光《怀念老舍先生》、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梅志《记吕荧与胡风》、刘梦溪《晚年的吴宓与陈寅恪》、贾植芳《萧军印象》和柯灵《邀寄张爱玲》等，就是回忆性散文。又如刘海粟《傅雷二三事》、楼适夷《痛悼傅雷》、丁玲《“牛棚”小品》、杨绛《干校六记》和巴金《随想录》中诸多人物回忆，也是如此。包括李辉专题采访《是是非非说周扬》中，里面很多内容亦有传记成分。相对长篇传记，回忆散文可谓一种亚传记或“片段传记”。它们往往展示了传主有特别意味的人生片断，所以同样值得重视。
不管完整展示还是片断呈现，史料都是传记基本元素。文人传记作品中，一些细节性史料值得特别注意。它们不仅有画龙点睛的表达功能，而且有意味深长的证明价值：如显示传主的思想情感，折射传主灵魂深处的东西，甚至成为一种个体生命复杂性的写照。
细节通常指细微处描写。如人物的一种表隋、一个动作或几句话。《儒林外史》有个人们常谈到的经典细节：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严监生因家人点了两根灯草，就伸出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个细节就是个动作。这里谈论的文人传记细节，除这种通常意义的细节，还包括一些细微“小事”。细节是相对情节和场面而言的细微片段，对文人传记中传主的风雨人生来说，这些“小事”完全可以说是人生“细节”。胡适《四十自述?自序》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认为“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所谓“琐碎生活”就包括很多人生“细节”。当然传己细节是非虚构的，如胡适所说是“赤裸裸的叙述”。
文人传记中细节性史料的功能与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鲜活呈现历史场景
史料通常具有“硬件”性质，即是一种切实存在。但并非就是一堆枯燥材料和抽象论述，往往表现为鲜活情形。文人传记呈现的是一个个血肉之躯的文学活动和风雨人生，因此鲜活性史料很多。而这种鲜活性史料恰恰多在人生“细节”方面。人物传记都是历史追忆，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关于传主人生“细节”的描写通常都具体形象，从而鲜活或比较鲜活地呈现出特定历史场景。而这种“历史再现”，能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活的历史”。
胡风冤案形成原因已有很多史料说明，其中涉及复杂微妙的宗派问题和人事关系。而具体历史情形就得于细节性史料的鲜活呈现。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个著名的“三十万言书”可以视为胡风的特殊自传)中就有不少这类亲身经历的细节。如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主要就是为了说明自己遭受打击的真相，包括安排到《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做编辑时，编的作品发不了，写的文章难以刊用等，这些就包含着人事关系。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中，胡风对周扬的排斥异己表现了更多激愤，由此特别举了件事：周扬一再警告他“你说的话就是九十九处都说对了，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说错了一处，那就全部推翻，全部都错了”。这一细节就鲜活呈现了一种令人心悸、发人深思的历史场景。周扬如此咄咄逼人，虽然也显示了其性格的强硬甚至霸道，但更加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思想立场”和思维方式。也难怪胡风回击周扬时也是上纲上线：“我完全确信：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非党倾向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是已经发展成了反党性质的东西”，这类鲜活细节，无疑有力呈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及人际关系的紧张。
梅志有篇《记吕荧与胡风》，主要通过吕荧与胡风的个人交往来展示吕荧性情。作为热爱自己专业的翻译家、美学家的吕荧，胡风受到公开批判时，曾有次“胆大妄为”的举动：在文联、作协召开的批判胡风的扩大会议上，在一边倒的批判中，唯独吕荧竟然还为胡风辩护，声称胡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革命。话未说完台下一片起哄。某个诗人和理论家还跳上台来拽吕荧，结果吕荧被强力赶下台。这种“不识时务”固然能够说明吕荧的思想和性情，但会议事件后的一些“小事”，同样能够说明吕荧的厚道性情。1961年梅志因母亲病逝被释放出来处理后事和照料孩子，这时吕荧找上门来，谈话一开始，吕荧首先就跟梅志解释多年前那次会议事件。虽然吕荧为胡风作了勇敢辩护，但吕荧的解释没有任何自我表彰的意思，而只是怕梅志产生误会，以为他的发言也是一边倒，因为他当时还是说了胡风不该发表舒芜的错误文章。可见吕荧为人的真诚。胡风倒霉时，人们避之不及。吕荧却常来探望胡风。梅志还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吕荧每次看胡风，总是先掏出好烟让胡风抽，因为他知道当时胡风经济状况不好。这一细节也能说明吕荧的厚道。这类鲜活的细节性史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具体历史场景，也感受到了运动的残酷和保持气节的可贵。
鲜活呈现历史场景的细节，往往无声胜有声――比抽象分析和论说更有证明价值。如吴祖光与李辉谈周扬时涉及田汉，吴明确表示“我很讨厌田汉”。因为田汉在吴被打成右派中起了主要作用，运动过后田汉对他不仅没有同情，还摆出盛气凌人的样子。吴举了件事：“60年代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第一次看戏，在后台见到田汉，他连理也不想理。”相比“我很讨厌田汉”的议论，后面这个鲜活细节更能说明问题。从田汉这种表现中，我们能察觉文人在政治风浪中形成的微妙人际关系，但也揭示了田汉在运动中形成的思想态度。
二、“画龙点睛”的效果
细节并非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往往具有说明事情和表现人物的“画龙点睛”功能。如严监生伸出两指头的细节就深刻揭示了其守财奴形象。文人传记的细节描写同样如此。
胡适长期在学术与政治问游移，参政议政多，当过种种官。但他始终不弃“学统”和自由主义立场，除其他
原因，还与胡适作为真学者和性情中人有关。季羡林访学台湾参观胡适墓后写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追忆昔日和胡适交往时，就特别强调了胡适的书生气质，认为胡适本性是一介书生甚至有点书呆子气，也是善良厚道的性情中人。细微处见真情，为此季老专门谈了胡适几件“小事”，而这些都是很感人的人生“细节”。如有次在北图开评议会，匆匆赶到的胡适首先就声明他还有个重要会议，要提早退席。但会议间有人忽然谈起《水经注》，此话题立刻让胡适忘乎所以，淡到散会还兴犹未尽，“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把那个重要会议都忘到脑后了。这不仅显示了学者性情，而且不是一般学人所能达到的。又如胡适曾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上街游行示威，但每次只要有学生被宪兵或警察逮捕。胡适就一定坐着他那辆小车奔走各大衙门，逼迫当局释放学生。胡适这些并非显赫的“小事”确实显示了胡适的性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四本《名家经典纪怀散文选》。有本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曾经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学界成为一种流行语，确实是有原因的。这不仅说明人们以与胡适交往自豪，也说明胡适是一个与人为善、重视情谊的学者。
