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经常指的是追求知识，不但对知识本身的一种方式，它也经常受限于研究这些分支寻求解释物质世界的现象。下面小编整理了初一科学论文怎么写，欢迎阅读!
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abstrac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xperience and proposition is not logical, that is, neither reduction nor deduction. then the empirical base of nature science becomes a problem. it can not be resolved by regarding nature sciences as a proposition system. in addition, the empiricist platform can not give any approach. science is essentially a practice, and only the platform offered by pragmatics and hermeneutics can point out an approach. the introduction of practicality, community, intersubjectivity and context provides a clew for understanding of kuhn’s paradigm theory：natural scienc e has a hermeneutic base. j.rouse has gone farther: natural science is itself a hermeneutic enterprise, and it is a narrative being reconstructed constantly. hermeneutics of science is opposed to objectivism of science, 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slide into relativism. bernstein has offered a project to transce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hermeneutics itself provides the resources for this transcending, and, so to speak, hermeneutic circle precisely calls the openness of paradigms of science.
关键词：经验基础 语用学 解释学 叙事重构
一、 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 “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 ǖ姆纸缟峡?继窖?!保╗13]，216)
注释：
1.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三联，1987。
2.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 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4.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5. 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 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库恩：“不可通约性与范式”)，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
6.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7. 夏佩尔：《理由与求知》，褚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 r.p.克里斯：“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导论”，《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9. t.s.kuhn：“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s ”，in david r.hiley，james f.bohman and richard shusterman(eds)，the interpretive 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0.joseph rouse，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1，vol.58。
11.joseph rouse，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0，vol.33。
12.joseph rouse：“the interpretation in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 david r.hiley，james f.bohman and richard shusterman(eds)，the interpretive turn：philosophy，science，cultur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3.理查德.j.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郭小平译，范进校，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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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的科学个性观
毛泽东的个性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在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过他的个性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愧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急需培养大批有个性的理论家、实干家，因此，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个性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个性”，毛泽东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毛泽东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毛泽东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
毛泽东的个性观萌发于他早期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研究，转变并形成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教育的认识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倾毕生精力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
一、青年毛泽东对个性解放的呐喊
“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们面前。有识之士面临着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对人的个性解放，对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产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注：《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毛泽东早期关于人的性质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人是气的“聚散”观点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到，我认为：人是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冲动，“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之冲动”，“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但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注：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所以人应当“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养，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达到一种使“精神之我”扩充为“宇宙一大我”。(注：毛泽东：《讲堂录》)进而，毛泽东又通过研究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引申出了他关于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观点。
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有生命的个人即自然人先于国民即社会人，个人一旦组成国家社会之后，就必须位于国家社会中方能生存，“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离解”(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但是，由于青年毛泽东正处于“五四”前后反传统、反封建、反强权的时代氛围之中，加之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压制人性、蔑视人的价值的现实极端厌恶，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不是个性多了，而是个性太少。因此，就旧中国个性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而言，他更重视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解放。他在《批语》中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是否尊重个人的价值，有利于个性的解放，理所当然也就成了青年毛泽东衡量国家社会是否合理、有无存在意义的价值尺度。何谓个人价值呢?毛泽东直接了当地指出，个人价值即在于“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最高之谓”(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就是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崇高人格价值。于是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这就是我提倡的有别于那种只讲满足个人私欲、不顾他人死活的庸俗的狭隘的个人主义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因此，“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在这里毛泽东首次使用“个性”这个概念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统治、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呼唤个性解放的强烈革命愿望。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再次使用了“个性”一词，表达了他反对封建专制的决心。他认为西方“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今人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注：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注：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当今社会统治者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这无疑是在扼杀人性，箝制人民的自由和人的个性发展。于是他大声疾呼“著书之时，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未来者，振笔疾书”(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打碎封建社会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古今真确之学理，伟大之事业，就是由这种被加着狂妄名号的狂人所发明创造的。”(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这就是“吾人须以实践至善的义务”。(注：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通过对毛泽东早期个性思想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毛泽东那里，“个性”概念确有其丰富明了的内涵。从心理学方面认识“个性”是他所称道的“几种可爱的特性：艰苦、奋发、勇敢、团结心”(注：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理想、意志、情感、性格、能力，也包括强固的体魄和勇气等心理和生理的因素，“是个体身体与精神能力达到最高境界”的特殊表征。(注：参见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体育之研究》等文)但是毛泽东更注重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使用“个性”一词，把它看作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个人对待自身和社会现实的态度的独特性表现的总和。“个性解放”即人们冲决封建社会专制网罗，争取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完善人格的社会行为过程。
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青年毛泽东，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和社会大革命中，从对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反思里引申出一个属于主体自我意识的“个性”问题，呐喊尊重人的价值，解放人的个性，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君主专制，这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壮举，也反映了他本身思想的鲜明个性。尽管他当时的思想还不及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者那样深刻，从思想体系上看还属于激进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他一心一意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的战斗意志和实际行为，无疑为他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和科学个性观的形成与成熟奠定了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
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生活中的个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恩选集》[m]第4卷，第321页)，是由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活动家的个性作用所组成”(注：《列宁全集》[m]第1卷，第159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事业需要发展人的个性，因为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恩全集》[m]第23卷，第649页)。但是“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恩全集》[m]第3卷，第84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成员的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建党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扬弃了他早期的“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个性观。
首先，毛泽东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讲人的自由民主的责难。他旗帜鲜明地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人民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然而中国的封建专制“箝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没有”(注：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扼杀人性、限制自由和束缚个性发展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了“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共产党人赞成发展人的个性的诚意吗?
