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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思考
摘要:目前国际上多个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台湾地区在2003年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永续台湾评量系统”。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不少进展,但仍然缺乏明确的负责机构且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因此,应尽快建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负责机构,注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实际操作性,并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接轨。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台湾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9-0029-04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国际社会落实可持续发展策略目标上具有重要意义。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首次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发布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重要文件,其中《21世纪议程》第40章明确要求各国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以便各级决策,并促进环境发展体系整体化。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及地区已经制定出一系列的指标体系。如联合国可持续性发展指标体系,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制定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环境绩效指数(epi),英国生态与水文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logy and hydrology,ceh)制定的水贫乏指数(wpi)等,均是近年来世界上具有国际比较功能且拥有较大影响力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体系[1]。美国、英国、荷兰、北欧、加拿大等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国家或地区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国台湾也在2003年正式发布了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永续台湾评量系统”。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虽然不断推进,但至今仍未形成一套具有代表性、全国性、统一可行的指标体系,仍需更多的借鉴和完善。
一、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的发展历程
因应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台湾“行政院科学发展委员会”召集相关领域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在1994年6月成立“行政院全球变迁政策指导小组”,并设立8个工作分组,研究全球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问题。1997年8月“行政院全球变迁政策指导小组”提升扩大为“行政院‘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并在1999年开始实施“永续台湾的愿景与策略研究计划”,将“永续台湾评量系统”计划纳入了“永续台湾的愿景与策略”中。“永续台湾评量系统”研究小组广泛参考国际指标,并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的特点以及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提供建议,最后选择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与代表性的指标112项。台湾“经建会”在考虑资料取得的可行性与稳定性、政策参考意义、国际接轨等方面后,选出涵括生态资源、环境污染、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制度响应、都市可持续发展等6个领域42项指标,建构出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即“永续台湾评量系统”[6]。2003年台湾“行政院”正式公布了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发展指标。
台湾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以压力(pressure)、现况(state)与回应(response)的p-s-r架构作为指标设计的系统架构。其中环境生态资源方面的“现状”呈现出环境恶化或改善的程度;经济与社会面的“压力”显示压力形成的机制,呈现对于环境与生态施压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而政策与制度方面的“回应”,则是通过制度响应环境生态现况与社经压度的情形,追求可持续发展。三个层次转换成指标的评估结果,可作为未来决策的预警。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决策的关系如图1所示[2]。
(二)指标设计
1. 指标架构。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根据压力(pressure)、现况(state)与回应(response)的p-s-r架构设计。此外,鉴于中国台湾本岛有近80%的人口居住于都市地区,都市地区的发展与中国台湾的环境质量息息相关,因此该指标体系进一步区分:海岛台湾(island taiwan)与都市台湾(urban taiwan)两套系统。这两个系统共包含: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制度响应以及都市可持续发展6个领域。海岛台湾(island taiwan)下以压力—状态—响应(psr)为架构,下设34个指标;都市台湾(urban taiwan)则是采驱动力—状态—响应(dsr)为架构,下设8个指标,如图2所示。
2. 指标选取。(1)“环境污染”方面的指标包括了大气、水体、陆地三个纬度。其中大气纬度的指标包括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和psi平均值,用来评估中国台湾的产业结构发展和空气污染物控制情况;水体指标下设置了河川污染比率以及水库水质关系,涵盖了自然和居民用水两个角度的评价;陆地指标采用了废弃物资源回收率和低放射性固化废弃物成长率两类进行判断,主要考察废弃物管理的情况。(2)“生态资源”方面的指标选取,主要考虑了可再生资源的状况,依据psr的理论架构,注意了指标资料可获取性和资料的质量,并期望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接轨。(3)“社会压力”方面主要以压力和生态三角模型为依据构建发展指标架构,从人、空间、活动与时间四个范畴中,挑选出合适的核心指标,表现社会压力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终确定5个核心指标,包括平均每人每日垃圾量、槟榔种植面积、公害陈情案件受理统计、癌症死亡分率与失业率;并增加“传染病感染率”一项,使医疗方面的指标更完备。(4)“经济压力”方面的指标,由于需要反映出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影响,所提出的指标均属于经济压力方面,共分为消费形态、产业结构、能源使用三大范畴,不仅反映出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和破坏,同时为制度回应提供参考依据。(5)在设计“制度响应”的指标时,主要是关心如何建立一个机制,从政府制度的层面来改善生态及环境的状况,降低社会及经济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使其能够在资源分配、环境社会冲突时进行协调。由于部分指标信息的局限性等问题,最终选取了经费分配(环保生态预算支出、鼓励性财税措施)、组织与决策(环境影响评估、国际公约在中国台湾落实情况)、环境管理政策(污水处理率、禁用化学品)、信息参与(环保标志、民间团体)四个角度,共8项核心指标。(6)“都市发展”方面的指标选择,主要是希望都市发展的生产、生活、生态与生命四个范畴都能够选择适当的指标来代表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能涵盖驱动力(d)、现状(s)与回应(r)三种类型的指标。该领域指标包括都市平均每人所得、市区小客车持有率、大众运输乘客人次、都市化面积扩张率、市区每年空气严重污染比率、人均享有公园绿地面积、市区主要河段中度以上污染长度比等7项指标。
3. 指标获取与政府部门分工。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选取充分考虑了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合理性,数据均有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收集提供,分工明确,所计算的指标类型可以是反映现实水平的,如人均水泥生产量(吨/人),或者是指数类,如低放射性固化废弃物成长率(%),再或者是结构比,如耕地总面积比(%)等。
