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包括各种自然的地理要素，也包括各种社会的地理要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国际地缘政治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边疆、地缘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大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但这些实践迄今还没有提升成为概念和理论。对决策者来说，需要理论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下，决策者经常失去方向，不知道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如何来解决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为外在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中国总是在抱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方法论很重要。例如，我们在认识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就往往采用美国提供给我们的各种方法。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是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这些概念和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所以，每当美国新一届政府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研究其会采用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概念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很多人也一直想建构概念和理论。不过，正是在这方面，现状很令人担忧。现在主要存在两种情况。首先是思想、思维“被殖民”的状况。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完全统治着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甚至思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不过，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简单复制西方的理论。西方盛行的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也在中国盛行。西方流行什么，中国就流行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大多数学者只管应用西方理论，而完全忽视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经验之上的，它们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不能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欧洲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地方，尽管他们在文化方面是类似的。与此相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因此就想在知识领域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时代来寻找思想源泉。从春秋时代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关系(如果不是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但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一，当人们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往往还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的思维来解释中国经验。有人称之为“西方概念、中国材料”。中国往往成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类型的研究很多。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中国是主体，但实际上形成不了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概念和理论。其二，国际关系是最现实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古代的知识可以有借鉴作用，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解释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近现代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等经验，主要不是经验材料，而是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强调的是权力、思想等具有超时空价值的一些概念。
二、地缘政治决定国际关系
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地缘政治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在近现代国家产生之前，主导国际关系的是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两种政权形式。帝国间的国际关系很简单，主要核心是土地和人口。地方化了的政府更为简单，对所辖地区(往往很小)提供一种政权形式，往往是象征性的政权形式。对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形式，理论界并没有形成概念和理论。在西方，对帝国的研究比较多，但算不上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事情。
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于欧洲。欧洲的地缘政治决定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和从前的所有国际关系不同，近代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崛起。主权概念既决定了近代主权国家的内部构造，也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家间漫长历史时期的战争，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内部构造几乎相同。从外部来说，欧洲国际关系主张主权国家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法律地位的平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什么讲平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缘政治。欧洲国家没有一个超然的大国，主要国家间力量相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个国家。正是因为事实上的比较平等，欧洲国家才会强调平等，而平等必须体现在法律上。
欧洲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间的联盟政治和权力平衡原则。国家间的平等原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国际关系上说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即因为不存在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追求私利的主权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国家间的结盟成为重要策略，来防止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同盟的威胁。只有两个旗鼓相当的力量集团才能构成互相的制约。
欧洲国家间关系的第三个特点即海洋扩张战略更和地缘政治相关。为海洋所包围，熟悉海洋，内部资源又非常有限，这些促成了很多欧洲国家走海洋发展战略，非常成功。这尤其表现在英国。作为岛屿国家，英国成为大英帝国(海洋帝国)似乎是必然的。