王富仁长篇论文《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该文在《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1至12期连载)，根据不同时期鲁迅研究的基本倾向，归纳了鲁迅形象的历史演变：启蒙者、革命文学家、“民族魂”、现实政治的“工具”、“文化的鲁迅”和“人的鲁迅”。这种学理归纳当然重要。不过了解鲁迅思想，有些细节和小事同样有用，且有“画龙点睛”之功。如曹聚仁说过一件事：“刘半农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朋友们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自己也为之首肯。”这副对联是说鲁迅受过托尔斯泰和尼采学说的影响，而文章又有个性张扬、崇尚自然的魏晋风格。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认为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且“确有异彩”。
李辉《摇荡的千秋――关于周扬的随想》中谈到一件事也非常发人深思：夏衍曾回忆，1975年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了家，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结果晚一周出狱。李辉认为：“从传记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个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细节。它从多方面反映出周扬的思想、行为，乃至生命的意义，已经永远不可能脱离毛泽东而存在。”坐了多年牢，释放时还想着给毛主席的检查，这一细节当然耐人寻味。确实能够反映周扬思想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周扬晚年对毛泽东及其文艺思想的认识有所变化，但他对毛的崇拜始终刻骨铭心，长期的政治风浪和政治经验又强化了这种意识。该文还淡到1930年代初周扬从日本回国时，年轻的他“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们也是谈笑风生。但到延安后开始变得深藏不露，朋友们也再难以与其推心置腹。这些人生“细节”都意味深长，都“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周扬的思想变化及其环境原因。
三、“私人形象”的揭示
作为公众人物，读者往往对传主非公众场合的私下表现感兴趣。这种“猎奇”心理并不奇怪。因为公共场合和公共话语中形成的公众形象，显示的多是公共规范甚至有表演性。
长期担任全国文艺界领导职务、握有重要话语权力的周扬，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焦点人物。李辉专题采访《是是非非说周扬》中收有作者对夏衍、吴祖光、李之琏、林默涵等十多人的采访，其中唐达成曾如此评价周扬：“我觉得他是一个处在矛盾状态下的人。个人爱好和公开的讲话、指示，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乔木(指胡乔木――引者注)也有这个矛盾。他未尝不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不喜欢戴望舒的诗，但公开表现出来的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个人兴趣要服从一个时期的政策的需要，我看这也是很多文艺界领导的通病。”这个评价就说明了公众形象和私人形象的差异。公开表态与个人爱好不同甚至相悖，在中国当代文人的公共表现尤其政治生活中其实是常见现象。但在看重公共规范的中国，私人生活和私下行为常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其实它们往往具有特殊证明意义。这类私人“小事”不仅能够更全面反映人物，而且能够补正公共形象。
《是是非非说周扬》中，被采访者对周扬的感觉不仅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如袁鹰认为周扬““””后的反思“是真实的，诚恳的”，李之琏则认为周扬的忏悔并不真诚，而且有做戏成分。对于整过他的周扬，李之琏感到至少周扬对他“没有一点儿歉意”。关于周扬人品，林默涵认为周扬从不关心人，只是利用人，林默涵夫人则说：“我对周扬的印象一直不好。周扬夫人苏灵扬比较直爽，周扬很虚伪。”这些个人看法显然涉及私人性的复杂人际关系，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它们至少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周扬。
郁达夫有篇悼念文章《光慈的晚年》，其中涉及不少私人话语。内中有这样的描述：“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但好景不长，蒋光慈不久就陷入困境：“他告诉我说，近来病得很厉害，几本好销的书，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艰难。他又说，近来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觉得做人真没趣得很。”而“光慈晚年每引以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对于他的许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这些出于私人间推心置腹的话语，没有“思想本质”的评判，更没有冠冕堂皇的思想游戏，却是对蒋光慈状况的真实说明。文章还谈到蒋光慈对家庭生活的态度与其公开宣扬的思想相反。蒋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贤妻良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思想很是传统。这也揭示了蒋光慈某些思想矛盾。身为普罗作家的蒋光慈，其创作与人生始终处于尴尬中，而从郁达夫披露的私人话语中，我们对这些问题就有了更多理解。
梅志《记吕荧与胡风》中，梅志以女性的细致人微谈到了吕荧个人生活处理问题，如由于幼年丧母，缺乏母爱，造成他对女性的不理解，有些孤傲甚至苛求，家庭生活以自己为主。如向邻居家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求婚，虽然是种性情表现，但这种冲动也太唐突。这些私人化细节史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完整也更真实的吕荧。
当然，细节性史料价值实现有个前提：必须真实。史料真实最为重要。中国史传传统对此就有认识，所谓“信”也。“信”成为有良知的修史者特别看重的原则。《史记》因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才被视为史传典范。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人传记撰写和出版的兴盛，不仅由于文人命运多舛的时代尘埃落定后需要追忆，相当程度也是为了还原被意识形态话语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历史”就是追求真实。但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某些情况甚至就是歪曲历史。曹聚仁《“大众语”运动》就揭示了这种现象。该文回忆了1930年代“大众语”运动兴起原因，说明“大众语”运动起于一次文人聚会：1934年夏天一个下午，作者和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丐尊共七人在上海福州路一家印度咖喱饭店聚会，针对有人提倡“读经运动”和“提倡文言”而讨论反击。经大家商量，决定以抽签方式按顺序写文章，陈子展抽得头签，要第一个发表文章。7人文章后来在《申报自由谈》接连发表。一次小范围文人聚会就这样产生了“蝴蝶效应”，引发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大众语”运动。但正如作者所说，后来不少现代文学史关于此事的记载却令人哭笑不得，或说这运动是陈子展提出而由鲁迅奠定基本观点，或牵到瞿秋白身上，而王瑶《新文学史稿》也把“大众语”运动编入鲁迅领导的方向。历史叙述出现这种牛头不对马嘴，既与意识形态有关，也和不深入研究事实的非科学态度有关。分析文人传记细节性史料，其实也要注意真实问题。有些产生于文人复杂关系的细节，多少存在个人好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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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儒家思想培育人生价值观
