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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的民本政治与东北亚的政治诉求
[摘 要] 中华民本政治是东北亚的主流政治。其主旨是，要王道，不要霸道;要对话，不要对抗;要 和平，不要战争。和平、合作、交流、友善和多元包容是东北亚人的共同诉求。
[关键词] 中华文化;民本政治;东北亚政治;多元新格局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1)02-0019-04
[收稿日期] 2010-12-20
[基金项目] 延边大学211工程第三阶段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1.陈维新，男，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教授;2.曹志刚，男，延边大学世界史专业在读博士。
中华文化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是民本，即以民为本。这种民本思想或重民思想，至少可 以追溯到《尚书》，其中保留的材料，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尚书•盘庚中》)古代先王，无不尽心爱民，要求官员不要贪求财宝，应一心一意给人民以恩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左传》对这种民本思想阐发得更明白：“夫民，神之主也。”《春秋谷梁传》说得更具体：“民为君之本也”，把民的位置提到高于天、神和君的位置，可以看出，周 代的天已不只具有超越意识，而且以民意实之。可见“民为邦本”的思想已具雏形。儒家思想集西周以来民本主义之大成，把民本主义发展为历史的一个新的高度。孟子明确地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理论(《孟子•尽心下》)。荀子继承了孟子民本思想的内核，形象地用水和舟的关系来说明民与君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荀子•王制》)“天下归之谓王，天下去之谓亡”，(《荀子•正论》)这是因为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可见，儒家借天下的权威，在神学的天道观的外衣之下，蕴藏着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精华，已认识到得民心的重要性。政权如果能得到民心，受到民众的拥护，就能长治久安;如果丧失民心，早晚是要灭亡的。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政治时常引用历史上的智士仁人的精 辟论述以阐述其深刻道理的实例很多，例如，孟子说：“桀纣之决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白居易在总结历 史的经验时说：“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来者渐矣…… 善与恶，始系于君也;兴与亡，始系于人也”。(《白居易集(卷六)》 苏轼也认识到得民心 的重要：“人主之所以持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遁之灾也。其为可畏，自古以然。”(《苏轼文集》)唐甄也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指出，如果丧失民心，民众起来造反，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善无道于民，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潜书•远谏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人民在国家中的作用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因而他们始终坚持民本主义立场，从而使民本思想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始终，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政治内容中人民性的基本要素。所以中华文化传统中充分体现了“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为民请命”，讲究“德治”、“仁政”、“王道”，反对“霸道”的君民平等思想。“何以人异”，“尧舜唯与人同”(《孟子•离娄下》)，圣人、贤人和普 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人皆圣贤，何有贵贱。其中所蕴含的真理适用于任何社会。
中国从公元前二世纪便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秦以后，汉、 唐、明、清这些较稳定的王朝，都统治了几百年，从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经》到清朝的《清会典》，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历史政治的民本思想。李悝从事改革，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国家之所以动乱不安是由“饥寒而起”，“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为邪也”。[1](70)因此，他大力推行“法治”，严格坚持“罚必当”的措施，打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传统。还有韩非的“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改变了“礼有差等的旧传统，体现了相对的公平与公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姓的意志和愿望。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大唐的封建法律制度影响最大。唐太宗李世民对臣子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阐明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他认为“为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70)治国之道以“安人宁国”为方针，《唐律疏义》及唐初所制定的一系列律、令、式，都奉行“德主刑铺”，“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以刑止刑，以杀止杀”，以“安人宁国”为目的。《清会典》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导致了清朝后期国势的衰微。总之，中华文化在历代政治领域的传承，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人民民主法制，吸收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1)毛泽东同志曾在延安时与黄炎培有段坦诚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以至于干部、人才渐渐竭蹶，到了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 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国共产党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曾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393)中国宪法规定人民参政议政参与国家的管理。中华文化其实也是一个民主文化的发展过程，从帝王专权到集权，从小民主(指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到大民主(贴近百姓呼声的民主)，从旧民主到新民主，从试点改革到大开放，从古到今宏观而言，中华文化在亚洲的政治影响从总体上看仍然具有引领前进方向的作用。总结历史的政治法制，“从最早的封建成文法——《法经》，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相互间陈陈相因具有十分清晰的沿革关系和内在联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法律体系，从唐朝起极大地影响了相邻的日本、朝鲜等国家的政治律 令方面的发展，由于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一并归属于“中华法系”。[1](70)
中华文化在政治体制上影响朝鲜较早的有“箕子朝鲜”(对朝鲜半岛实施“洪范九畴”的统治)，卫满朝鲜统治、汉朝的郡制统治。尤其是盛唐时期，唐三省与新罗执事部、日本太政官制之间;唐府兵制与新罗、日本的军事制度之间;唐代官吏制度与新罗、日本的官位制之间。还有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经济制度——唐朝均田制与新罗丁田制、日本班田收授制之间;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朝鲜、日本古代赋役制度之间;唐州县制与新罗、日本的地方制度之间;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与朝鲜、日本古代货币制度之间;中国古 代度量衡制度与朝鲜、日本古代度量衡制度之间均有密切关联。[4](1-5)总之， 这些政治经济制度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对朝鲜和日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首先日本在 政治上，学习继承中华 文化比较灵活，早在“大化革新”的圣德时期，拟定旨在集权中央的《宪法十七条》中的第一条中开头引用孔子的话“以和为贵”，坚持“和而不同”的 哲学，广包巨扩，海纳百川，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走开放救国、开放 富国、开放强国的路线，实施了“开放政治”。[3](55)在国家政治大法上，明 治维新之前，欧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即已开始在日本传播[4](63)，它与当时日本 社会 渐已形成的要求承认公卿、诸侯、武士等参政的所谓公议思想相结合。至明治维新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在 经济上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在政治上也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宪政制度。1874年，日本发动了要求实现资产阶级自由、人权、社会制度、宪政制度的自由民权运动，天皇政府召开“民选议会”，正式颁布“明治宪法”。由于历史的原因，“明治宪法”是在中华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三大法系之间的矛盾 发展中孕育的“精华”。[5](1~5)在形 式上是西方化的民主政治，同时也丰富了东北亚政治的内涵。