大英帝国衰落之后，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体系的领袖。人们一般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欧洲和美国归于一类。但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的相差很大。欧洲国家之间强调权力平衡，对外则实行海洋战略或者殖民主义。从概念上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影响。实际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由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冷战时期，美国也强调权力平衡，主要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间的平衡。这似乎类似于欧洲的权力平衡，只不过是美苏之间的平衡范围更大。但是决定美苏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命运的是地缘政治，而非其他因素。苏联集团为什么会瓦解?这里当然有很多因素，例如经济制度、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等。不过，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地缘政治。苏联尽管征服了其周边很多国家，把它们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体系，但维持这个体系的代价和成本极高，远远超出了苏联的经济体所能提供的物质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用其他强权方式(军事、意识形态等)来维持其统治范围。这种统治方式不断激发出集团内部被统治国家的反抗。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同时，苏联的扩张野心不仅仅限于欧洲。如果仅仅限于欧洲，苏联集团可能还可以多生存一些时间。问题在于，苏联也拼命和美国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竞争空间，结果造成了对经济资源的更大和更快的消耗。苏联集团最后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没有美国集团的推动也会到来，美国的推动只是加速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美国成为霸权和维持霸权的能力也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美国和欧洲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和任何欧洲国家不构成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很重要，它决定了为什么欧洲能够集体地接受美国的领导权。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处于欧洲，欧洲国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大战表明，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战略失败了。权力平衡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很难制度化。同时，欧洲各国之间力量的旗鼓相当也表明很难有一个国家建立绝对的霸权。这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做领袖。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不用说是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光地缘政治这一单一因素就决定了俄罗斯完全不可能成为欧洲领袖。美国很自然成为欧洲的领袖。美国和欧洲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大英帝国衰落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把权力移交给美国。这些都是有利于美国的领导者角色的。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也决定了美国维持对欧洲的领导和世界霸权的能力，即可持续性。在所有大国中，美国地缘政治是最简单的，只有两个邻国，即加拿大和墨西哥，并且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无法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也成功地建立了以其为中心并且意在巩固其地位的北美经济区域，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高度依赖于美国。同时，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开放性，有效地减少了这两个邻居的被威胁感。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也延伸到整个南美地区。简单的地缘政治一方面使得美国维持其在北美的领导地位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使得其有能力来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也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周边被众多的国家所包围，其还能成为世界霸权?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美国霸权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美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使得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市场经济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市场经济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市场经济为美国构造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前苏联集团搞的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因此其集团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区域，集团仅仅依靠政治和军事手段来维持，因此成本非常高。而美国依靠的是市场制度。在冷战期间，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实行“战略性贸易”，这是一种基于市场之上的战略同盟。市场不仅整合了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更是减少了维持和盟友关系的成本。当然，用经济手段来维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显得“软”性，更容易为其他小国所接受。不管怎样，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一直是美国用来巩固其和盟友关系、打压其敌人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作为“税收”国家这一事实。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本来就使得其有能力伸展其国际影响力。再进一步，美国也是国际“税收”国家，即通过向其盟友甚至他国“征税”，让其他国家承担和分摊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成本。主导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美元是国际货币、消费大国等因素，使得美国具备了这种“征税”能力。
很容易理解，现代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上述这些事实，是对美国的国际现实地位和行为方式的论证(justification)。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理论内部的各种变种如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都是美国国际关系现实的直接反映，并不是如人们所说的国际关系的普遍一般规律。
三、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上面讨论了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也必须、必然源自于中国的地缘政治。
传统上，中国没有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和经验。从中国的实际政策来看，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地缘政治原理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其实并没有多少的区别。传统的地缘政治分陆地地缘政治和海洋地缘政治。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还可以加上太空地缘政治。
