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从天下大乱到诸候割据再到三分天下，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一些三国历史学术论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从三国历史悟带兵之道
三国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从天下大乱到诸候割据再到三分天下，这一过程彰显了魏、蜀、吴三个国家的竞争实力，也展现了几位领导人高超的带兵之道。分析和研究三国时期典型人物的带兵之道，并将他们带兵方法吸纳和借鉴，对于当前部队管理问题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历史人物 带兵方法 利弊分析
一、三国时期典型人物的带兵方法
1.曹操——以智带兵的代表
三国的几个代表人物中，曹操当属文韬武略，是才干最为出众的一位，其带兵方法，处处显示着智慧。以郭嘉和荀彧为例，当时二人均为曹操集团五大谋士之一，郭嘉多谋，善出奇兵但生活作风不好;而荀彧生性耿直，作风正派。鉴于两个人个性迥异，曹操让郭嘉出谋划策，令荀彧管理干部，这就充分发挥了两个人的长处。当然，荀彧发现郭嘉作风有问题，自然多次向曹操报告，希望曹操给予惩罚。而此时，曹操往往对荀彧大加赞赏，但又不对郭嘉过分指责，从而保证了二人对其的忠心，这就从侧面显示出了曹操的用人智慧。
2.孙权——以情带兵的楷模
孙权掌管东吴时仅仅18岁，年纪轻轻的他在混乱的局面下，逐步将东吴发展壮大，以致形成三分天下局面，与他身边的人才息息相关，也与他的带兵之道联系紧密。对当时的东吴，诸葛亮曾用“人才济济一堂，同心同德”为评价，他如何能将这些人才凝聚一心，保持东吴的安全稳定，以真情换真心的手段可谓高明。公元213年，孙权任命出身寒门的周泰为濡须口前线总指挥，朱然和徐盛作副手，由于周泰出身不好，二人不服。为此，孙权亲自到濡须口，大摆筵席款待将领，席间令周泰脱掉衣服，尽显身上伤痕，哭着拉起周泰手着说：“为了我们兄弟你出生入死，把命都搭上了，我怎能不把你当成亲兄弟，怎能不委以重任呢，我孙权与你同荣辱共休戚。”当下，所有人都服了，威信得到树立，问题也迎刃而解。
3.刘备——以义带兵的典范
《三国演义》讲刘备最多的是哭，而真实的刘备更多的特征是他的义。《三国志》讲到刘备时，经常会用到“食则同器，寝则同床”的语句，作为一个将军、一个皇帝，能够做到这样实属不易。同时，也是他的义使关羽、张飞在刘备一无所有时仍然衷心耿耿，是他的义使手下的将士奋勇杀敌。221年，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在将领缺乏、谋士短缺的情况下，不顾众人反对，毅然出兵亲自攻打东吴，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夷陵之战，虽然此次战役给刘备集团以致命打击，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刘备的大“义”。
4.诸葛亮——以法带兵的先锋
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执法公平，赏罚严明，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吏不容奸，人怀自厉，佥忘其身”，足以显示出当时国家、军队的严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深受诸葛亮器重的参军马谡，违背诸葛亮部署、不听副将王平劝告，致使街亭失守。为了维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局面，诸葛亮上表刘禅免去自己丞相职务，降级三等，处斩了主要负责人马谡，王平因劝告有功得到奖赏。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不徇私情，凡事以法为大，也显示了其长远的眼光和高超的带兵艺术。
二、几种带兵方法的弊端分析
1.以法带兵需要有成熟的法规为依据，否则难以有效执行
我军各项法规，大多很笼统，方向性有，但细化不够。以基层连队为例，遵循的法规主要是三大条令，由于各单位情况不同，条令中对于各职人员的职责规定也过于泛泛，难以从中找到利于执行的条款，这样会给连队带兵人造成模糊的局面，遇事不知如何处理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在这种过于弹性的局面下，也给了带兵人很大的权利空间，用的好可以人心齐聚，用不好便会滋生腐败，后果不堪设想。
