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学术论文规范

　　大学语文学术论文

　　大学语文的隐性特征研究

　　摘 要: 隐性课程包含的内容很广,本文作者主要就《大学语文》中的隐性课程因素谈一些看法。教师首先要重视《大学语文》教材中的隐性因素,通过努力挖掘《大学语文》教材中内含的隐性课程因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大学语文》教学活动中的隐性因素,可分为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外教学活动。课堂教学活动要构建《大学语文》教学活动中隐性课程,主要是利用语文课程资源创设主题情境。课外教学活动利用《大学语文》课程资源构建 实践性隐性课程,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领会语文课程中人文性的一面。

　　关键词: 《大学语文》 隐性课程 隐性因素

　　隐性课程是相对于显性课程而言的,显性课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校 教育中有 计划、有 组织地实施的“正式课程”。隐性课程是以间接的、内隐的方式,通过无意识的非特定 心理反应的途径,对学生的情感、意志、态度、动机、价值观、信仰等发生影响的总和。隐性课程包括正规课程中隐含的价值观、态度、理想和信念等意识形态内容,学校的物质 环境与精神环境,如校园布局与绿化、学术风气、学校 管理制度、生活制度、各种仪式等。它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是显性课程所不能替代的。

　　隐性课程所包含的内容极广,我就《大学语文》中的隐性因素谈一些看法。

　　一、教科书《大学语文》中的隐性因素

　　《大学语文》作为教科书,除了外显的知识、技能的载体功能之外,同时也是 社会观念、规范、价值观等的载体。可以说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有外显的价值和内隐的价值两个方面。如我国古代童蒙教材《三字经》蕴藏有丰富的封建伦理 文化和道德规范,这些就是隐性因素。《大学语文》中的古代 文学经典在角色塑造上,一般男性总是志向高远、顽强进取,而女性则温和美丽、寻求同情和保护等。这些都是《大学语文》教科书中内含的隐性课程因素。

　　(一)努力挖掘课文的隐性因素,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的女人祸水论是一种传统,即使那些被称为尊重女性的作家也不能免俗。比如蒲松龄,他塑造了许多冒封建规则之大不韪勇敢慰藉贫寒书生的美少女形象,在辉煌的文学殿堂上给女性争得了宝贵的一席之地。但花妖狐媚,只不过作为奖品,颁发给品德优良的男士,从而表现了他的男性中心观念,比如《青凤》中的耿去病;或因诚实忠厚,如假托孔夫子后人的孔雪笠(《娇娜》)。这种男性观念在鞭挞泼妇时,尤其明显。《马介甫》写泼妇之悍虐和懦夫之阘茸,十分成功。蒲松龄本人深受悍妇之苦,他的妻子刘氏温顺,两个嫂子终日撒泼,闹得兄弟早早分家,[1]所以蒲松龄针对恶妇的过激情绪不时释放,正是这种恨,引发了作家对女性的傲慢与偏见——短视、自私、贪婪、凶悍。在有的反映悍妇的小说中,故事情节常见裂隙,主题表达也显得生硬,作家在传统女祸论影响之下,导致 艺术水准下降。如果教师在讲《聊斋志异》的名篇时指出这一点,学生会有耳目一新之感。

　　而我们的语文教材长期习惯于意识形态话语挖掘,把语文课上成 政治课,这样的课只会让人昏昏欲睡。如《快嘴李翠莲》,有的老师给李翠莲贴上了一条条政治、文化标签:觉醒的女性,反封建斗士,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等等。这样解读是肤浅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教师的肤浅。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正如没有人能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给予别人一样,谁要是自己还没有 发展、培养和教育好,他就不能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2]因此语文教师应该要有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