摘 要：新加坡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多民族多语系集中于同一空间内却始终能保持共存不悖，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所使然。以儒家文化统领国民人生价值观，举国同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新加坡从落后的殖民地国家转而成为东南亚的“瑞士”。新加坡儒家思想的治国之道，对我国当下的执政建设、公民个人价值观的培育皆具有现实的指导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治国;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1-22 -03
初来新加坡时带着很多疑惑。一个地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的国家，在马来半岛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红点。四面环海，没有任何资源，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要靠从马来西亚进口，然而在它的土地上竟有500万常居人口。就是这样一个拥挤的弹丸之地，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的奇迹——从全球排名第五的最繁忙港口及新兴的金融、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孕育了东南亚的“瑞士”。
李光耀是怎样使一个多民族多语系国家的人们和谐共处，团结一致，是通过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统领多元文化?在研究之后才得以认清，他是从文化、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把儒学作为整个新加坡的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将“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贯彻的治国纲领。忠，就是忠于国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由此产生的群体意识也使人们获得归属感;孝、仁、爱、礼、义、廉、耻则是家庭社会伦理基本的要求，形成了人民统一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包含着精辟的义理。新加坡治国有道受益于儒学思想，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可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何为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带有普遍性的。只是由于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行为的各种差异，导致了“善”的背离现象。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不止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会发挥作用。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作为治国理念，对任何阶层的领导者都有用。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
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我们今天寻求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同时儒家思想所看重的“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社会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关涉到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
其二，强调了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堪称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理由把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看作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元素。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和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几千年来指引我们民族团结、奋斗。目前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哪里体现?温家宝近日感叹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相继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但与之相背离的是，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而在中国极其脆弱的道德生态中，道德环境最大的污染源就是贪污/腐败，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渗透各行各业、各部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改变，道德缺失以致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包二奶等现象司空见惯;假药，毒食品不断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2010年调查评比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125位，在精神生活水平方面有幸福感的只占39%。三十年人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但与此相对的是幸福指数的下降。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价值观——让欲望占据支配地位，缺乏信念，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更不懂得奉献。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有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老板愿意花大把的钱去赌(新加坡赌场营业额竟然有70%是中国大陆人送去的)，去娱乐，却不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做慈善。