(三)指标计算
可持续指标在计算时,首先考虑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制度回应与都市可持续发展六大领域中各个单一指标,根据指标代表现实水准、指数,或是代表结构比,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乘以权数,得到各领域的综合指数。最后,将所有领域的综合指数乘以相应的权重并加和得到综合可持续指标值总和。
该指标体系以1988年为基准年,计算后综合指标值在100附近上下变动。具体的计算步骤及公式见表1。
二、中国大陆可持续 发展指标体系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大陆对于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视,在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两大国家战略之一,并纳入国民 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一些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探索构建了一些国家级指标体系、省级指标体系、地方和部门的指标体系,取得了一些流域、山区等特殊空间的研究成果。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按照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4个领域分别列出了重点指标共计59个,并 应用ecco方法模拟运行,产生出非货币指标12个,从总体上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国家 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和《中国21世纪议程》 管理中心(1996)尝试建立一套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总体结构是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分成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和科教6个子系统,在每个子系统内,分别根据不同的侧重点建立一些描述性指标,共计83个[3]。国家环保总局“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课题组(1999)以三明市和烟台市为例实地研究真实储蓄率的计算方法[1],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2)按照系统学的理论和方法,独立设计了一套“五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统一排序”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具体分为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和要素层5个等级,包含47个指数,249项要素。另外,如张志强(1994)、张林泉(1997)、廖福林(2001)等学者也先后提出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山东、江西、云南、广东等省一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同样有不少研究成果,还有关于城镇层次方面的研究,如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在20世纪80年代末制定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末制定了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体系等[4]。
虽然中国大陆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依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乏明确的专门负责机构来统筹推进。美国、英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工作,均是由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推进。第二,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大陆现有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种类较多,但都不太成熟,还未建立起一个适合不同地区、能够被广泛认可的、有较强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4]。第三,对 实践的指导性差。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选取必须具有清晰的定义以及再现性、确定性和实用性等特征[5]。当前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存在不易操作、难以进行综合与试验、不利于不同城市区域之间比较等问题,不少指标的选择或是难以计算,或是同现有的统计资料脱节,从而使最终的分析结果难保准确性和客观性。第四,未能有效地与国际主流的评价体系接轨。由于现有的指标体系种类较多,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体系,加上在指标选取时没有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个别指标缺乏统计数据支持,导致中国大陆目前的指标体系国际接轨性较差,不利于国际性比较。
三、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1. 建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负责机构。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发起和进一步发展,起始于台湾“行政院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正式建立,对中国台湾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们可借鉴台湾地区的指标体系发展 经验,建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有效地指导中国大陆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开展,把握研究的方向,并协调地方和国家级研究之间的冲突和重叠,有利于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2. 尽快建立统一的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国台湾自2003年公布指标体系后,每年都利用该指标体系对台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测评,通过年度对比很好地反映了台湾可持续发展进程,同时利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中国大陆应尽快建立公认的国家级别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通过该指标体系的测评,有助于公众及时了解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进程,反映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成果,引导政策转向更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方向。
3. 注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实际操作性。可操作性是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目标性要求。中国台湾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指标选取时充分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取性、可靠性与稳定性,且指标数据均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收集提供,将指标体系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方便实际测算。因此大陆在追踪国际理论前沿的同时,应该注意加强指标可操作性的研究,力求所设立的指标具有层次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点,充分考虑可操作性。
4. 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接轨。台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有10年,从无到有,从考虑不完善到注意同国际统计指标体系的结合,其发展历程给了中国大陆极大的借鉴意义。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需要同国际接轨,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注意在指标选取及数据获得上的国际接轨度,有利于当前国际级指标体系,如esi、epi等对中国公正评价。
注释:
{1}世界银行1995年在《监测环境进展》中提出了名为“真实储蓄”(genuine saving)的一套估算方法,考虑了一国在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额后的真实储蓄率。
参考文献
[1]【台】叶欣诚,于蕙清.国际环境永续性指标之探讨[j].永续环境管理制度与方法研讨会,2005.