　　(二)正确地挖掘教材中的隐性因素,可以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

　　在表现夫妻情的作品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冯梦龙《喻世明言》中最为突出的一篇。主人公蒋兴哥的确是一个重情厚道的汉子,身上闪烁着当时中下阶层的诸多道德亮点。兴哥与三巧儿夫妻恩爱三载有余,蒋为生计南下经商。独守空房的三巧儿经不住徽商陈大郎百般引诱,红杏出墙,并赠陈以蒋家祖传的珍珠罗衫。兴哥归途巧逢珍珠衫,得知妻子失节,决定休妻,但内心的感情十分复杂:“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小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进得自家门里,少不得忍住了气,勉强相见。……兴哥搬完了行李,只说去看看丈人丈母,依旧到船上住了一晚。次早回家,向三巧说道:‘你的爹娘同时害病,势甚危笃。昨晚我只得住下,看了他一夜。他心中只牵挂着你,欲见你一面。我已雇下轿子在门首,你可作速回去,我也随后就来。’……却说三巧回家,见爹娘双双无恙,吃了一惊。王公见女儿不接自回,也自赅然。在婆子手中接书,拆开看时,却是休书一纸……”休了妻子后,蒋兴哥将楼上的十六只箱笼全部封存,他“虽则一时休了,心中好生痛切;见物思人,何忍开看?”三巧改嫁之后,蒋兴哥收拾了十六箱笼金银细软,悉数赠予前妻。以后,陈大郎客死异乡,陈妻平氏前来料理后事,阴差阳错携珍珠衫嫁与兴哥。接着,兴哥遭遇冤狱,判案的恰是三巧儿的后夫吴县令。三巧救下兴哥,情不自禁与前夫抱头痛哭。县令倒也大度,将三巧儿原妻奉还。蒋兴哥虽然休了妻子,但是始终割舍不掉夫妻之情,最后,还是夫妻之情压倒了封建礼教,原谅了妻子的一时失足而重为夫妇。有人甚至认为他懂得尊重妇女人格,谅解妇女的一时过失,为提倡男女平等开了先河。[3]可是,有一位教师启发同学们思考,蒋兴哥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背后,也表露了女性作为奖品的情况:平氏改嫁,既处罚大郎的败德,又犒劳兴哥的仗义;三巧儿去而复归,则先清洗自身的轻狂罪孽,再以一份增殖的情感回报兴哥的宽厚。

　　这位教师进而指出,女性在人类历史上担任的两大角色已广为认知:一是红颜,供歌舞升平年代男性们观赏玩弄;一是祸水,权充落花流水之际男性们的替罪羊。而更为普遍的第三大角色是女人作为奖品。妇人的荣耀和喜悦是一种“物”的被归属了的欣慰和熨帖。[4]现代作家凌淑华的《绣枕》,被遗弃的绣枕隐喻着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这种礼品不管多么精美,只是男人的泄欲工具,最后她们会像用旧了的绣枕被抛弃和遗忘。[5]

　　由此,教师可以利用《大学语文》课程资源构建研究性隐性课程可以将学生的语文学习推向深入。研究性学习是语文课程改革提出的一种积极的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的形成更多的要依靠隐性课程加以不断引导和培养,要在学生的学习、生活过程中不断创设类似于学术研究的情境,让学生学会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有的学生在学了《霍小玉传》,对霍小玉是唐传奇中的复仇女神的说法提出自己的看法。饮恨而终的霍小玉留下这样的遗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6]可是小玉的复仇完全弄错了对象,目标直指李氏妻妾,李益只是间接地品尝着“妒”的不良滋味。她潜意识里的心声其实是:没有你们这些狐狸精,我霍小玉何至于如今这地步?一直到现在,这种非理性招式还是流行,人们习惯对“第三者”兴师问罪。这种看法出人意表。

　　二、《大学语文》教学活动中的隐性因素

　　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在掌握知识过程中发展能力的活动。就其实施场所看,又可分为两个方面:课堂教学活动和课外教学活动。

　　(一)构建《大学语文》教学活动中隐性课程,主要是利用语文课程资源创设主题情境。

　　蒙田主张教师“应该按照他所教育的孩子的能力施教,使他的能力表现出来,让他对许多东西都学一点,然后独立地做出选择和区别,有些时候给他开条路,有些时候要让他自己去开路”[7]。大学语文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给学生开路并让他自己开路。大学语文教师要将学生内在的求知热情看作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引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唤起学生挖掘自身潜力的意识。大学的语文课堂是开放自由的,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创造性。读文学书,最重要的是有兴趣,每一篇优秀文学作品都会打开一个新的天地,在这个意义上,读一篇篇文学作品,就是一次次的精神探险。

　　大学语文课,不仅仅是一门知识课,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文学经典的分析,进行人文 教育;引领学生与孔孟、老庄、李杜、关汉卿、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大师,进行心灵的交流,让学生领略大师们对人间万物的深切的关注、深邃的思考。最杰出的名著都是从人出发,关注人的生存命运,促进人性的自觉,追求人的生命本性的完善,成就人的生命价值问题。当然,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发挥理性的认知功能,中国注重心性的悟觉作用。教师要让学生以一种轻松、愉快、从容的游戏状态来学习语文,在此过程中,开发学生的内在智慧、审美力、创造力。

　　要进入这个天地,就要知人论世。苏东坡在黄州作一首《海棠》:“东风袅袅泛重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啁烛照红妆。”有一本鉴赏辞典上说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海棠的热爱之情。虽然不能说它错,但不够深入。诗人此时被贬在黄州,他同时在另一篇《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正自伤其贬谪,海棠之自然宝贵妙质为坡公所深赏,诗人也就表达了对花的欣赏呵护之情。