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相互不信任。 在公共行政学中提到，一核心三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司法体系，行政管理都不能代替伦理教育。学而反思，面向21世纪的未来，我们应该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取其精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难以想象缺少诚信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而诚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且要随时约束的。每日自我反省，铲除不良的思想，正心诚意，从善如流;见贤思齐，闻恶厌之等等无不彰显出儒家思想的纯正端方与源远流长。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是历史上每个时代共同产生的认识，是经历验证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人国情的理想座标，不光在今天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在将来也会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因此值得思考学习新加坡儒家治国理念。
培育核心伦理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决策。伦理之于政府，有如灵魂之于人。它主要是按照社会的要求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向，生活目标，设定人生理想，解决人们应该如何的规范。再先进的政治制度，管理技术，法律规范，没有伦理，犹如一个空壳。孔子用“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简单明了地指明了伦理取向。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需从教育入手，用儒家伦理解决人们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教育应从孩子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做起，新加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方法，小学生通过漫画、图示等，进入中学大学就会开设必修的儒家伦理学，当然这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是渗透，是积极地影响规范。现在应试教育使我们的学校只会教书不会育人，本末倒置。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人必须是先会做人才会做事。
其次从公职人员入手，懂得仁爱、礼仪、廉耻。儒家思想强调民为根本。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把人民的一切需要勇敢地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最重要是拥有大仁爱之心，仁在孔子看来，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应当达到的理想境界，又是为人处世最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它的核心是爱人，要泛爱众。一方面尊重人的人格，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这是李光耀在1965年讲的话，他确实做到了，用了46年便把一个非国家的小岛建设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强国。务实的作风贯穿新加坡整个治理过程，政策落在实地。要诚信，教育人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敬事而信，信而成之。国家取信于民才能立国，人民信赖国家，才能安家。人而无信，不可其可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面向21世纪，面向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崇尚诚信的美德，仍是应付挑战的立国之本。公职人员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知廉耻。李光耀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是要有一个人民尊重的廉洁政府。新加坡的生存靠的是官员的廉政高效。我国目前反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日前温答记者问时候说道：“目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所以大力提升公职人员素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为人民创造一个务实、公平、廉洁、高效的政府。
三是从公共媒体入手。媒体是社会宣传的工具，是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标，人们会用媒体思维来度视社会，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真假新闻让人们无法辩别是非，目前我国新闻负面报道的多，正面引导的少，大家会从特例以偏盖全，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看不到经济繁荣，看不到中国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看不到日益丰富的生活，看不到国家前进的步伐。新加坡政府擅于向社会传达信息，始终让国民意识到处在危机中，让国家的利益至上。“公交上，先下车后上车，避免人挤人，主动让座方为人上”人等简短的提醒语使尊老爱幼的影子随处可见，给人深刻印象。要让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广泛的覆盖，时刻提醒人们日常的言行举止，做诚实守信之人。诚实乃是道德高尚的品德。
四从严管重罚入手。对涉及危害公共利益，丧失伦理道德的事件要从严从重处罚。毒奶粉、假药品都是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生活要素，对玩忽职守不能尽到监管职能的公职人员必须严办。提升官员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首要规范公权力，将官员放进“金鱼缸”里。对官员?a href='//www.xuexila.com/aihao/zhongzhi/' target='_blank'>种植怀闲判形枰怨毓夂臀试穑孕傅」瘛⒗淠裆氖е颁轮靶形粤闳萑烫蒲铣筒淮?/p>
参考文献：
[1]许凌云，许强.中国儒学通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光存.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借鉴研究[d].西南大学.2010 .
[3]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 东南亚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
徐 琳，女，江苏金湖人，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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