韩国的社会关系虽然是层级化、集团主义意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蕴含着近现代民主意识。在朝鲜朝，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上的保障，虽然享有言论自由的人只限于人数不多的 上层统治者，但连君主也不能任意侵犯这种权利。韩国在1945年获得独立后，其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更多地受到传统遗产的影响，而不是受新引进的西方理念的影响。尽管在制度形式上采取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其本质上，民主政治尚未占主导地位。不过，民主政治文化也在不断发育成长，走向成熟，现在与日本的民主政治相接近。
从本质上讲，东北亚政治是以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作为目标的。因为人民参政议政可规避执政的失误。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阐述的：“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又，物多者比较不易腐败。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 ;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6](52) 亚里士多德讲的是一个城邦的民主 管理道理，对于今日的国家，东北亚各国同样有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国家，政治上要强调民主，而面对全球或东北亚来说就应该是政治多极 化。在一个国家内，公民是国家的成员，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而对东北亚地区，处在其中的各个国家是这个地区的成员，面对地区谈政治多极化，是对成员国家的尊重，是尊重各国的特殊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和而不同”讲的是包容，“天人合一”讲的是和谐。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王道观。处于汉文化圈的东北亚各国自古讲究王道，讲究对他人、他国的尊重。也就是当今所讲的，要王道，不要霸道 ;要对话，不要对抗;要交流，不要封闭;要和平，不要战争。这也是东北亚人民的共同诉求。
何芳川对东北亚政治格局有过精辟分析。他认为，近代条约体制的国际格局，带给东北亚地区的是侵略、战争、凌辱与压榨。中国伴随着“华夷秩序”的瓦解，在东亚的国际舞台上，从中心滑向边缘，从主角变成配角，从历史和文明的创造者沦为落伍者。在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构建的近代东亚条约体系的格局中，处于受制于人的屈辱地位。日本，在近代条约体系的东北亚格局构建前期，一度曾与中国同轨滑行，面临着沦为西方附庸的深渊。1853年柏利叩关和次年签订的《神奈川条约》，1858年签订的《安政条约》系列，都说明了这一点。在19世纪50-60年代，日本滑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速度惊人，甚至有反超中国之势。然而，日本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促成了明治维新。在巨大的危机与挑战面前，日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东亚各国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在近代东亚的格局内，日本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这一格局的制动者。当今，日本在经济全球化中已成为世界重要经济实体之一的强国。韩国也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国是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大国之一。对于21世纪东亚政治新格局的构建，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对于东亚新格局的构建，中国更有着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理想层面上讲，这个新格局既不同于古代的“华夷秩序”[7](4-7)格局，也不同于近代的条约体系格局，它应是和平的、合作的、友善的、多元的。 总结历史 经验，这个东北亚新格局既要扬弃古代“华夷秩序”格局中“大一统”的不平等负面内涵，更要扬弃近代条约体系格局中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本质。在这个理想主义的格局框架下，中日韩各国关系将是和平的、稳定的、平等的、友善的。
何芳川分析东北亚格局时说，东亚格局中的主要角色却是来自一个外东亚国家，即是美利坚合众国。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更有意识地要主宰全球事务，做太平洋地区的主导者，做东北亚的指挥者，在世界格局中充当领导力量。总之，今日之世界，美国无处不在。东北亚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如今，这里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今天，谈论东亚格局，离不开美国，中国人谈东北亚格局，首先离不开中美关系。当今，中国正在坚持与美国和平、合作、友善，同时保持批评的立场，并明确自己对美国关系的底线。中美两国如果能在这个前提下保持良性互动，东北亚格局的构建，在现实层面上将是可行的，在理想层面上也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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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两极分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却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两极分化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关系。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两极分化，当前我国两极分化的形式又是什么样子。
一、两极分化的内涵及在我国的表现
什么是两极分化，传统经济学是指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即社会上少数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大多数人而引起的贫富分化现象。实际上这只能理解为狭义的两极分化;广义的两极分化应该是指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出现了悬殊程度很大的差别[1]。从本质上看，两极分化就是指贫富分化，本文正是在后一种定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
首先，从居民收入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别、社会不平等程度。一般讲，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一般可接受的不平等，0.4为警戒线，0.4～0.5之间为差距过大，0.5为两极分化。用这一指标来测量，国内有学者提出应以0.43为两极分化指标。如果我们取0.4～0.5的中间值0.45为临界值，可以说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形成。
其次，从居民家庭财富占有差别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两极分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004年有60%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占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所占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据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内地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中国已经成为财富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两极分化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并呈现出加速趋势。
上面是我国两极分化的一些基本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前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而且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二、经济发展与我国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只有两极分化，还有其他方面，经济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对政治施加影响。两极分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典型现象，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视。