[2]台湾“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台湾永续发展指标2004年现况分析与研提策略期末 报告[r].2005.
[3]张坤民,何雪炀,温宗国.中国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j].生态经济,2000,(7).
[4]逯元堂,王金南,李云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中国的研究与应用[j].环境保护,2003,(11).
[5]宋旭光.可持续发展指标选择的理论与实践[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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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合理性
导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先生认为，中国农业不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对此，贺雪峰教授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理解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农民“有来有去”不只是与经济周期有关，更与农民的生命周期有关;第二个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存在误判;第三个问题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尤其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
蔡昉先生在《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发表《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一文。笔者对蔡昉先生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因此撰写此文以与蔡昉先生商榷。本文主体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蔡昉论文的观点，第二部分提出三点商榷意见。
一、蔡昉论文的观点
(一)观点一：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
蔡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所谓刘易斯转折点，蔡昉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蔡昉认为，“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的角度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终结并揭示其含义，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而农民工无疑是这个理论认识和政策关注的一个主题词”。
具体地，蔡昉认为，“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不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在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农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情况下，“托达罗悖论”和与之相应的“托达罗教条”都已经过时，打破“托达罗悖论”及改变“托达罗教条”所隐含的政策取向具有客观必然性。所谓“托达罗悖论”，是指“所有改善城市就业状况从而降低失业率的努力，会因扩大了城乡预期工资的差距，从而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机。或者进一步，所有改善迁移者状况的努力，都会进一步引起迁移者的涌入，从而恶化迁移者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环境”。与此相应，“托达罗悖论”转化为“托达罗教条”，包括对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要加以控制，劳动力流动模式应该是“有来有去”，从而只是把迁移者作为临时过客等一系列政策倾向。
(二)观点二：“托达罗教条”的终结
蔡昉认为，“托达罗教条”终结的一个表现，是以农民工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城市常住人口的加速扩大，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但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具有非典型化的特点，“即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没有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因经济周期因素还是最终预期，没有获得正式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仍然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属”、“由于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和家属，仍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消费需求扩大的功能。因此，未来的城市化应该从单纯的人口比率提高，转向更加关注公共服务覆盖面扩大的内涵上来，通过消除46%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33%的非农户籍人口比率之差，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三)观点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
蔡昉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经常性地发生，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有动力“通过某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或者提高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覆盖水平，帮助本地区获得更好的劳动力供给环境”，而“对农民工来说，最必需且最为欠缺的公共服务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蔡昉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在社会保障领域享受充分而均等权利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蔡昉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在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会利用公共服务覆盖水平的扩大，加速农民工实际上市民化的进程，以此保持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
蔡昉认为，“既然以均等化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的嚆矢，旨在实现制度变革的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实施政策，都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有利于把扩大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的相关领域”。
(四)蔡昉观点的考虑重心和政策结论
若对蔡昉的观点进一步综述和简化，可表述如下：
1、中国经济发展迎来刘易斯转折点。
2、中国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稳定的就业，农民不应再返回农村。制度安排上也不应再死守“托达罗教条”。
3、即使改善进城农民工的经济条件，因为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很少，也不会有过多劳动力进城而反过来加剧城市就业竞争，恶化进城农民的处境。
