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家，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这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摘要：世人皆知诗是唐代最佳，而词唯有宋词最美。宋代词坛名家辈出，豪放、婉约两派词人共同书写了宋词的历史。众所周知，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但这位豪放派的鼻祖却并不只以豪放见长，他的婉约词也写得清丽徐出，别具风采。就苏轼的婉约词而言，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所产生的影响来看，都足以与他的豪放词相媲美。本文通过对苏轼豪放，婉约词的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有助于更好的了解苏轼和他的豪放，婉约的词作，更好的了解宋词。
关键词：苏轼;豪放;风格;意境
引言
宋代词坛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壮观;当时名作涌起，各具丰姿，它们像争奇斗艳的花朵一样构成了色彩斑斓的艺术殿堂，而苏轼无疑是这座殿堂中的艺术奇葩。在婉约词一统天下的时候，他敢于与之分庭抗礼，首创豪放一派。南宋的胡寅曾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谬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1]这一评价概括了苏轼词作气势恢宏、风格豪迈的特点，而正如法国作家布封所说：“一个好的作家绝不可能只有一颗印章”，苏轼的词风也不拘一格，多姿多彩，豪放旷达之外也多有清新韶秀之作。
提起苏轼的词，人们多会想到气势豪迈、奔放不羁的“大江东去浪淘尽”。的确，苏轼作为豪放一派的开创者，以广阔的题材、工巧的文笔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豪放词，而但其在婉约词上的造诣也是无人能及的。苏轼的婉约词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他的豪放词，在质量上也多上乘之作，受到诸多词学评论者的赞誉。[2]张炎也曾评价苏轼的婉约词“清丽徐出，出人意表，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3]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对苏轼的婉约词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到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4]
一、苏轼词风格特点
苏轼的婉约词与北宋婉约名家的词作相比，不但不逊色，而且多有过人之出。他的创作不但吸收了晚唐五代以来委婉抒情的写作技巧，更打破了柔靡绮丽的传统风格。可以说苏轼的婉约词拥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特点，这才使得他的作品在异彩纷呈的北宋词坛享有盛誉。
(一)气势宏伟，豪迈悠远。
提到苏轼的词，我们经常会用豪放、气度不凡等词语来概括他的词风，读者也常常会被他那豁达的气魄所感染。我们读完其诗的确是这样，苏轼的作品中有一大部分饱含着豪迈与恢宏的气度，他常将个人的情感融入词中，在写人、咏景、状物中，以奔放豪迈的形象和磅礴的气势来展现自己非凡的理想。语言风格奔放不羁，读起来铿锵有力，令人读罢感觉酣畅淋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通过狩猎盛况的生动描写，抒发作者的爱国热情和欲前往边关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上片写出猎的狂热情景，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既是写实，也是诗人虚拟的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情景，场面壮观，气氛热烈，格调高亢，笔力健劲，读时如身临其境，备受感染。为下片做铺垫并渲染气氛。诗人意在表明：自己精力正旺，大可为国家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含蓄地表达了报国杀敌的勃勃雄心和豪情壮志。这正是诗人豪壮的气概、博大的情怀所在。
(二)清新放达，超尘脱俗。
苏词在创造清新放达，超尘脱俗的境界时，营造旷达超俗的意境是苏词的又一风格。苏轼在这类旷达词中通过清空疏旷的艺术格调，在词中多用比喻、象征、拟人、烘托等抒情手法。渲染出旷放之境。对苏轼而言，词不仅是情感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生哲理的宣言。这种表现功能的转变也就必然引起表现手法的变更。将抒情与说理统一于一体。情是词的基础，理是词的美的升华，二者互为表里。苏轼的一首《定风波》别具旷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这首词里，我们能看到他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以及超脱的人生观。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句，将词人一生的坎坷磨难，以及泰我在自若的生活态度，尽行囊括。下片“也无风雨也无晴”丰富了词的主旨，展示出词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有人生态度。尽管雨道中不狼狈而窜，斜照相迎也是预料中事。却通过对生活小事的描绘，表达出诗人不计得失、一切听任自然的超旷哲学。全词见出词人对人生风雨表现出一种听任自然，不怕挫折，乐观旷达的旷达胸怀。
(三)推陈出新、情真意切。
我们也了解到苏轼的词有很多婉约型的作品，同为婉约词，少了轻柔绮丽、缠绵悱恻的婉约之风，更多的是神韵悠远，读来令人回肠荡气。打破了昔日婉约的作风，内容上推陈出新。苏轼因为自己的人生遭遇和思想的独特性，决定了他必然会给那些传统婉约词注入新的活力。传统婉约词是以言儿女之情为主，其作用是为了娱乐遣兴。苏轼却一反常调，“以词为诗”，打破诗词固有的领域，使词不仅可以言情，而且可以明志。思想境界，高远志向，自然风物都可表现出来。苏轼之前，大多数词人的淡淡忧伤，多是百无聊赖之作，很少有写坎坷人生的肺腑之言。苏轼则不同，他在词中融入了个人深情之言，浑厚的思想经历，使词更贴近了生活。
综上来看，我们不能只单方面地以豪放或者疏旷来概括苏词的总体风格，开创豪放一派，用一种恢弘不凡的气度，展现自己超凡的人生态度。同是婉约词，苏轼追求另一种清新优雅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一种如诗如画的艺术美感。如“清丽舒徐，苏轼沿着传统婉约词的创作发展变化，推陈出新，这是对题材艺术美的改造。因此只能用风格多样化来概括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版。
[2]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3版。
[3]秋枫：《婉约词・图文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摘 要：苏轼，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开宋代豪放词风，在宋代文坛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究其一生，黄州时期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拟以苏轼黄州时期作品为例，探寻苏轼黄州时期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苏轼;黄州心态;归于平淡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年轻时就“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入仕途之时，正值北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为了富国强兵，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新法因损害了一部分人的权益，遭到强烈反对，朝野之中，分为两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苏轼既不支持保守派的守旧，又不支持变法派的激进，处在严酷的政治夹缝之中，总是备受打击，一贬再贬。1078年，更是因“乌台诗案”这一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终于在四个多月后被营救出狱，贬至黄州，无人问津，闲置四年。