(一)两极分化，是由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所引起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充满了竞争，“优胜劣汰”随处可见。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二是我国的体制和政策因素。我国反对平均主义的政策导向。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的格局，合理拉开差距，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实行了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的战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条件下，一部分人的收入迅速增加，贫富差距的出现不可避免。社会的二元化机构。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现代化也必然是“外生型现代化”，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国采取了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集中在某些工业门类上，对农业的发展几乎没有给予过充分的支持。据统计，1979—1994年，政府从农业大约取得了15 000亿元的收入，减去财政支农的3 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 986亿元，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本是811亿元[2]143。对外开放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优先给予了沿海一些地方在财政方面的有利政策，给予经济特区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有利政策，使得这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迅速显现出来和持续。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数量和注册资金都迅速增加，他们的财富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值，成为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社会力量。
(二)两极分化，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1.两极分化会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第一，两极分化危害社会制度与政权的稳定。两极分化的发生，会降低民众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引起政治思想的混乱，使人们产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真实性的怀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产生怀疑，从而失去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对政治稳定最大的威胁。第二，分配不公、非法致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会危害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第三，两极分化，特别是地区之间经济水平与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会削弱国家凝聚力、向心力，弱化中央政府的统一控制能力，影响民族团结，对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稳定造成威胁。贫富两极分化，历来就是社会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潜在经济根源。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在人们心中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潜在意识，决定了人们对贫富差距承受程度的有限性[3]171。
2.严重的两极分化使我国大多数人集中在两极，而中产阶级的规模还比较小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既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民主化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的两极分化，导致我国中间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尽管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按照中产阶级标准，通过居民职业和收入来测量，中国的中产阶级仍然很小。
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成熟，许多学者认为 政治变革推动者转向了中国的各个领域的企业家。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但是也有学者怀疑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企业家是否能在影响民主变化上扮演资产阶级的角色。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的 经济改革，中国的企业家阶级仍然比预想的要弱小的多。在我国，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由于其与政治特殊的 联系，他们并不能成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力量。所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两极分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阻碍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经济 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 环境与适时的政治体制改革
1.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政府不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人民无法投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很显然，起码的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以便让经济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规划未来并确信他们的报酬与其对经济活动中的贡献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很难指望一个社会在政治混乱、暴动，以及政权的变幻莫测之中会有大幅度的经济增长。”[2]237历史 经验证明，政治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当前的形势下，真正的政治稳定就是：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具备这些条件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2.经济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变革和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生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都一定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政治上层 建筑，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4]。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深入，会引发、启动相关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正如邓小平曾反复指出的那样：“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5]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为经济改革扫除不必要的行政障碍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
亨廷顿说过，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滋生着动乱。这是因为，只有最终实现社会民主化，才能实现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高度政治稳定。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现代化社会中的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易发的权力腐败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多的政治参与问题，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威的有序更替问题[3]271-275。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或者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是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的唯一正确途径。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两极分化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但是同时它又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和政治体制改革;而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适时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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