2.以情带兵需要以识人为前提，否则易造成任人为亲的局面
以情带兵要求各级带兵人必须对下属以真情付真心，通过培养出的感情达到辐射效应，从而激发集体凝聚力。这种方法要求简单，但操作复杂。单纯对每个人付以真心简单，但能否激发动力却不确定，回报往往各不相同。如若带兵人不识人，不会用人，以感情用事，屡屡将重要岗位托付于自己的亲信，那么公平的环境无法保护，个人的威信必将下降，战士的信心也会动摇。
3.以义带兵需要有正确的方向为指导，否则易形成江湖风气
以义带兵实际靠的是带兵人的个人魅力，它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有方向、有义气效果可佳。但如若带兵人领的路是歧途，那损失可谓巨大。刘备就是一例，为替关羽报仇，不听劝阻、一意孤行，毅然向东吴出兵，从而导致了蜀国的元气大伤。可见，如若没有正确的方向，单纯义气用事，也只是匹夫所为。
4.以智带兵需要带兵人具备超常的智力，否则无从谈起
智力往往是来源于先天，后天培养的成分较少。所以想依靠智慧带兵，从根本上就断绝了那些愚蠢之人的路子。下属行骗忽悠，你毫无察觉;每位战友优点、劣根，你不清楚;有才之人不得用，无德之人受重用，那只会让局面愈加混乱。可见，以智带兵，是聪明人的带兵方法，它是一种补充，而非主流，不可盲目使用。
三、启示
1.坚持依法带兵的基础地位不动摇
依法带兵是我军坚持的一项根本准则，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完善，军队条令条例、规章制度也日趋成熟，加之新修订的条令条例也相对完善，使得依法带兵有了更好的保障。坚持依法带兵能够更好的营造出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激发官兵的干劲，形成团结协作的局面;坚持依法带兵能够确保方向的正确性，避免道路上的偏差。可见，依法是带兵的前提，也是根本，必须牢牢把握。
2.贯彻以情带兵的重要手段不改变
当前，兵员成分复杂，层次有所提高、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单纯依靠原来的下命令的方式，难达预期效果，此时，发挥感情的引导作用显得至关重要。以情带兵倡导以人为本，易于营造团结和谐的局面;以情带兵需要在实践中深入官兵，更易于掌握官兵所思所想，便于管理的有的放失;以情带兵要求对战友付出真心，更利于融洽关系，与官兵打成一片。
3.借鉴以义带兵的辅助形式不要丢
以义带兵是带兵方法中的土办法，主要是通过哥们义气凝聚和带动全体，从而提高集体的作战能力。采取以义带兵的方法，可以充分展示带兵人的个人魅力，影响和带动一片人，提升凝聚力;以义带兵，便于与下属沟通，与官兵打成一片;以义带兵，可以使官兵为了带兵人的利益赴汤蹈火，体现超常的战友情谊。为此，在小范围内采取以义带兵仍然可以发挥出功效，在坚持依法带兵、以情带兵的前提之下，仍然可以采取。
4.穿插以智带兵的可贵思想不能放
以智带兵对带兵人有着超常的要求，自然不可随意使用。但在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后，确信带兵人具有这种能力素质时，其也不乏一种有效的带兵之道。以智带兵，便于发挥带兵人的智力优势，体现个人价值;以智带兵，利于发挥下属的特长，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智带兵，可以根据随时情况灵活处置。
参考文献：
[1]易中天.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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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
