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或者说矛盾学说其实就是辩证法三大规律中的对立统一规律，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矛盾论的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小编一起欣赏吧。
《矛盾论》的理论根源
作者在拙作《〈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1]一文中曾经指出，《矛盾论》中的主要观点并不是毛泽东的原创，而是从苏联哲学著作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改写或抄袭而来的。当然，《社会学大纲》中关于矛盾的主要观点也不是李达的原创，这些观点同样也是来自苏联哲学著作。毛泽东的《矛盾论》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的主要观点都是来自苏联哲学家的著作，那么，这些苏联哲学家们的观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能够找到苏联哲学家们观点的来源，我们就有可能找到《矛盾论》的理论根源;如果能够找到《矛盾论》的理论根源，那我们就有可能对毛泽东的原创问题以及《矛盾论》有一个更为明确、更为深入的认识。那么，《矛盾论》的理论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本文将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矛盾论”或者说矛盾学说其实就是辩证法三大规律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许多朋友可能都会认为，既然“矛盾论”就是对立统一规律，那么“矛盾论”的主要观点一定是来自唯物辩证法，一定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矛盾论》的理论根源。然而，事实并非是如此，虽然“矛盾论”确实与唯物辩证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苏联哲学家们关于矛盾的主要观点并非是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朋友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即19世纪 德国 的古典哲学、 英国 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 和 法国 的 空想社会主义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要来源于19世纪 德国 的古典哲学，或者说主要是来自 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都来自黑格尔，在黑格尔之前，哲学家们虽然对矛盾进行了诸多探索，但这些探索大都比较零碎，缺乏系统的学说;黑格尔对前人的探索进行了总结，第一次把矛盾上升为系统的哲学学说，所以，黑格尔不仅是矛盾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而且还是矛盾学说的奠基者。黑格尔是矛盾学说的奠基者，但是，黑格尔矛盾学说的核心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正”和“反”的“融合”。[2] 黑格尔认为，事物发展的一般进程是：一方否定另一方，双方再被更高形态否定，也就是达到对立双方的统一、“和解”(即否定之否定)。[3] 然而，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苏联哲学家们关于矛盾的观点却与黑格尔大相径庭，他们认为矛盾学说的核心是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你死我活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决不可能“融合”、“和解”或“同一”。可以看出黑格尔的“矛盾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苏联哲学家们关于矛盾的观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既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那么，《矛盾论》的理论根源决不可能是黑格尔。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恩格斯)在构建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把黑格尔的矛盾学说、量变质变学说以及否定之否定学说继承过来，从而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与黑格尔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把黑格尔抽象的哲学思辨推演到现实之中，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把黑格尔“头足倒立”的哲学再颠倒过来。在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学说被命名为“对立统一规律”，成为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立面由对立到统一或同一的规律，而“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就是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或同一。例如马克思就曾说过：“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4]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是这样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两极对立物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5]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主要是指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相互渗透、斗争以及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和融合，他们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与黑格尔并无大的不同。他们并不认为对立面之间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并不认为矛盾学说的核心就是对立面之间的“斗争”，也不认为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就可以看出，《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并不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它的理论根源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矛盾论》的理论根源既不是黑格尔，又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1915(或1916)年，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6] 这就是有名的“斗争绝对论”。按照“斗争绝对论”，矛盾学说的核心就变成了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对立面之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绝对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唯一动力。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斗争绝对论”的始作俑者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列宁。