至此，苏轼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仕途上，开始颠沛流离;文学上，迎来大丰收，诗文都绽放出无穷魅力;性格上，吸收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形成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旷达性格。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心态研究，对研究苏轼一生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
一、小地方来了大文豪
黄州，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在中国地图上它并不起眼，但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只因为“乌台诗案”将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和黄州撮合到了一起。
苏轼这一路行来并不风光，是被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的。同时他所领的黄州团练副使仅是虚授之职，并无实权，且不能随便离开黄州，甚至难以自给，苏轼便给自己实行了计划经济，在给秦观的信中，苏轼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苏轼垦地辟田，并把他的这块城东的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名震天下的大才子“苏东坡”才真正诞生了。
二、嗟老叹卑的苦闷
被贬黄州之时，苏轼四十有三，虽然不在壮年，可也未到言老的岁月。我们不难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体味到此时苏轼的孤独与凄凉，这才是他叹老嗟卑的根源之所在。
这段时间苏轼的诗文中数百次之多的提到自己“老”，须发皆白，如在给徐君猷的词《浣溪沙》中他说自己“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樽前呵手镊霜须”，寄给朱康叔的《江城子》中他又说自己“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甚至看到定惠院外盛开的海棠，他都会叹息自己“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苏轼的容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甚至担心前来探望的堂侄认不出自己了，在《侄安节远来夜坐》中他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苏轼之“老”，当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面改”，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心衰”。
三、功业无成的愁绪
苏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渴望建立功业，在早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就毫不掩饰地说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希望实现报国立功的愿望。
可是到了黄州，苏轼不仅无法报国，连参与政事的权利都没有了，他在黄州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与酒水之中。黄州赤壁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缅怀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豪杰，更是在1082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赤壁三篇”，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作者缅怀周瑜，自然将自己和周郎对照。我们来比较一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两人：
面对古贤，想起他们能有所作为，而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只能混迹于渔樵之间，温饱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建功立业?
苏轼想为百姓国家做点事，可是在黄州，他欲有为，却又不能有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在自己的诗词中苏轼难掩心中的苦闷，苏轼欲学庄子，摆脱人世困扰，可是他毕竟是传统士大夫，苏轼常自问“何时忘却营营”，苏轼始终期待能回到朝廷，“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诗人曾供职朝廷史馆，王安石变法后被废弃，此处在诗中借花重开寓得到朝廷重新起用之意。
即使无法参与政事，当苏轼见到当地有溺死女婴的恶习之后，“闻之辛酸，为食不下”，他写信给朱康叔，又亲自组织救婴，在自己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捐钱，他以为“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尽管此时的他只是一介薪俸微薄、自耕东坡的囚犯。
四、归于平淡的旷达
初到黄州，苏轼便在定惠院住上了一段时间，安心研究佛老之学，黄州的几年，是苏轼思想剧烈激荡的几年，“乌台诗案”对他的影响甚深，在这里，他深化了对佛道儒三家思想的融合吸收，儒家面对现实、道家心灵自由和佛家超然物外的思想合而为一，他
找到了清静的归宿，成为我们熟知的旷达的苏轼。
元丰五年的一首《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的这种心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这首词，常有令人心情振奋，心境豁然，心灵净化之感，出游的苏轼从偶遇的风雨中体会到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人生、宦海中的风雨沉浮，达到了淡泊从容、旷达超脱的境界。
同一年所作的《前赤壁赋》中，作者通过主客问答，辩证分析了明月的盈亏、江水的消长，并借此抒发他的人生感慨，他再也不必“哀吾生、羡长江”了。如果说以前的苏轼看重的是一己得失的话，那此时的苏轼已经能将自己放入整个历史长河中，用历史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自我了。
苏轼的心清静下来了，他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往的种种对他而言已不仅是“人生如梦”，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和许多历史名家一样，在一场大灾难之后，苏轼成熟了，时年四十出头的他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勇气，《浣溪沙》中写道：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正显现出苏轼人老志不老，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是苏轼旷达性格的具体体现。
五、走过黄州
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在《别黄州》中悲伤地写道“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他希望以后能够来到黄州归隐再见故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一去苏轼就再也没有踏足黄州这片土地。
苏轼落魄而来，落魄而去，可他走的时候身上却已多了一种旷达超脱、安贫乐道的个性特质，乃至后来他又先后被贬惠州、儋州、琼州等地，苏轼总是能从逆境中解脱出来，再也没有能阻挡住苏轼的困厄与坎坷。
总之，黄州的苏轼是创作上丰收的苏轼，是思想上走向成熟、寻到真我的苏轼，他的诗词，敲击着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他卓立不群的人格之美，对于我们来说，更是极丰盈甘腴有无穷至味的精神榜样。
参考文献：
王新龙.苏轼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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