4、国家应采取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加强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进城农民可以真正地成为城市永久居民，从而实现中国深度的城市化。
进一步简化蔡昉的观点，即中国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以后，中国就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城市化战略，核心是使农民一次性进城，而不再返乡，或有返乡预期，从而实现中国深度的城市化。也因此，当前中国城市化政策应进行大的调整。
二、三点商榷意见
笔者认为，蔡昉先生的文章中存在三个很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理解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农民“有来有去”不只是与经济周期有关，而且更与农民的生命周期有关。第二个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存在误判;第三个问题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尤其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
(一)典型的“托达罗悖论”
1、劳动力的无限剩余
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约有3亿左右，若算上可以参加农业生产的60岁以上老年人和16岁以上青少年等半劳动力，则农业有效劳动力数量超过4亿。中国有18亿亩耕地，根据一个农户家庭(夫妻两个劳动力)可以有效经营30亩耕地来计算，农业仅需要1亿劳动力，即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展和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劳均耕地面积还可以扩大，农业所需劳动力还可以进一步下降。这样算下来，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的。
2、小家庭的兼业收入
在劳动力剩余几乎无限的情况下，只要进城务工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就会有几乎是无限的农村劳动力的城市供给。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也许是中国农民一般都有小块承包地，一般都是在自家土地上耕作，并以此获取农业收入，而很少有农业工人。中国农民的农业收入具有强烈的家庭农业的特点，家庭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兼业收入。
当国家农业政策好，粮食价格较高时，中国小家庭虽然只有户均不过十亩的耕地，其农业收入却可能不低，比如不算劳动力投入，按种两季作物算，农民种一亩田可获纯利1000元，10亩地可以获1万元。1万元收入，加上农村生活中自给自足的成分可以大大减少生活的支出，再加上农村消费较少，就使得农村生活中，农民可以以较低收入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
3、等价比的生活质量
中国式小农家庭，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不高，闲暇时间很多。种两季水稻的农民一户10亩耕地，农作时间累计起来可能只要3个月，而有9个月闲暇，所谓“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六个月休闲”，这样的休闲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趣味，也增加了其生活的质量。虽然从农业收入上讲，农民务农收入较务工收入要低，但从实际生活质量上讲，较低的务农收入可以等价于较高的务工收入。
4、农民工的工资上涨
取消 农业税后，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央有较多的惠农政策，且粮价相对较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持续增长。农业收入的增长削弱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甚至加速了农民工返乡，农民工返乡导致城市出现民工荒，从而推动了农民工的工资上涨。
也就是说，是中央的惠农政策推动了城市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的上涨，而不是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导致农民工工资上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 经济 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这个判断的含义是，只要进城农民工的收入和保障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就可以有几乎无限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而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的结果必然是就业之争加剧，农民工的收入和保障水平因此下降。这就形成了典型的“托达罗悖论”。
(二)中国经济结构问题
1、进城发展的大量农民
按蔡昉的观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既然已过刘易斯转折点，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 社会保障和工资水平，并不会导致更多农民工的进城，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很少了。但是，从我们调查情况来看，只要农民工进城打工即可以获得体面生存下来的条件从而不用再返回农村，则除非农业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更高收入条件，否则农民就会大量进城。
2、国家提供的惠农政策
在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越来越小，而农业人口数量并未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农民从农业中获取收入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国家在城市越是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尤其是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重庆正想这样做)，则就会有几乎无限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也因此，国家若要防止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从而抵消掉已进城农民工收益的增长条件，就要给农民更多补贴，就要有更多惠农政策提供出来。
这样一来，国家要通过政策让进城农民工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家，就要为留在农村的农民提供与进城农民工收益增长相一致的惠农政策。在9亿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工和留村农民)收入都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其成本就必然要有人来支付，这就是企业成本的增加、国家 财政支出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3、导致困境的成本支付
恰恰是以上三个方面的成本支付对于中国目前经济结构是致命的。众所周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依靠的就是加工制造业，其根本又在于劳动力廉价和 税收优惠。而要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体面城市生活的条件和为从事农业的农民提供更优惠政策，就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就不能不增加企业税收。其结果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的丧失，“中国制造”被“印度制造”、“越南制造”所代替。