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矛盾学说的核心是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一致或同一，然而列宁却认为，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只是暂时的、相对的，而“斗争”才是绝对的。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发展是对立面之间的“融合”、统一和转化，然而列宁却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7]按照列宁的解释，原本是研究“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一致或同一”的矛盾学说，就变成了“对立面之间斗争”的学说，矛盾学说发生了质的改变。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列宁版本的“矛盾论”?它是对矛盾学说的发展，还是对矛盾学说的曲解呢?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对立面一致”观点是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库萨的尼古拉，意大利的布鲁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等都认为，对立面之间是统一或一致的。[8] 黑格尔则进一步认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正”和“反”通过否定最后达到“统一”、“融合”与“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共存、相互渗透及斗争，最后通过相互转化和融合从而达到统一或同一。从哲学史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矛盾的两个方面虽然是对立的，但对立面之间并不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它们有可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发生转化，最后达到“统一”、“融合”、“和解”或“同一”，从而使矛盾得到解决。“量变质变规律”研究的是“量”和“质”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否定之否定规律”研究的是“肯定”和“否定”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那么，“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的就是“对立”和“同一”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心思想、“对立统一规律”的本意是：揭示矛盾的双方如何从对立关系转化成为同一关系，如何从对立面变成统一或一致的事物。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列宁版本的“矛盾论”并不符合“对立统一规律”的本意，按照列宁的“斗争绝对论”，既然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既然对立面之间进行着绝对的、持续不断的斗争，既然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只是暂时的、相对的，那么，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统一”、“融合”、“和解”或“同一”。按照列宁的理论，“对立统一规律”就变成了“对立斗争规律”，这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严重曲解。
由于列宁是苏共和苏联的奠基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他的思想也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于是列宁版本的“矛盾论”，特别是他的“斗争绝对论”，就变成了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又经过苏联哲学家们的整理与加工，列宁版本的“矛盾论”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经典”，变成了无庸置疑的真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苏联哲学家关于矛盾的论述和观点大都是来自于列宁，而他们对矛盾的种种论述也不过是对领袖思想的转述或诠释。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定、拉里察维基等人的《新哲学大纲》，米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哲学著作，大都属于这种类型。
1932年9月，中国学者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通过日译本把《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转译成中文，由上海笔耕堂出版。李达在“译者例言”中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苏联哲学著作，在中国学术理论界颇有影响。随着苏联哲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列宁版本的“矛盾论”也开始传入中国。为了更好地传播唯物辩证法，1935年李达又撰写并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对苏联哲学家们的观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介绍和解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 》以及杨秀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都属于这样一类书，书中的观点大都不是作者的原创，而是转述苏联哲学家们的观点。书中关于矛盾的论述也是如此，表面上转述的是苏联哲学家们的观点，其实转述的是列宁版本的“矛盾论”。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2月，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年，为了给 延安 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毛泽东精读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以及其他苏联哲学教科书，并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38年2月，毛泽东又详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后来毛泽东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改写成为《矛盾论》，《矛盾论》中的主要观点同样也是来自苏联哲学家，或者说是来自列宁，所以列宁版本的“矛盾论”才是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理论根源。正是由于《矛盾论》的理论根源来自于列宁，所以毛泽东的《矛盾论》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具有鲜明的列宁主义特征，例如竭力宣扬对立面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竭力宣扬“斗争绝对论”，竭力宣扬极端的矛盾思维，等等。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很清楚地看出，《矛盾论》的主要观点来自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著作，李达和艾思奇著作中的主要观点又是来自苏联哲学著作，而苏联哲学著作中的主要观点又是来自于列宁，所以《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其实是来自于列宁，列宁版本的“矛盾论”才是《矛盾论》的理论根源。既然《矛盾论》中的主要观点大都来自于列宁和苏联哲学著作，那怎么能说毛泽东是原创者呢?