摘 要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历史小说，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评之为“七实三虚”，大部分有史实依据。《演义》涵盖了从东汉末豪强混战到西晋灭吴，历时九十多年，各路豪强为占夺地盘，争战不断，全国人口低谷时比东汉末减少60%。以约4400万人生命的代价形成三分局面，说不上正义性属于何方。各方逞勇斗智，奇谋百出，尽显武勇、诡略之极致。富有戏剧性和智慧、人性等教育意味的三国史事人物，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特别是宋元时期，市民文化繁盛，“说三分”是最受欢迎的说书节目，进而加上皮影戏、演唱并发展为杂剧，故事更丰满，人物特色更突出。说书的话本经加工成“评话”，现存元代至治年间所刊《全相三国志评话》回目与《演义》大体相符，罗贯中当是以此为基础，根据史书并杂采野史资料进行创作。现知《演义》的早期刊本为1494年本，距罗氏在世已约百年，学界对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尚存歧见。
关键词 《三国演义》 三国史 《全相三国志评话》
分类号 k235 i207.413
今天的主题是《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成功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部历史小说，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注》等史料，将元代甚受大众喜爱，并流传国外的《三国志平话》做了彻底改造，几乎等于重新创作的作品，被清朝著名乾嘉史学家章学诚评为“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见《丙辰札记》)，就读史而言也胜过现今某些史学著作。要读透《演义》，必须了解些三国的历史。所谓“三国”，年代上是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起，到280年孙吴灭亡，为60年，实际应该追溯到东汉末黄巾军主力被镇压(184年)后外戚、宦官、豪强(朝廷或地方官僚、将领)间的争斗，特别是董卓专权、袁曹官渡之战(200年)、曹孙刘赤壁之战(208年)等奠定鼎立局面的史事，达到96年。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受到大众的关注。我不是三国史专家，不敢越界妄论。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年轻人读《水浒》会凶狠好斗，上年纪人读《三国》会诡计多端，因为三国里争战各方斗计，奇谋百出，既是智慧的宝库，又是奸诈的渊薮。从人民的立场总体上看，这是一段历史悲剧时期。豪强们争夺地盘，操纵权力，称王称霸，是不计人民性命的。董卓专权引发的战争，洛阳、长安两都残破，原来人口五六万户的鄢陵县(河南)只剩几百户。有学者约略估算，三国时期人口减少六分之五，即只剩20%。当然并非80%的人口全是死亡，其中一部分死于战场或饥饿，一部分则成了豪强的部曲，受其奴役，为其卖命。根据人口史专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比较可靠的统计，最低人口数仅2224万，与东汉桓帝时的5648万人口相比，减少60%。经过残酷拼杀，形成袁绍和曹操两大集团，官渡之战袁败曹胜(袁军被杀七万)，统有中原形胜之地;赤壁之战使孙、刘免于被吞并，这两方又生争端;夷陵之战(221年)终于孙、刘分据江东和四川。数十年争斗，以牺牲无数民命的代价形成三分局面，谈不上正义性属哪一方。当然，三分局面基本稳定(仍然不断发生战争)后，各方为了维持统治，采取发展经济、改善政治的措施，都有值得肯定之处。
历史过程本身就是极丰富复杂多彩多姿的“众生相”，史学功夫首先是考实，其次还要使用“透视”(perspective)方法，史家通过多种史料的记载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描述。其实优秀传统史书就含有这部分内容，如《史记》垓下之围一节就是极具魅力的史家妙笔，不能视为虚构。正因为史书具有可容许的扩展宽度，一部史书经过后代史家的增补、注释，内容和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内容简练，南朝宋时裴松之著《三国志注》，“上搜旧闻，旁摭遗逸”，从一百五十多种书中引用了大量材料，内容竟为陈寿书的三倍，其中就引有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载带有神话色彩的“死诸葛走生仲达”谚语(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神话、志怪作品，述三国史事人物的书可能掺进一些传奇故事);曹操杀吕伯奢诸子事《三国志》未载，裴注引王沈《魏书》、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记载，“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语仅见《杂记》，应是当时传说。