一旦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又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损害，就业就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前30年之所以可以获得持续的快速发展和担忧未来“人口红利”失去之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常识。我们往往会担心，在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还未能成为中国经济的脊梁时，“中国制造”却已优势不再，那时中国的经济就可能衰退。
(三)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实际上，让“中国制造”长期处在优势位置的制度安排，就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1、二元结构的中国特点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极为重要的特点是以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农民家庭中，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中老年人外出务工已无优势，但在家务农却正好。年轻人喜欢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且正好适合工厂生产线的需要和城市服务业发展的需要。中老年人在农村务农，就有了务农的收入，务农收入可以解决一家的温饱，年轻人务工的收入就是可以积攒下来办大事的纯收入。年轻人将子女留在农村，与父母一起生活，农村生活费用低，而务农收入加上务工收入，就使一个家庭可以有较高的收入减去支出的节余，家庭生活就有了小康的样子。并且，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人在农业 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比较完善的条件下，照看庄稼倒是正适合，且他们因为可以与土地亲密接触，而有力有处使，务农成为他们的权利与享受。农村是一个在固定地域展开的熟人社会的世界，中老年人在这样的农村社会生活，有根、有意义、有安全感。
2、“世界工厂”的温饱诉求
农村劳动力再生产中，正是因为中老年人可以从事农业、获得农业收入，就使得年轻人能够进城务工，而无论城市务工收入的多少。城市务工收入高，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积蓄，购买更多奢侈品，举办更加豪华的婚礼。即使收入低，他们也因为有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而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因此，中国制造业可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全球化中获益。中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工厂”也大都得益于此。不仅如此，一旦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进城农民工因为在农村有父母从事农业的收入，因而具有承受失去城市务工收入的能力。
3、农民进城的生命周期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以上方式的核心，是农民在城乡之间“有去有回”的流动，不只是要适应经济周期，而且更是与农民工的个人生命周期有关。年轻人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在城市务工的机会越来越少，报酬越来越低，且已经倦了累了，游子思乡，要想回到家乡休养了，他们因此回到农村家中从事农业生产。有人问进城的年轻农民工愿不愿意回乡种田，年轻人总的来讲都会回答说不愿回到农村。但到了一定年龄，人生任务越来越重，动极思静，回到家乡农村过宁静的生活，成为进城几十年农民的普遍愿望。从 统计数据上看，进城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逐年增长，但从农民个体来统计，则进城农民的2/3都是或 计划将来是要返回农村去的，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却是以农民不断地在城乡之间往返为基础的，这个往返的基础是年轻进城，年龄大了即返乡。也就是说，当前的农民进城是建立在农民频繁流动于城乡的动态基础上的。
4、蔡昉观点的质疑之处
按蔡昉的建议，所有进城的农民都不再可逆，即不再可以返回农村，而几乎所有农村的年轻人还是要进城，进城的人口都不再返回，那时一定很快就会出现由于过多农民进城，导致城市无力容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质量大不如农村的状况。显然这样的看法，在事实上是有悖农民进城选择的实际的。
5、农民进城的两难反思
农民进城有其高度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接受城市较低工资、或要求较高工资的生存理由，这的确是个两难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农民仍然可以往返城乡(我们当然不能规定农民不能返回农村，返回农村的权利是农民最基础的人权)，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就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在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面，若有农民进城后不再返乡，或全家老少一起进城去了，这个农民家庭中，老年人父母在城市没有收入，家庭的支出远高于农村支出，则这个家庭要维持住过去农村的生活水准，年轻人的务工收入就必须大幅度提高。全家进城更需要高水平工资的进城农民，但并不会因此就更容易获得高于可以接受低工资的往返城乡的农民的 工作机会。在同样的劳动力市场下面，同工同酬，全家进城的农民家庭生活质量就大大地低于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家庭。
6、体面安家的就业渠道
若进城农民有专门的技术，或有特别好的运气，而可以获得超出一般进城农民的收入机会和工作机会，这样的农民就更有能力在城市安家，并体面地生活下来。进城农民显然不会运气都好，也不可能都有可以获得高报酬的专门技术，运气好和有技术的进城农民总是少数，这样的少数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地生活下来。而运气一般和没有可以获得高报酬技术的农民工也还可以返回农村。
7、进城农民的有来有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越来越多高报酬的岗位产生出来，越来越多的好运气产生出来，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可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将全家永远地搬到城市安居，中国的城市化率因此越来越高。但这个过程中，始终会有失败的多数或少数进城农民工需要返回农村。农民的这个返乡权利，不仅可以为农民提供最后救济，而且使中国具有强有力的调控能力。
当然，这也使中国可以继续保持“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在“中国创造”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之前，这一点尤其重要。
三、结语
蔡昉观点存在的一个主要误判是，用高度抽象且不确定的模型来思考中国复杂的经济现实，在没有真正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现实的情况下，即已得出政策结论，这一点甚至是危险的。
此外，蔡昉论文的题目是“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注释中说“‘中国工人’被选为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并被排在第三名位置上，表明中国农民工不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注释真是莫名其妙。难道美国的《时代》周刊排个年度人物什么的，就可以表明中国农民工“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显然缺少了基本的主体性和自信心。一旦我们形成了缺少主体性和自信心的思考习惯，却又往往借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和模型思考时，我们就可能会犯下大错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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