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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则民族兴 科技强则国家强
9月30日上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4周年国庆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展厅内，一幅幅显示屏、一张张图片、一件件产品，展示了科技创新企业、科研单位研发的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参观结束，用这样一句话作了重要总结：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短短半个月后，“2013中国科技城科技博览会”在四川绵阳拉开大幕。无处不在的科技元素，充分展示的科技创新，“高、精、尖、新”的科技特色，为人们呈现了一场“科技的盛宴”。随着120个技术交易、人才交流、对外开放合作及采购对接项目的集中签约，为期三天的科博会完美谢幕，也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做了一个完美的诠释。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正在袭来
放眼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前进，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新世纪以来，不少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致力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这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30%以下。在科技产出方面，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以美国为例，高等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世界100所名校占据半壁江山，拥有雄厚的人才技术储备，强大的军事和科技力量，国家综合实力无可争议。在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力的今天，美国通过经济实力和优惠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网罗人才、控制知识产权等获得竞争优势。有一个不容小觑的数据：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
我国尽管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
对此，党中央有着极其清醒而坚定的认识。在党的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被确立，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国家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正在袭来，机会稍纵即逝。在中关村的调研中，用“三个不能”表述出急迫之情：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
科技为西部地区追赶跨越“拓荒探路”
在今年的6月18日，绵阳新晨动力公司的首批国产宝马n20发动机项目启动，这是德国宝马集团首次授权体系外生产宝马技术发动机。同一天，ibm公司大中华区的首个大数据分析竞争力中心也落户绵阳。
以科技创新闻名的绵阳，正在吸引全球高端产业的目光。这座全国唯一的国家科技城，2012年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6.8%，位居全国前列。经过13年建设发展，绵阳科技城已初步探索出一条创新驱动、军民融合发展的成功之路。
10月22日，在第八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上，欧盟驻华使团一等参赞拉斯·格朗瓦尔德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愿意到中国西部地区投资，吸引他们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国西部较为低廉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西部日益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他特别提到，随着成都多条直飞欧洲航线的开通，成都和绵阳已经被很多欧洲企业相中。
2013中国科技城科技博览会更成为绵阳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科技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与之相连的应该是发达、先进、沿海等等关键词，为何以中国命名的科技城会落户西部内陆?
这其中除了绵阳的厚重积淀，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解答：“转型才能更好发展，后发也要高点起步”。加快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是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
从“十五”时期开始，国家科技计划有意识地向西部地区进行了倾斜。西部开发科技行动、星火西进、西部火炬、西部新材料、西部新能源、缩小数字鸿沟等专项行动逐一展开。“十一五”期间，在科技计划的项目立项评审中，适当降低了对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要求。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科技助推西部地区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3-2020年)》，明确在西北、西南、青藏高原等三大片区，深化基础科研协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西部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直接推动力。特别是四川，正处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双加速”时期和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的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确立了深入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科技城在四川、在绵阳的落户，寄托了国家的厚望。“在创新驱动上有新举措，在科技体制改革上有新进展，在军民融合上有新行动，在创新环境建设上有新措施，在吸引人才上有新办法”，透过科技部部长万钢的一席话，我们不仅看到了绵阳科技城的明天，也看到了四川经济转型升级的希望，更看到了科技兴国的未来。
创新驱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在四川，有一个九洲电器集团，这个曾经到了“揭不开锅”地步的老军工企业，在30多年的转型探索中，向一切束缚创新的传统说不，成功把握住了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成长为百亿元规模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在董事长张正贵看来，“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是核心动力，企业要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就必须创新。”
创新之重对企业如此，对国家发展更是如此。党的部署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此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等中央领导多次讲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最终取决于科技创新，一个国家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国家富强要靠自主创新、靠技术、靠人才，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
在本届科博会上，创新驱动成为最核心的关键词，这是绵阳科技城建设的主要特色。从2000年开始，科技城建设通过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技资源优势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速推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2012年，科技城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36亿元、工业增加值47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668亿，分别是2000年的5.5倍、6倍和6.6倍。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魔力。
创新驱动成为共识，它将引领我国的科技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浇注正能量，为我们的强国梦添砖加瓦。
新科技革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摘要】二战后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革命本身的特点，在不同时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不同的，但是总体上看是中国越来越善于迎接和利用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加速实现中国科技的发展。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中国科技发展
新科技革命发端于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二次大战中大量用于军事目的的科学技术开始转向民用，形成了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它对人类的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时间上看新科技革命发端的时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国家的科技发展必然产生影响，从影响的特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改革开放前的国防科技大发展时期