中国地缘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也因此是中国“国际关系”的主体和主题。概括地说，围绕边疆问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消极防守。消极防守的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长城”了。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的进攻，拒敌人于国门之外。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国保守国防的象征。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具有扩张性的国家。除了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期呈现出扩张趋向，但扩张不是历史的主流。
第二，与之相关的就是强调陆地国家，限制往海洋发展。中国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也很早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为发展外部关系的动力。郑和下西洋非常能够说明这一点。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不是因为其能力，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地锁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被“地”锁住的，而是被政策锁住的。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并非没有任何理性。决策者的决策是受地缘政治决定的。中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这一简单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倾向于实施这样的政策。
第三，正是因为被众多的小国家所包围，为了处理边疆问题，
周边外交就变成中国“国际关系”的重点。处理边疆问题始终是中国传统“外交”的重点。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所谓的外交关系就是处理周边外交。
第四，朝贡制度。最近这些年，人们对朝贡制度的研究比较多，这里不再叙述。但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朝贡制度是中国地缘政治的表现，就是为了稳定周边环境。如同其他方面的国防和外交一样，朝贡制度也具有深刻的保守性。
第五，欠缺处理海洋问题的能力。因为不注重海洋地缘，中国尽管有这么长的海岸线，但没有足够的海洋知识。这种局面即使在进入现代之后也并没有改变。只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要素的扩张，从资本短缺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国家，才开始有向海洋国家转变的内部动力。但缺失处理海洋问题的知识贮备和能力的局面到现在还没有改观。这尤其表现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仍然面临种种困难。
不管人们对中国传统外交如何评论，这种外交维持了数千年。除了很可惜没有发展成为海洋国家，中国的边疆、周边和区域外交(朝贡制度)还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其他所有形式的帝国都解体了，只有中华“帝国”生存下来了。如何生存下来的?很多人强调文化的因素。文化当然很重要，但问题是如何理解文化因素的作用。离开了地缘政治，文化就很难解释。中华帝国能够在长城之内造就一种统一的文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和地缘政治相关。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帝国只顾向外扩张，而忽视了帝国内部的文化建设，因此就缺少内聚力。中华“帝国”经过近代的艰苦历程，得以实现现代转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版图就是清帝国留给我们的遗产。
四、当代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从近年来的经验来看，中国的边疆、周边外交和区域外交等层面都面临一大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解决了很多陆地边界问题，现在只留下和印度的边界主权纠纷。但陆地边界的解决并不是说，边疆问题就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只是管理边疆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很显然，边疆问题尤其是新疆、西藏等地区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海洋边疆问题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东海和南海。边疆问题马上就牵涉到周边外交问题，而周边外交和区域外交甚至大国外交都密切相关。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这里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代中国外交并不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地缘政治来制定的，或者说，当代中国外交并没有遵循中国地缘政治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重点应当在亚洲。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大后院。现在讲中国崛起，但中国的崛起应当首先在亚洲。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在世界事务上扮演一个大国所应当扮演的角色，那么首先不仅要成为亚洲大国，而且有实实在在的能力来处理亚洲问题。对这些，决策者应当不会有太多的疑问。但是，一旦把焦点转移到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政策行为和政策绩效时，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方向并不十分明确，并且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在哪里?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但人们可通过考察中国的外交行为得到一些答案。从行为看，在很多年里，中国的外交重点有二，一是大国外交，二是资源外交。大国外交比较清楚，就是中国和主要大国的关系，主要是中美关系。可以说，这方面花费了中国最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国外交很重要，因为它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构架。中国要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支柱，就必须参与大国外交并且成为重要一员。
其次在资源外交方面，主要是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这些年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这两个区域。中国在这些区域有大量的投资，主要是国家资本。同时，中国高层也频繁而高调地访问这些区域。给西方的感觉是，中国的确崛起了，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这里人们也看到，中国高层有强烈的意愿和这些区域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但是对很多亚洲国家来说，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感觉。尽管中国是亚洲国家，并且是最重要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感觉到中国对它们有足够的关注和帮助。
客观地说，不能说中国忽视了亚洲。在中国的外交概念中，周边外交有特殊的意义，而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亚洲外交。在这方面，中国提出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取向。实际上的行为也不少。例如中国和东盟已经达成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多边组织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以中国是亚洲最主要大国的角度看，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是显著。实际上，中国的亚洲邻居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做得足够多。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问题和中国直接相关。人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主要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应当包括钓鱼岛问题)、和东南亚的南海主权纠纷、和南亚印度的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问题、缅甸问题等等。