列宁版本的“矛盾论”严重曲解了“对立统一规律”，在理论上存在着重大缺陷。由于毛泽东的《矛盾论》来源于列宁，所以《矛盾论》同样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那么，《矛盾论》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缺陷呢?由于该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所以该问题我们将另作探讨。
2011-9-28
注释：
[1] 陈定学：《〈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见网 —“毛泽东研究”;也见共识网—“读书”。
[2] 朱德生：《西方哲学名著菁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
[3] 孙美堂等：《哲学新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6页。
[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6] [7]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2页。
[8] 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作者：陈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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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矛盾论》溯源
摘要：“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哲学的总结和概括。《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它们诞生于现代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践论》;《矛盾论》;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44-02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是毛泽东的哲学名著。“两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次研读“两论”及研究“两论”的著作，若有所得，意欲溯其源。
一、现代中国革命直接催生了“两论”的问世
1937年，“两论”问世。“两论”的问世，不是偶然的，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们是适应当时革命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现代中国革命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党内却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为了揭露经验主义、特别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更是为了从哲学文化上探索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正在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写了“两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1]825“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2]36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遭遇此敏感时期和激烈历程，必随之飞跃，达到另一个历史和思想的高峰，“两论”正是达到了这一高度，无论内容和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意义，但它毕竟发端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工人运动，对于落后国家的人民的革命运动没有具体的分析和深入的论述，而只是指明了方向。中国革命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显然是很危险的。“两论”很及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事实上，“两论”本身就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二、马列主义是“两论”产生的主要思想来源
“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哲学的总结和概括。“两论”的诞生，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中国现代革命，但“两论”的文字和思想不是仅因为历史渊源便能从毛泽东的心中生出，便能从毛泽东的笔端流出的，它们有其思想来源。马列主义就是“两论”产生的主要理论来源。当然，“两论”不仅继承了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著作的思想并使其中国化。
毛泽东一贯重视对马列著作的学习。虽然在写作“两论”时毛泽东并没有读完全部的马列著作，但也读了其中的若干本，直接从中吸取了许多重要思想。在《实践论》中一共采用了引文九条，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有八条。在《矛盾论》中一共采用了引文二十五条，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有十六条之多。因此，美国学者弗兰西斯·苏评价“两论”说：“就术语本身而言，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与其说是中国式的，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两论”虽然直接引用了较多的马列论断，继承了马列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但它们绝不是对这些著作的简单再现或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而是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两论”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论”重新定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两论”选择了认识和实践作为认识论的一对基本矛盾，而非以往的一些哲学家提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第二，“两论”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即特别强调“能动”二字。诚如毛泽东在1818年读《伦理学教程》的批注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当然也与毛泽东的性格分不开。
第三，“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应用研究。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而军事辩证法是其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中最辉煌的一部分，而它的理论依据最早见于“两论”。正是“两论”把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及应用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阶段。
第四，“两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中国化。“两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但毛泽东非常清楚地知道要从方法论意义上使中国人明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说，就必须使其中国化，这就必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开拓创新。中国的圣人是既出世又入世的，以出世之心超脱功名世俗，以入世之心奉献社会人生。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这个道理。“两论”批判地继承了这一伟大思想，这些当然是在马列著作中没有的。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两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世之作，它们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曾说过：“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中国古代文化”，“他的哲学继承了古代阴阳辩证法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两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关于承袭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上，“两论”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在语言结构上，“两论”纯粹是中国古代哲学式的，这也难怪，毛泽东诗词也都是中国古典式的。第二，“两论”无本体论，而中国古代无所谓本体。第三，“两论”中虽直接引用了不少的马列原著，但大多数材料还是引自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执著地追求和深刻地了解，他对中国历史、哲学和古典文学终身都保持着浓厚兴趣，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书籍是他一生中读的最多的。所以，在他的书中，古人经典那是信手拈来。 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的态度。“两论”正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学说和矛盾学说进行分析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的结果。
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唯心论者主张“知先行后”论，老子宣扬“不行而知”，孔子更有“生而知之”论。唯物论者则主张“行先后知”论，古之墨子、荀子皆持此理。近代孙中山亦主张先行后知，陶行知更是如此，连名字都改为先“行”后“知”。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几千年来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进行了系统清理和革命地创造，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又借助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其中国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实践论》中，一方面对“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复知”的唯物主义做了继承和革命性的改造。如《实践论》中所言，“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错误思想。”[3]272《实践论》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有了创造性地见解。“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往复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273
在《矛盾论》中则指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辩证法的宇宙观，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虽然古人重感悟而轻思辩，主张“性灵说”等，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动静观”和“常变观”。一种是坚持“运动”“变易”、“分化”的辩证法观点，认为客观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另一种是坚持“静止”、“有常”、“凝聚”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矛盾论》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和斗争，指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其基本特点“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3]275。主要论点有：第一，不变论，即事物永不变化。第二，量变论，即只有量的增减而无质的变化。第三，外因论，即只讲外力的作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其基本特点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主要论点有：第一，发展论，即是万事万物永远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第二，“两变”论，即量变和质变。第三，“两因”论，即内外因关系问题。
《矛盾论》之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有三个继承和创新：第一，《矛盾论》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矛盾普遍存在的合理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3]294。第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思想，创立了矛盾特殊性原理。第三，《矛盾论》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思想，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命题，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总之，现代中国革命催生了“两论”的问世。“两论”直接继承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认识论思想的精华。这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之中，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传统哲学获得现代生命而使其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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