毛泽东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已经从战略上认识到新兴科学技术的重要性，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所建设的、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①。他们明显感受到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建国后，中国人民的本来愿望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的社会面貌，但是周边环境和国际形势迫使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国防安全，毛泽东着眼于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认为中国要建立强大国防，赢得相当的国际地位，就必须发展以原子弹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武器，他指出我们“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②、“也要搞人造卫星”③等设想。1956年4月，由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牵头，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也称《十二年规划》，在《十二年规划》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1963年制定了第二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十年规划》。这两个科技发展《规划》，都是紧盯新科技革命的前沿领域，以新兴科技为科技发展重点，配合军事和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制定的，在科技发展战略上采取了“赶超”策略,使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就，很多技术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一时期我国的科技发展为将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紧盯国际尖端科技，密切注视着现代科学技术对军事发展的深刻影响，把发展原子弹、氢弹等新技术武器，确定为科技规划中的最大重点，实现了高新技术的突破。但由于把科技革命的认识过分局限在国防需要和政治建设功能上，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科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整体国民经济科技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到70年代中期，我国除了与军工有关的科技如航天、导弹、核能等迅速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之外，其他方面的科技力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总体科技水平不高，影响了中国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科技为经济服务转变，促进科技全面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新科技革命已很好地解决了科学由潜在动力转变为现实动力的中间环节问题，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科学技术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技经济一体化成了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
这一时期我们结束了十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被重新重视起来。以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科技发展的全新时期，邓小平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表明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这一论断，揭示了当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为中国依靠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发展指明了航向。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85年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方针，“依靠、面向”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促进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的发挥。
在促进科技为经济服务的同时，继续大力加强高新科技研究，是这一时期我国科技发展的又一特点。邓小平回顾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时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④在他的推动下，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863”计划，目的是“有选择地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建立必要的高技术产业”，1988年出台了旨在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实施了一系列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和若干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这些举措极大推动了中国高新科技发展，尤其是促进了科技产业化。
这一时期我国的科技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科技工作的战略重点已转向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科技资源配置也随着发生变化，一个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宏观环境正在形成，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科技成果数量大、层次高，如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通讯卫星的成功发射，更多的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原材料、重大装备、能源、交通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新时期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社会战略的实施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形成了新高潮，知识经济初步显露，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素质发生了质变，劳动者从事科技研究和开发的越来越多，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纷纷制定和实施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科技文化发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尚未得到全面的认识，某些领域仍存在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不紧密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事业不发达，劳动者素质不高，社会对科技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小，这些困难和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中共中央把“科教兴国”确定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科技在中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后，中国科技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在此后的几年中，国家对科技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0.6%增加到2003年的1.32%，企业逐渐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其自主筹集的科技经费大幅度增加，到2002年达1676.7亿元，占全国科技活动经费的57.1%⑤，国家科技发展体系更加合理，基础更加坚实。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科技发展还是主要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或“以市场换技术”等方式，促进产业技术改造和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技术和设备过度依赖进口，企业自主研发水平低下，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在新世纪国民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也正在相应地不断增加，难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的科技发展遇到了“瓶颈”。面对科技发展新形势，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立足国情，面向未来，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2003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有23个部门组成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领导小组，经过三年，十二易其稿，完成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这是进入新世纪我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将指导今后15年的科技工作，“自主创新”是贯穿《规划纲要》的主线，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从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整个历程看，新科技革命对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个时期由于我们主观认识的局限性和客观国际背景对我们的限制，以及““””十年的严重干扰，使我们没有完全跟上新科技革命的节拍，但是仍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科技成就，奠定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从1978年开始的后两个时期，我们紧跟新科技革命的最新趋势，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促进了中国科技全面的发展，为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科技保证。(作者为遵义医学院人文社科部副教授;本文系贵州省高校人文医学研究中心基金项目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xg―001)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5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页。
③《人民日报》，1970年4月2日。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⑤《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8――中国科技改革与开放3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