同时，富含戏剧性情节且具有多种教育意义(道德、智略、勇武、情感等等)的事件和人物往往成为人们传颂的内容，逐渐进入文艺领域。演绎三国史事人物的文艺形式很早就出现。《宋书・乐志》所载魏、吴、晋的“鼓吹曲”就都是以三国史事立目，如魏曲“战荥阳”、“克官渡”，吴曲“乌林”(赤壁之战)，晋曲“宣受命”(司马懿逼退诸葛亮事)等。唐诗中有更多叙写三国事者，如杜甫的《蜀相》，杜牧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的《骄儿》(顽童听讲三国故事，学“参军戏”扮相，可见唐代盛行的参军戏也有演三国者);唐末胡曾《咏史诗》中有多篇叙写三国人和事，时人陈蕃注其《五丈原》诗，讲到孔明遗命授计以骗退司马懿事。僧人宣教(称“俗讲”)中也插入三国故事人物，如大觉和尚《四分律行事抄批》就讲到“死诸葛惊走生仲达”的故事(令于其足上置一袋土，树镜照面，魏军虽卜得孔明已死，但见蜀军中孔明之像，乃惊退)。文艺作品中的三国故事逐渐丰满生动，人物形象逐渐特点鲜明。
宋元时期，特别元代，是三国志故事作为完整通俗文艺作品成型的重要阶段，这是宋元时期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变化的结果。宋代都市破除了唐朝的坊市围隔制度，居住区和商业区不再分割，有街道就可以开店经商。城市发达带来市民文娱活动的兴盛，“勾栏”、“瓦舍”众多，甚至有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勾栏。有专门“说三分”的艺人，《东坡志林》载，街巷小儿聚坐听说书(当时称“说话”)，闻刘玄德败辄哭，闻曹操败则喜笑。宋人《事物纪原》载，仁宗时市人好谈三国事，有人加作影人缘饰之，始有三分战事之像。张耒《明道杂志》记市人观影戏“斩关羽”而致祭。北宋的“诸宫调”演唱，在金朝占据北方后继续发展，进而由演员唱做结合，称“院本”，其中有“刺董卓”、“襄阳会”、“赤壁鏖兵”等演唱三国故事的剧目。宋代“钱引”上竟印有诸葛孔明羽扇指挥三军以及木牛流马运输等画面。元代商品经济继续发展，说书、演唱、戏剧等演艺活动继续繁盛，宋、金的杂戏、院本发展为更完善的元杂剧;杂剧演出从大城市扩展到小县城。有个县官上书说，因剧团到当地演出，以致“万民废业”前往观看，影响社会秩序，请上峰明令禁止。三国故事人物就是元杂剧的主要题材，现存元杂剧作品中三国题材者达二十多种，是历史剧中最多的。三国戏无疑使得人物特定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如神谋孔明、义勇关羽，逃命刘备，鲁莽张飞等)。 《三国演义》的祖本是从“话本”改编来的“平话”。瓦舍说话人(分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四门)当持有“话本”(大多是“书会才人”所写)，据以凭其口才随意加油添醋发挥。文学史著作通常称为“宋元话本”，因为传世宋话本极少(被认为宋话本的《京本通俗小说》系伪书，且多属“小说”类)，“讲史”类大多是元代定型并刊印传世，时称“平话”。元代是通俗文体盛行时期，应该在中国文化史上大书一笔。这无疑与蒙古贵族官僚学习汉文化有关，他们为了统治中原，需要学习汉文汉语和经史知识，教他们的老师用白话讲解，写成的书称为“直说”“直解”或“直讲”，如《小学大义》《大学直解》《直说大学要略》《中庸直解》(许衡的讲义)、《孝经直解》(贯云石著)，通史内容的有《直说通略》(郑镇孙著，张元济称赞此书“诚近代白话文之先导”)等。为引学习者兴趣并加深理解，元代的经史书还盛行插图，上图下文，称为“全相本”。这是“话本”演进的文化背景。此外，读书人(尤其南士)仕途滞塞，幸好江南经济繁荣，南宋积累下来的文化底子厚，元朝对待读书人很宽松，于是在富人(如昆山顾瑛)接济下，他们结社(杭州就有多个文社)讲论诗文，饮宴游赏，与优伶辈结交(如大诗人杨维桢的文集中就有许多篇为演员写的诗文)。他们与文艺圈结合是“话本”进一步完善的条件。原由书会才人执笔的“话本”简略粗糙，经过文人加工，揉进史书记载，元代称为“平话”。