周边外交问题又很容易转变成为边疆问题，例如新疆和西藏问题。前些年，与朝鲜半岛也产生了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似乎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导致边疆问题发生的因素则越来越超出中国本身的控制。同时，边疆问题尽管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很容易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如西藏问题和新疆的“东突”问题。
应当说，在所有大国当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特殊。和周边国家相关的众多问题，都可以转化成为重大的危机，稍不注意，就会随时爆发出来。可以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除了应付，现在还没有发展出任何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来求得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更不用说是解决问题了。
中国不能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但外界则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在朝鲜核武器危机上，在缅甸问题上，世界本来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期待中国能够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非常吻合。但几年下来，人们发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并且中国也并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解决这些问题。倒是来自远方的西方国家在时刻关注着这些问题并施加影响力。中国被视为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这更使得西方国家有理由来干预这些问题。西方的干预当然会影响到中国。这是个悖论。你自己不想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那么别人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违背你的意志来解决问题，结果对你不利。
出现这种窘况表明中国在地缘政治战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间。就周边外交来说，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与其他区域相比，对亚洲的人财物力投入不够。在外界看来，中国往往说得多，说得高调，但做得少。中国的周边外交中有很多很好的概念，例如睦邻、安邻和富邻，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为则很少。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亚洲的利益，出台了人民币不贬值等非常有效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视中国为一个负责任的亚洲国家，并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后，中国对亚洲外交的投入很少。中国的重点转移到了和大国打交道，而对国外的投资或者政府援助大多去了非洲和其他地方。中国对亚洲的穷国有援助，但很多年里，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多。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外交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在同周边国家的外交中，外交部似乎并非是主角，甚至被边缘化。地方政府和很多经济官僚部门则成了主要执行者甚至是决策者。地方政府和经济部门往往从短期的和物质的利益出发，很难把政策放在国家利益中来执行。在一些地方官那里，有些钱就觉得很了不起，对周边国家政府不尊重。也有地方政府大搞公共工程，在境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很多年间，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对中国的很多抱怨，只是没有办法，需要中国的继续帮助，没有发声罢了。这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反而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出了钱和力，但因为执行不当，反而导致很大的抱怨。但有一点很明确，很多国家觉得中国的“钱”很不好用，一旦有机会就去找日本和韩国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关方面的确需要考量中国的软力量问题，问一问，花了很多精力，但到底哪些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
还有一个重大的方面就是在一些问题上过分迷信多边主义，而无意中忽视了双边关系，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过分迷信双边主义，而忽视多边主义。多边和双边关系有个发展过程。中国从前只相信双边，不相信多边。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拒绝接受多边主义。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转型，中国现在更重视多边。在亚洲，中国不但参与和加入现有多边组织，而且更是积极地组织多边关系，例如上述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但实际上，很多问题不能通过多边主义而还是要通过双边关系来解决的。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大多数问题需要通过双边关系得到管理或者解决，如领土纠纷问题。即使在经贸领域，因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需要中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双边关系。多边关系是个基础，必须在多边关系的基础上在双边关系上多做文章。国家间的信任更需要双边关系的推进。和其他区域相比，中国没有把足够的精力放在和本区域国家间的元首外交关系上面。令人迷惑的是，传统上中国本来在亚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正是在亚洲，中国的软力量严重缺失。
不过，很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既然在那么多方面强调多边主义，但就其本质上来说是多边主义的南海纠纷，中国则坚守传统的双边主义。南海岛礁的纠纷是多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更是多边的。传统的双边主义因此很不适用。如果能够从传统的双边主义转型成为新形式的双边主义，就是在多边构架内的双边主义，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局面。中国能否实现这种转型，还要拭目以待。
同样，中国也要转变边疆战略。传统上，边疆一直被视为军事和战略要塞。这种传统到当代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型。暴力和控制手段的重要性是很显然的，但是，这并不是最有效的战略，成本极高。很多年来，中国开始要把边疆转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让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各种族、各宗教人民的互动平台。但能否把军事和战略要塞转型成为经济要塞呢?这方面并不很清楚。欧盟、北美有做得相当成功的边疆政策，中国的一些边疆地区做得也不错。发展经济很重要。中国边疆面临着分离、恐怖主义和其他种种极端势力的挑战。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经济发展可以大大减少极端势力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在世界任何地方，贫穷是极端主义的基础，而经济社会发展是理性的基础。
把边疆转型成为经济社会要塞并不是要放弃军事和战略斗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极端势力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会刺激宗教、种族、民族认同等意识的觉醒，一些人会变得极端。对付极端分子，暴力还要继续发挥作用。军事和战略方面甚至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强化。不过，暴力必须处于第二位置，或者隐性的位置，作为最后的安全保障。走在前线的必须是经济和社会。