　　有时,教师可把研究课题带进课堂。比如,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可把历代文人对李杨故事的演绎介绍给学生,激发学生去思考。关于杨玉环死后的故事,只有正史记载是真实的,而且,其中她与安禄山的污秽之事也不可信。唐宋元明清一些有代表性诗歌、小说和戏曲,情节几乎都是虚构的。有这样几种情况:在真实的故事的基础上加以虚构,推翻前人的虚构而另行虚构,以及完全创新的虚构,等等。在后世文人所虚构的李杨故事中,表现出对杨玉环愈来愈多的同情, 发展到《长生殿》,则为杨玉环辩护,洪昇竟认为杨玉环“诸愆可释”了。对于这种现象,老师可引发学生思考。

　　这样做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创新力。不过,教师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在分析作品时不能故作惊人之论,甚至苛求古人。《西厢记》之于《莺莺传》在作品主题、情节结构、 语言 艺术等方面都表现了长足进步,而最为显著的还是作者主体意识观照下的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巨变。可有人认为《西厢记》中崔莺莺送张生赴京赶考,却是一腔幽怨:“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莺莺又对张生说:“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则表现了她的追求只是夫妻恩恩爱爱一辈子,思想平庸。这种说法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对人物善感多情的心灵视而不见。其实从莺莺的若进若退、反复试探的行动中,我们可以 体会出她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她搅出如许曲折和波澜,是碍于封建家庭、闺秀身份和红娘这三重顾虑,我们应该让学生在情节的跌宕起伏中体会心灵探险之乐。

　　(二)为了在教学活动中点燃学生的心灵火花,教师要注意调动一些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他们的感悟力。

　　教师可以对同类题材的作品进行分析比较。可把《威尼斯商人》和《窦娥冤》进行比较。莎士比亚笔下的鲍西娅并没有乞求清官——公爵——借用他的权利去压服对方,而是利用人人通过学习都能掌握的法律,在一磅肉的诉讼中取胜。这与鲍西娅生长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关。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成功的一个方面,就是人们懂得的自身价值和意义,并且用法律提供制度保障,鲍西娅的胜利是法治精神的胜利。而生活在十三世纪末的窦娥则没有这种幸运。窦娥生活的元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吏治最黑暗的时期,剧中的桃杌见到告状的就下跪,“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8]审判程序按“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方式办理,“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成为普遍现象。这时窦娥们要想申冤洗雪,只能倚仗清官。对此,我曾撰写 论文分析,在此不再展开[9]。

　　(三)大学语文的课外教学活动。

　　语文课程是一门具有很强 实践性质的课程,传统的语文课堂更重视的是知识的传授过程,忽视了学生在语文实践中熏陶、感染的过程。而课堂教学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更多的是在45分钟之外,这时隐性课程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语文教师要努力为学生多提供45分钟之外的语文实践的机会,使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把握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学生养成转化知识,实践知识的习惯,这对语文素养的培养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例如,语文教师可以利用学校的图文资源、场馆资源和会议资源, 组织学生进行阅读交流会、演讲比赛、辩论比赛。语文教师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学生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把自己的想法通过不同的渠道表达出来,从而鼓励学生多思考,和别人多交流,形成自己的思想,听取别人的看法,学会吸收多方面的信息,不断完善自己,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由于活动的人、活动的 环境、组织活动的方式、活动的目的等均不相同,必然会给学生带来一些非预期的学习 经验。

　　(四)语文教学更要注意构建校外实践性隐性课程。

　　在讲《梅花岭记》时,教师可以带学生到史可法纪念馆去,让学生在纪念馆感受史可法的报国壮志和爱国精神,以及有关扬州十日的悲惨。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更可以到瓜州古渡,想象杜十娘的悲愤。

　　构建校外实践性隐性课程,形式是多样的。知识的来源是多方向的,研究性学习是多层面的,语文教师要利用语文课程资源开掘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课题,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学会利用资源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本地的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等资源,都可以成为学生研究性语文学习的途径。这样就为语文课程增加了开放性,使学生学习语文的空间得到了拓展,并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学生通过参与各种 社会活动,能增加对社会的了解,能在社会的实践中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学生通过春游、秋游等和大自然多接触,在领略大自然的神奇与博大、欣赏自然美同时,产生对祖国山山水水的热爱之情和对环境的珍惜之情,形成个人与社会、自然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意识,形成健康的人格。这些都将有助于学生更好的领会语文课程中人文性的一面。

　　《大学语文》中的隐性因素除了上述两种外,还有《大学语文》教学活动之外的隐性因素,这包含一个极为宽泛的内容,泛指学校内除教学活动之外的所有的物理环境、制度环境、 心理环境,给学生带来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意或无意地对学生的某些方面产生一些影响,有时甚至非常巨大。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

　　参考文献:

　　[1]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中华书局,2002:430.

　　[2]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33.

　　[3]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771.

　　[4]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78.

　　[5]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79.

　　[6]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5.

　　[7]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5.

　　[8]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一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94.

　　[9]李建明,曹必文.企盼清官与张扬人的自由——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案情剧”比较研究.艺术百家,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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