《全相三国志平话》是现存元至治年间(1321―1323)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之一。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元朝统治者从忽必烈以来就一直注重读《资治通鉴》，作为其主要历史教材，并将历代圣帝明君、忠臣烈士列入祭祀典礼。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特别受到尊崇。元成宗时，由当地长官在南阳卧龙岗建立武侯祠;元仁宗命在枢密院西侧建祭祀太公望的“武成庙”，以诸葛亮从祀;元英宗封诸葛亮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泰定帝在大都城西的关羽庙树立“义勇武安王庙碑”;元文宗即位那天(天历元年九月十三)是关羽神降日，即在关羽的封号“义勇武安英济王”上加封“显灵”二字，并遣使者到解州关庙祭祀;元顺帝将张飞加封为“武义忠显英烈灵惠助顺王”，更将关羽的封号加到了九十三字，尊崇至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元朝实行科举，钦定以朱熹《四书集注》《通鉴纲目》为论说标准，三国史崇蜀汉而黜曹魏。翰林学士赵居信依照《纲目》立场特为编撰《蜀汉本末》三卷(至正十一年建安书院刻本);同时人胡琦编撰有《关王事迹》五卷(元刊本不存，北大藏有明成化七年重刊本)，含有多幅图像。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显然是文化水平相当高的文人，但生平资料极少，而且互有歧异。最重要的是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大约1425―1426年成书)中的一条：“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变，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并著录了他所作的三部杂剧名。他们初会结交年代当在红巾军起事(1351年)之后(即所说“遭时多变”)，当时贾仲明(1343―1422之后)应尚年青(姑拟十八岁，1360年)，罗贯中当年长二十岁左右，方可称“忘年交”。据此推算，罗贯中大约出生于1320年前后。此外，传世之嘉靖元年(1522)张尚德本卷首的弘治七年(1494)刊本蒋大器序称：“前元”时代依野史著为“评话”，皆盲目艺人俗语，多有错误，且失之野卑，士君子嫌之，于是“东原罗贯中”取陈寿《三国志》慎重选择史实，著《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此则著作年代当在明初(《演义》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尚有歧见)。东原就是山东东平的古名。但是明郎瑛《七修类稿》则称《三国》《水浒》二书为“杭人罗本贯中编”，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也说他是杭州人。罗贯中的本贯当从其“忘年交”贾仲明所说是太原(金元时代文化发达，演艺兴盛的地区)。大概年长后游历四方，流寓江南地区，漂泊各地，故自称“湖海散人”。杭州是当时南北文人聚集，演艺活动繁盛之地(元杂剧重心从大都转移至此)，罗贯中在元末明初可能较长时间寓居杭州，情况和当时许多士人相似。元代建阳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十分流行，以致高丽商人来采购的多种经史书籍中，也列有此书(见元刊本《老乞大》)。这种历史背景和罗贯中本人的生活经历，都可能促使他立志在《全相三国志平话》基础上进行改编(见表1)。现知《三国志通俗演义》早期刊本是明弘治七年本和嘉靖元年本，距离罗贯中创作此书约一百多年，其间有可能在流传中经过修改或增补，这是流行书的常见现象。如果对《演义》的文本作精细的研究，或许能发现若干后人添加的文字。我对文学史只具有粗略知识，不敢多言。
注：采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
陈得芝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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