五、根据地缘政治调整外交战略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大国外交上，中国的外交思维过于美国化，重大国，而忽视小国。中国的战略和外交必须考虑到中国周边的特殊环境。即使美国，其小国外交也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美国并没有在大国那里吃亏多少。冷战期间和苏联对峙，美国没有吃亏。冷战后，中国和美国合作，美国更是有利可图。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危机大都来自小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都是如此。考虑到周边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的危机更容易来自小国。大国关系很重要，也不会被人忽视。但与小国的关系则不然，会不知不觉中被忽视。现在中国的实力还没有容许中国的影响力到达世界各地，但中国似乎已经成了西方富国的“救星”。这种过分卷入已经使中国力不从心。
根据中国的地缘政治因素，外交政策和策略的重点还是要根据边疆、周边、区域和国际化这一等级秩序来决定。很多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比如反恐，但基点仍然是边疆和周边。需要国际合作是因为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这一点中国也已经意识到。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重点是反恐方面的多边合作。不过，国际和区域合作并不能取代有效的边疆政策。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要求，战略“走出去”，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就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势必成为国际秩序构架中的一个重大支柱。很显然，要成为这样一个支柱，中国就必须首先把战略重点放在边疆、周边和亚洲。一旦这些领域发生重大危机，或者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出现重大危机，那么就会导致中国国际秩序的解体。亚洲是中国的根基，根基不稳，谈何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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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1895年中日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的国际纷争
[摘要] 1875—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从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出发，形成了其相应的朝鲜地缘价值观，使朝鲜成为双方的必守与必夺之地。清政府的战略守势与日本的战略攻势构成了各自对朝政策的基本取向，由此形成了中日之间的20年国际纷争，其结局是中朝宗藩体制的终结并由日本开始独霸了朝鲜。清政府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具有封建性，而日本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则有明显的殖民性。对于此时期清政府和日本所推行的控制朝鲜的诸政策，应当给予必要的批判和谴责。
[关键词] 清政府;日本;朝鲜地缘价值观;中朝宗藩体制;殖民霸权体制
[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5-0070-07
一、引言
所谓地缘价值观，就是某个国家对周边和邻近地区的政治生态环境的战略取向。它既包括各种自然的地理要素，也包括各种社会的地理要素。
所谓战略取向，就是某一国家依据某种立国理念所谋划的、各种具有全局性目标追求的方略或决策。可以说，地缘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利用和可供选择的环境因素;而战略取向则是对客观因素给予能动地转化利害关系的价值取向。换言之，地缘价值是任何国家的当局者都不可回避的、必须依据一定的立国理念进行谋划和实行的、具有全局性国家利益目标追求的国家方略或国家政策。也就是说，地缘价值的性质取决于该国家的地缘价值观;而不同性质的地缘价值观则取决于不同国家实体的性质。因此，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性质的地缘价值观，也就有其截然不同的国家战略取向。
1875—1895年，中日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形成了20年的国际纷争，这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从1875年日本蓄意挑起 “云扬号事件”以造成朝鲜危机开始，到1895年日本取得甲午战争胜利并迫使清政府接受《马关条约》为止，在此期间，清政府和日本从各自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出发，形成了20年的国际纷争。其结局是中朝宗藩体制的终结并由日本独霸了朝鲜。
在这20年国际纷争中，清政府的战略守势与日本的战略攻势构成了中日对朝政策的基本取向。这场纷争给中国和朝鲜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灾难，也使日本长期陷于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探究此时期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所形成的20年的国际纷争，分析清政府和日本所推行的控制朝鲜的政策，从中吸取必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改善东北亚国际关系，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清政府和日本各自的国家战略取向
19世纪后期，清政府和日本从各自的国家战略取向出发，形成了各自的朝鲜地缘价值观，从而使朝鲜成为双方的必守与必夺之地。
(一)清政府的国家战略取向是“和戎海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国家战略目标——“和戎海防”是由洋务派主要代表李鸿章制定的。李鸿章主张的“和戎”，就是遵守与列强的既定条约，恪守“万国公法”，以保持大清帝国残局;其“海防”之义，就是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西方的战守之具为中国的海防堡垒，树立国威以消弭敌谋。不过，清政府从未得到所幻想的“和局”，相反，列强却从东西两洋入寇，造成了陆海两疆边警危机迭起的局面。
在当时，李鸿章主张“和戎海防”的原因是他认定列强既是中国的“长久之患”，也是中国的富强之师。他认为：“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信局、丁口等税。”所以，中国欲求富强，就应“酌度时势”而“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而壮大海军就能促进国家自强，“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造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为此，他主张开展全面的洋务活动，广积财源。他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而且“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他把强兵、富国、兴商等联系起来考虑，认为“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因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0月第28卷 第5期 于海君：1875—1895年中日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的国际纷争中法战争后，清政府设海军衙门，大治水师。在衙门支持下，李鸿章购置三艘铁舰。添置兵舰多艘，修筑威海卫、旅顺、大连军港，增加船坞、炮台等设备。到1894年，北洋水师成军并举行大检阅。李鸿章踌躇满志地宣称：“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此语虽有自夸，但毕竟建成了中国第一个近代装备的海防体系，改变了中国以往有海无防的危险状况。
应当指出的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执行的“和戎海防”战略，虽然在理论上标榜“备战御侮”，而在实践上却是“避战忍辱”。正如他的同僚所指责的那样：“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1]李鸿章对屡犯海疆的日本虽然有所警惕和防备，但却又不敢与之实力对抗，反而惯于玩弄他那种并不奏效的“虚喝”策略，直至甲午海战，他还抱着“保船避战”的幻想。结果，他推行20余年的“和戎海防”战略所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签订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
(二)日本的国家战略取向是向东亚大陆扩张
日本近代以来的“大陆政策”，是运用外交和军事双重手段向东亚大陆扩张，是把日本从东洋“岛上帝国”跃进为东亚“大陆帝国”。[2]