其次，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毛泽东非常肯定人民群众的个性在社会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4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秦邦宪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时，特意增加了解放个性的问题，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个性是人的社会主体性，即个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状况。只有肯定和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解放被旧制度束缚的个性，才可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去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不仅把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的压抑和束缚，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也把发展人的个性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也多次阐述了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教育全党要把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提高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度上来认识，指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能发展得更加活泼”(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承认独立性，无疑包含了承认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个性作用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发挥人的个性作用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十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由此，充分发展了毛泽东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十分强调个性解放离不开社会的解放和发展。他指出，在旧中国“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在这里，毛泽东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论及到解放人民个性的需要，提出自由发展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说明个性解放和发展决不是任意的。第一，个性解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广大人民群众个性解放的利益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没有民族的社会的解放，也就没有广大人民的个性解放。第二，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性是共性的表现形式。个性发展离不开其共同生活的社会集体，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并由社会集体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才可能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中国人民只有立足于中华大地，在追求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每一个人真正的个性发展。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个性发展的规律性。
三、毛泽东的个性发展思想
毛泽东关于人的个性发展的思想，在其有关教育的论述中，展示出十分丰富的内容。
早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就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猛烈抨击了旧学校的三大害处：一是把施教当作一种商品买卖，“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旧学校“袭专制皇帝的余威”，“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三条坏处扼杀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窒息了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十分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毛泽东总结说，旧教育“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注：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因此，毛泽东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注：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自修大学就是一种新型学校，“是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注：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学校的宗旨是“发明真理，造就人才”(注：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要求“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注：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就应该把学习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注：毛泽东：《“新时代”发刊词》)等问题上。在教与学的方法上他提倡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注：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结合老师的辅导，“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注：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毛泽东还在湖南自修大学首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经常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湖南政治情况，鼓励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所以当年长沙发生的工农革命运动，都有自修大学的学生参加而且常常是组织者、指挥者。
从毛泽东以上思想中，可以看到他讲的“适合人性的教育组织”，“养成健全的人格”，“造就人才”，“为革新社会作准备”，以及关于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强调学校教育如何去培养学生个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对旧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学校教育才可能帮助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注：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湖南自修大学在短期内就培养了夏明翰、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等一大批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建国后，毛泽东在全面总结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创办为工农服务的新式学校教育，促进受教育者个性全面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十分周祥、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要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问题。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具体表现为，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制度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且主要是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来实现的。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虽未提及个性，但认定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培养人、发展人，即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潜能或优势，把每个人的发展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把他们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毫无疑问地包含了教育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内涵。
1964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对“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尖锐地指出：“学校教育要实行启发式教育，反对注入式。”而现在一些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的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破袭击。这三项都不利培养青年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m](1949-1982)第35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在这里，毛泽东特意给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加上了“生动活泼地”、“主动地”两个限制语，实际上是对他以往主张的“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因材施教”、“实行启发式教育”等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解放个性”、“发展个性”的一贯主张。
从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中可以看到两层最新的思想：一，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是学生确立和发展良好个性，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教育必须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允许和鼓励学生发展其特长或优势。二，良好个性的发展与全面发展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他的各个方面以某种结构有机地统一在其身上的和谐发展。充分发展个性中的各种积极因素，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何况个性心理品质中的许多要素本身就与全面发展中的德、智、体三大基本要素同属一种范畴。所以，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毛泽东的科学个性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人的个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搞改革开放，抓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发展人的个性，没有众多独具个性的改革家、实干家的共同努力，就不能成功、鼓励和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对于增进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活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党性与个性并非对立的，党员要有坚强的党性，这毫无疑义，但坚强的党性又必须充分体现在每个党员为党的事业忘我的创造性工作和具有真知灼见的独立思考之中，这同样是毫无疑义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国两制”等科学创见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实践，不正说明了他们都既有坚强的党性，又有典型的个性吗!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成为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战斗集体。就个体而言，毛泽东的科学个性观也是指导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展个性的行动指南。
作者：李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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