日本作为资源贫乏、国土狭小而又图霸迫切、穷兵黩武的东亚殖民主义国家，不想用和平发展的方式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维新目标，而只想凭其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民族特性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军国实力，既移植西方近代工业的技术体系，又极力效法西方列强的殖民榜样，谋求其扩张东亚大陆的霸权。日本为推行“大陆政策”，扩张在东亚的殖民权益，便把侵略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日本通过向东亚大陆扩张的三大步行动，摧毁了清政府在朝鲜的封建宗主国地位。 日本向东亚大陆扩张的第一步行动，就是一方面通过侵夺琉球和台湾来壮大自己“岛上帝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则通过订立所谓“友好条约”(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在取得与中国平等地位的同时，又极力叫嚣“朝鲜独立”，为其实现侵略朝鲜做外交准备。
日本向东亚大陆扩张的第二步行动，就是一方面制造“云扬号事件”(1875年)，迫使朝鲜陷入海疆危机，并通过签订日朝不平等条约(1876年《江华岛条约》)打开了侵略朝鲜的突破口;另一方面，则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而进行明争暗斗。通过签订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获得了与清政府共同出兵朝鲜的军事特权。
日本向东亚大陆扩张的第三步行动，就是一方面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摧毁了清政府与朝鲜的封建宗藩关系，攫取了对朝鲜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则进一步伙同西方列强图谋瓜分中国以扩大其在华的殖民权益。
由上可见，清政府和日本各自有其不同的国家战略取向，这不仅是两国各自的朝鲜地缘价值观的依归，也是导致双方20年国际纷争的根由。
三、中国传统的地缘价值观及其封建性
考察古今中外的国际关系，总是离不开邻近国家的地缘关系，而处理国家的地缘关系，又必然形成一定的国家的地缘价值观。虽然国际关系极为复杂，但最主要的国际关系体制只有两种：一种是起源于古代中国的以“华夷天下观”(这一观念最初在《周礼·夏官·职方氏》被概括为“九服”)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传统的地缘价值观，其所倡导的是在中央王朝与周边及邻近地区或民族之间通过册封—朝贡的等级礼仪建立起的传统宗藩体制[3];另一种是近代西方的以“地缘政治学”① 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近代地缘价值观，其所倡导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在各个主权民族国家之间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的国际条约建立的近代条约体制(在强国与强国之间经常缔结平等条约;而在强国与弱国之间经常缔结不平等条约)。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宗藩体制，还是西方近代条约体制，都包含着国家地缘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笔者在此只对中国传统的地缘价值观进行考察。
(一)古代中国的传统宗藩体制萌芽于周朝
周初实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史记·周本纪》)，即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礼仪实行“分封制”。实际上，周边“四夷”也被纳入“分封”的序列，这是周朝依据“华夷天下观”而实行的国家政治制度。它把周边“四夷”作为与中心“华夏”相对应的地缘安全保障，即所谓“天子得道，守在四夷”。(《淮南子·泰族训》)可见，在周朝的“分封制”里，为了维护中央王朝的至高权威和核心地位，不仅把天子的亲戚封为若干藩国，使之成为在地方郡县制产生之前的一种地方政权设置或中央王朝地方政权的另类构成形式[4] ，与此同时，还把边地“四夷”封为若干属国，作为拱卫中央天朝的边疆屏障体系之政治单元。
(二)中央王朝与周边或邻近各族构建成“朝贡—册封体制”
古代中国在地方郡县制产生以后，几代强盛的中央王朝不断扩展其直辖的郡县地区，并逐步把与中原相连接的一部分边地(“四夷”)融入“大中华”的范围，从而使更多的边远地区被纳入“朝贡—册封体制”，成为环绕中原帝国的藩属国。从汉帝国到唐帝国，再从元帝国到大清帝国，经过中央政府实力与文化的扩展，中原帝国之“大中华”的疆域已达到极盛，而环绕在其周边的、被纳入“朝贡—册封体制”的藩属国多达40余个。②
因此，有学者指出：“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封建统治者制定各项边疆政策的认识基础。汉代正式形成了“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其基本原则是封建统治者以王朝统治腹心通常所在的中原地区为国家中心区，强调守中方可治边;守中之地与四夷之地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家之腹心安定繁荣，在边陲地区实现守在四夷，做到“内华夏而外夷狄”，以及“夷不乱华”。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已经发生中西交往的新形势下，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仍然固守着“华夷天下观”，未能清楚地区分边陲蛮夷与周边邻国之间的本质差别，还一厢情愿地把西方各国纳入传统的“朝贡—册封体制”，误以为它们仍是有求于中国的“朝贡国”，对近代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本质迟迟未能认知。清朝中期以后，由于屡屡战败而被迫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才逐渐形成了主权、领土、疆界等近代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念，相应地，其传统的地缘价值观也逐步转变为现代的地缘价值观。
(三)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地缘关系甚大
中国与朝鲜半岛既山水相连又隔海相望，在地缘价值上存在着“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严重利害关系[5]。也就是说，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面的重要战略侧翼。[6]因此，朝鲜安全观是中国传统地缘价值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有鉴于此，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中国政府都采取以下不同的方式对朝鲜半岛加以重视和经营，为的是使朝鲜半岛成为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和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政治实体。
首先，从秦汉到唐宋，在一般情况下，中央王朝都把朝鲜半岛纳入其传统宗藩体制的东北重点环节之中。不论朝鲜半岛是多元政权格局还是统一的王朝，只要他们尊奉中国之正朔，接受天朝之册封，就都遵循“天朝礼治体系”[7]2，一律给予“藩属国”封号，并按照彼此关系的亲密程度给予相应的“朝贡国”待遇。只是由于在发生边地叛乱或属国不臣的“无礼”情况下，中央王朝才以武力征伐之(如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等)，并以都护府维护之，但最终还是要恢复“礼治体系”。在极特殊情况下，中央王朝在已经平定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设立郡县(如汉武帝等)，加以直接管辖。应当说，实行“朝贡—册封”的宗藩体制，是古代中国中央王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的主流，采用其他措施只是辅助手段。
其次，元朝征服高丽之后，在元朝和高丽之间形成宗藩关系的同时，又以世代联姻的方式(元朝公主充当高丽王后)结成了特殊的封建国家联盟。 再次，明清时期，中国中央王朝与朝鲜王朝建立了稳定而密切的宗藩体制，朝鲜是中国数十个藩属国的典型。在日本企图占领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之时，明清两朝都出于宗主国保护藩属国的封建礼仪派兵援朝。这里除了中国中央王朝力图恢复东北亚“礼治体系”之外，还彰显了保全朝鲜就是保全中国的地缘价值取向。
最后，19世纪中期以后，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资本主义国家竞相染指朝鲜半岛，以至于此地与他们的战略利益也密切相关。可以说，在1895年中朝宗藩体制终结之后，朝鲜半岛变成了帝国主义势力极力争夺的战略重地和借以侵华所必占的东北亚战略通道。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地缘价值观里，朝鲜半岛对于中国东部边疆安全和东北亚局势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由此可见，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地缘的战略重要价值，不仅在古代中国是如此，在近代和现代也是如此。历史表明，每当朝鲜半岛发生严重危机，都势必给中国东部边疆安全和东北亚局势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此，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始终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地缘价值。在肯定中国传统地缘价值观合理性的前提下，应当重点探讨19世纪后期围绕朝鲜半岛而发生的中日矛盾。就是说，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体制的严重冲击下，清政府和日本都放弃了原来对朝鲜的传统邦交礼仪，形成了各自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并且以朝鲜半岛为国际焦点，在1875—1895年间展开了中日之间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斗争。
(四)清政府的朝鲜地缘价值观之封建性
如前所述，清王朝承袭了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周边地区民族国家奉行的“天朝礼治主义[7]2，”形成了传统的封建宗藩体制。清政府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以往都是采取“不与闻”的态度。但是，继19世纪60—70年代初法国和美国先后武装侵略朝鲜之后，1875年日本又悍然制造“云扬号事件”，武力入侵朝鲜，翌年又迫使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岛条约》，从而造成了朝鲜危机。这就使清政府明显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继续对朝鲜事务“不与闻”，则无异于坐视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亡国而自危。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清政府强化了其朝鲜地缘价值观，并采取了如下超传统的强化中朝宗藩体制的对策。
一是把朝鲜作为维护中朝宗藩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是最核心的宗藩关系体现者，以此保持和维护其在国际地位上的所谓“天朝大国”的形象和权威。
二是把朝鲜作为保护中国统治阶层即满族贵族的祖宗“龙兴之地”所必须依托的、必不可少的东北地区东大门之屏障。④
三是把朝鲜作为守卫直隶和京畿的“根本重地”的、与渤海“内重门户”表里相依的“外重门户”。⑤ 对清政府而言，只要朝鲜作为其藩属国存在，就构成了其黄海彼岸的一道防线。
可见，朝鲜与中国具有唇齿相依的利害共存关系，这已经是中国人的传统认知。清政府企图控制朝鲜局势，并不是要吞并朝鲜或谋取什么殖民利益，而是把朝鲜视为自己必须依靠、存亡与共的地缘防卫的政治实体。换言之，清政府把维护中朝宗藩体制不仅作为其政治上的最大价值取向，而且还作为自己在东北亚地缘战略上最重要的安全保障。面对日本的挑战，清政府必须把朝鲜作为必保而求安的藩属国。应当承认，在当时东北亚殖民主义兴风作浪的险恶局势下，清政府的这种朝鲜地缘价值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只是其封建宗主国的干涉政策事与愿违，不能达到目的罢了。
总之，在清王朝宗藩体制发生危机的形势下，清政府认识到朝鲜是“大清帝国”必须设法极力保全的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要地，并且被迫采取了掌控朝鲜的一些相应手段。需要强调的是，清政府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及其处理朝鲜事务对策的思想基础，始终是对日本的挑战采取战略防守态势，因而，也就始终处在忙于招架的被动地位。
四、日本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及其殖民性
日本德川幕府建立后，虽然没有同中国恢复“宗藩关系”，但却逐步与朝鲜形成了“通藩邦交”。⑥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仿效西方列强发展资本主义和对外殖民侵略的道路。在其外交政策中，除了谋求与列强修约之外，就是奉行其“大陆政策”，对东亚地区进行疯狂的殖民扩张。在欧美列强的支持下，日本不断向中朝宗藩体制发难。其原因是日本有其独特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并以此为指导，形成了对朝鲜实施外交讹诈和军事侵略的殖民政策。日本“征韩论”的鼓噪者们阐述了日本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内容主要有如下四点：
其一，朝鲜与日本有“唇齿相依”的连带关系，是关系到日本保全国家独立的紧要基地。日本虽然表面上打着支持“朝鲜独立”的旗号，但却认定朝鲜不可能保持独立，而只能成为周边大国或强国的附属物。在近代西方列强向东扩张，尤其是俄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日本应当尽快达到控制朝鲜的目标，这不仅是日本现在“实保全皇国之基础”，而且也是日本以后“经略进取万国之根本”。
其二，朝鲜拥有比日本更为优越的资源。日本“皇国乃绝海之大孤岛”，要实现“富国强兵”，与欧美并驾齐驱，存在着无法自行解决的诸多困难，必须占取朝鲜，方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标而破解国家发展之难题。
其三，“征韩论”的鼓噪者们认为，在欧美列强纷纷来向朝鲜叩关之际，特别是俄国在蚕食中国东北之后已经显示出吞并朝鲜的野心时，为防他国捷足先得，日本必须紧急行动，因此，攻取朝鲜之军备是刻不容缓的。[8] 日本在推行其“大陆政策”的过程中，把朝鲜作为“进而保护利益线以占据有利地势”的“利益线之焦点。”[9]
其四，走向近代化的日本要实现“海外雄飞”[10]，就必须占据朝鲜，从而为日本打开从太平洋“岛上帝国”跃升为“大陆帝国”的东北亚天然通道。
总之，日本认识到朝鲜是其必须极力予以夺占的地缘战略要地，并在武士当政与开国维新的形势下，加之受英美扶日制俄战略的驱动，便充当了东亚殖民的开路先锋，直接对朝鲜实施了殖民侵略。
在朝鲜问题上，日本不存在像清王朝那样维护“天朝上国”体面的虚荣心，也不存在保护祖宗“龙兴之地”的关联性，但却同样存在着国家安全的边疆屏障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清政府并没有在力求自强和保全朝鲜的基础上产生东征日本、与列强争霸的进攻性战略，反而只是采取以保朝鲜来保中国的被动防守性战略。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不仅有“海外雄飞”的殖民扩张之志，而且还有在夺占朝鲜之后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确立东方殖民霸权的进攻性战略。 由此可见，虽然清政府和日本都有其各自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及国家战略，但它们二者之间却是迥然相异的。
五、1875—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围绕朝鲜问题纷争的特点
针对日本侵略朝鲜的行动和朝鲜局势的变动，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和行动。双方1875—1895年因朝鲜问题的20年纷争有三个演进的阶段：一是1875—1882年，在日本以武力威胁和殖民特权破坏中朝宗藩体制的形势下，清政府通过劝导朝鲜向各国开放希图收取“以夷制夷”之功效，借以保持业已残破的中朝宗藩体制;二是1882—1894年，清政府通过对朝鲜驻军、缔约、戡乱乃至派驻大臣等手段逐步加强了干预朝鲜事务的力度直至加以全面控制，达到其在朝鲜的政治优势，从而与在朝鲜具有殖民优势的日本相抗衡;三是1894—1895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与清政府决战，清政府在被打得惨败之时被迫接受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彻底放弃了与朝鲜的宗藩体制。
清政府和日本因朝鲜问题的20年纷争，既有相似点又有差异点。
(一)两者的主要相似点
1.两者都表现出了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取向
清政府推行对朝鲜的干涉政策，无论是李鸿章等人的“劝导”外交，还是袁世凯等人的“”外交，特别是袁世凯竟利用宗主国的权威粗暴专横地全面干涉朝鲜事务，不仅把持其税务和行政，而且还管制其外交遣使，更严重的是赋予在朝华商许多特权。虽然这种商业特权属于中国封建特权而不属于殖民特权，但是由于其表现形式很相似，致使朝鲜上下无法做出区别判断，以至于会与殖民特权同样看待。这说明，清政府对朝鲜的干涉政策不仅严重伤害了朝鲜人的民族感情，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经济政治权益，使他们对袁世凯极为反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朝鲜人的脱华独立意识。
2.两者都以强权政治的各种行径使弱小的朝鲜民族和国家蒙受了空前的痛苦和灾难
强者欺侮弱者，大国管制小国，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的卑劣行径。清政府虽不属于当时的列强成员，但却是一个封建大国。它对朝鲜推行的强硬干涉和全面控制政策，从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大国对小国的傲慢和强权，不仅严重侵犯了朝鲜的国家主权，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朝鲜的民族情感和国家尊严及利益。所有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谴责和批判的。
日本自从鼓噪“征韩”论、酝酿“征韩”策开始，就明白无误地推行其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而1876年日本胁迫朝鲜签订的《江华岛条约》，则是在外交实践上成为日本将强权政治施加于朝鲜的开始。此后直至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干涉朝鲜的强权政治之各种罪行，可谓令人发指，罄竹难书!日本殖民势力强加给朝鲜民族的各种痛苦和灾难，也实在是不胜枚举，不堪回首!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对朝鲜的干涉政策彻头彻尾地扩展了其在朝鲜的资本主义殖民特权。《江华岛条约》使日本商人不仅独家包办了朝鲜的商业贸易，而且还享有完全的免税特权。1882年以后，日本凭借《济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个又一个殖民条约不断扩展了其在朝鲜的许多殖民权益，直至1894年公然进行军事占领朝鲜。《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不仅代替清王朝充当朝鲜“独立”的保护者，而且在执行其不断干涉朝鲜的政策中，操纵了朝鲜的“甲午更张”，把追求朝鲜独立自主权的改革，很快变成了服从和服务于日本在朝殖民权益的殖民主义改革。如果说清政府的强硬干涉伤害了朝鲜，强化了朝鲜人的脱华独立意识，那么，日本的民族利己主义则更加伤害了朝鲜，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朝鲜人的民族觉醒，从而激发了他们为追求民族独立而掀起了不屈不挠的反日斗争的意识。
笔者认为，站在维护民族正当权利的公正和理性的立场上，来评论19世纪末清政府和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可以断定，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日本，谁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朝鲜民族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理由歧视甚至损害朝鲜国家。至于前面所提及的二者所秉持的朝鲜地缘价值观，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如唇齿相依的连带关系)，但这绝不能成为二者推行干涉朝鲜政策的任何依据。因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正当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应给予充分的尊重。而对于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正当权益，无论什么理由，任何大国和强国都不能随意地加以忽视和轻视，更不能蛮横地加以侮辱和残害。
(二)两者的主要差异点
19世纪末，清政府和日本因朝鲜问题而进行的20年纷争的差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清政府和日本在干涉朝鲜政策的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任何外交政策的性质都决定于其国内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国家性质。清王朝当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干涉朝鲜的政策是服务于这种国家的需要。所以，清政府强化中朝宗藩体制，除了保持朝贡册封礼仪之外，就是极力设法杜绝朝鲜的背离倾向，旨在提防日本乘隙伺机以逞其谋。清政府以为只要做到这些，朝鲜就能够继续发挥清王朝所希望达到的地缘价值的作用。
而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由于其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其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相对较弱，无法与西方列强进行常规的商业竞争，为此，迫切希望通过殖民扩张和独占海外市场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为了开拓海外市场，日本凭借武力迫使朝鲜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以保护“朝鲜独立”为幌子，对朝鲜推行殖民压迫政策。
2.清政府和日本在干涉朝鲜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笔者认为，干涉政策的实施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软干涉，即用比较温和的隐蔽的方式，如忠告、劝导等;二是硬干涉，即用明显的、强硬的方式，如代理、胁迫等。清政府对朝鲜的干涉政策先是软干涉(1882—1884年)，后来又变为硬干涉(1884—1894年)。日本对朝鲜的干涉政策则始终属于硬干涉，即在胁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之后，日本驻朝公使以日本武力为后盾实施了一系列外交讹诈，并胁迫朝鲜接受了一个个殖民条约，从中扩大了其殖民权益。
3.清政府和日本对朝鲜政策的指导思想明显不同 前文已述，清政府把朝鲜作为维护其宗藩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日本则把朝鲜变成其推进“大陆政策”的前沿突破口。因而，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了消极被动的防守状态，而日本则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侵占态势。在中日争夺朝鲜的纷争中，日本总是充当挑战者，而清政府总是充当应战者。
众所周知，19世纪后期，朝鲜已经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重点。日本最先打开了朝鲜的国门，抢占了朝鲜殖民权益之先机。同时，它又警惕俄美各国同它竞争，于是不断地对朝鲜进行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企图以此保持其殖民权益的优势地位。更有甚者，日本以清政府为假想敌而积极进行军事备战。1880年担任日军参谋本部首领的大军阀山县有朋写了《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集日本“征韩”策以来对外扩张思想之大成，形成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其殖民主义的“双线论”。他说：“一国不仅拥有主权线，且均有其利益线。”那么，“何谓主权线?乃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壤并与我主权线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也。”对日本来说，“独守主权线则为不足，必进而保护利益线以占据有利地势。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为此他还提出了扩军20万人和强化军人教育以培养忠君爱国精神，作为日本取得“利益线”的实力保障。[11]由此可见，日本“大陆政策”的指导思想和配套行动更具有侵略性。
笔者认为，应当对19世纪末清政府和日本推行的控制朝鲜的各种政策给予必要的批判和谴责，同时，应当对弱小的朝鲜民族国家给予应有的同情，对朝鲜人民反抗侵略斗争和追求进步的思想给予合理的肯定。清政府的封建大国行径和日本的殖民侵略罪行都是东北亚各国人民所理应唾弃的，因为这些不仅侮辱朝鲜王国，损害朝鲜人民的利益，还危及东北亚各国人民。历史教训已经表明，一切带着民族压迫倾向的强权外交都不能维持公正的国际秩序，只有追求平等尊重与互利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体制，才能切实保障各国的和平交往与合作共赢。
注释：
① “地缘政治学”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地理学的核心理论，最早由瑞典的哲伦提出，后来出现了多个派别，主要有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权论”、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美国地缘经济学派、东西方文明冲突论，等等。
② 在中国古代“正史”里，对凡是来到中原的域外之人，都以“入贡”或“来献”称之。据《清史稿》记载，定期朝贡的藩属国有40多个。另外，来华的西方各国也被加上“朝贡国”之名。
③ 所谓封建宗藩体制，即以封建主义制度为基础，以“天下之中”的中国或中原的中央王朝为“礼治中心”的宗主国或“天朝上国”，以周边或邻近各地的若干个王朝国家为藩属国或下国，上下国之间通过朝贡册封、使行致贺等封建礼仪形成的一个相对松散的封建国际关系体制。
④ 清朝自1644年从盛京迁都至北京后，就把东北地区封禁起来，不许其他民族的人进入，并将封禁的东北地区称为满族祖宗的“龙兴之地”。
⑤ 清朝在经营北洋海防时，把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防线作为渤海“内重门户”，而把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防线作为黄海“外重门户”。
⑥ 日本德川幕府将军把对朝鲜的事务委托给对马藩主，由他派使者到朝鲜。朝鲜方面则设立相对应的朝鲜东莱府，由东莱府使与之进行接洽和处理。这种“通藩邦交”一直持续到1868年明治维新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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