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比较文学论文

　　比较文学是20世纪新生的一种跨越民族、语言、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文学研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一：国内变异比较文学论文

　　摘要：　术语是某一特定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式的新尝试，其关键术语翻译对变异学理论在跨语际语境中的接受与发展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

　　一、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萌发期

　　严绍璗先生在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时指出:“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因而，“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基于本土经验的对本土文学的创新及发展。在此过程中，本土文学的民族性并未因“变异”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续及充实，“‘排异’中实现自身的‘变异’”。其实早在严绍璗先生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之前，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中蕴含的文论话语异质性问题已经为变异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依据。因为异质文论话语“在相互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此种新的文论话语从本土的文化及文学背景出发，也许是对西方文论话语加以“修正”或“调整”的结果，比如五四期间的浪漫主义者在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调整中，更注重继承浪漫主义的情感维度;或是渗入了本土的文化因素，在对外来“模子”的选择中而实现的文论的“他国化”变异，但此种变异并非一味的追随或排外，而是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有效地吸收并改造外来文论，从而使其成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部分，否则就会导致文论的“失语症”。

　　相比于“阐发”法中由于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变异，翻译中的“变异”则显得更为“隐性”。王晓路在《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章“迁移的变异”中，阐述了英语世界经由语言的中介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不同理解与阐释，指出了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对这一更为“隐性”的变异进行系统阐述及研究的谢天振称其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199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第三章“译介学”中，谢天振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专门阐述，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也特别鲜明”，并指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仅有译者，还有读者与接受环境。依笔者之见，“创造性叛逆”究其本质，实则为跨语际翻译中的文本在语言、文化及接受层面上的变异性，是在忠实基础上对原文本的客观“叛离”。例如在跨语际翻译中，当意义与形式两者不可兼而得之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时，译作势必会受制于目的语的规范而不可避免地在语言层面上产生变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认为翻译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的观点也许言过其实，但将翻译视为部分无法完成的任务却有一定的现实性。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总结的五种在佛经翻译中原文在译文中“面目全非”的情况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萨姆瓦曾指出:“我们所见到的另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该文化的主观的看法。”同理，我们所接触甚至熟知的很多西方文论，亦是经过语言的翻译及文化的过滤后，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本土改造后的“变异”的文论。

　　二、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创立发展期

　　不管其是“显性”抑或“隐性”，对文学及文论中的“变异”研究基本上是在现象或规律层面上进行，而未曾从理论及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一番梳理总结。源于对影响研究中的形象学及媒介学中的变异问题的思考，例如形象学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生成过程中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与异国真实形象一定的相异性，笔者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变异学”的首次命名出现于《比较文学学》一书中的第三章“文学变异学”，并将其分成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及文学误读，但在理论层面上未对“变异学”的命名展开过探讨。有学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的视角出发，思考“能否根据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来支持‘变异学’的命名?或者‘理论旅行’的现象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命名为‘变异学’的重要根据?”。根据“理论旅行”，情境的变换会引起理论的变异。一种理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理论如此，文学文论自然也不例外。“变异学”自提出之日起就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及探讨。对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调查统计，在其主题中输入“变异学”，笔者共搜到已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硕士论文9篇，但这并不包括其他涉及和探讨“变异学”但未在主题或标题中体现的论文及著作，对变异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变异学”理论建构方面。著作《比较文学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即将出版)及《“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2006)、《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2008)等14篇已发表的论文对变异学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架构及成立的理据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分析。变异学提出之前的比较文学研究注重探讨不同文明下文学之间的“同”，并且此种“同”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就是此种求“同”倾向的产物。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就是对此种求“同”倾向的批判回应。虽然其对不同文明间异质性的关注与探讨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方式却具有单向、静态的指向性特征，其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他者”来反观自身。而变异学在对求“同”的回应上则更进了一步。它不仅关注比较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更试图在此基础上达到不同文明下文学间的互补性，最终实现世界文学的总体性。变异学动态的特征使其超越了民族性，具有普适性。因此，变异学范式为处理异质性提供了一种变化的、动态的新模式。在其理论架构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2006)在阐述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得出文学跨越性为比较文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变异学为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并界定了文学变异学的定义及研究领域，对在2005年《比较文学学》中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范围作了一定的调整，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它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进行研究，即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及文化变异学”，为此后变异学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及范围。《跨文明差异性观念与比较文学变异学建构》(2009)对“变异学”中的异质性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曹顺庆教授将差异性拉向共时的文学文本审美和历时的文化功能的变异性上，在文明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将比较文学历史化和美学化，始终把文学性和文化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可偏废的两极，并把哲学层面上的异质性拉回到对于文学研究可以具体操作的文学变异性中”，并总结了比较文学实践上五个学科分支，即诗学变异性、审美变异性、文本变异性、语言变异性和文化变异性。

　　再者，“变异学”理论建构的其中一个学术特征便是始终与跨文明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交织在一起。对此，《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指出变异学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的结果。变异学中的形象变异与文学文论的他国化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一种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态和内涵，应当重视根据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所作的阐释，重视这种阐释与原理论的冲突，重视从中国经验与自身理论出发对引进理论进行自觉的理性抵抗与反动”。其次，“变异学”理论阐述方面。《跨文明“异质性研究”———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06)、《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2009)、《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探析》(2009)、《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国形象研究》(2014)等22篇文章对变异学的理论特征及学理基础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主要探讨了变异学视角下的可比性基础，变异学对翻译研究、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启示性作用。《文学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2007)，探讨了语言层面的变异学，指出了其所指的语言变异现象区别于因为译者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错译滥译，并对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从“变异学”视角来审视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对重新思考传统翻译中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给予了全新启发，即从语言层面的关注转换深入到关注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动因，同时也有助于“比较文学反思和重新定位学科的目标，有助于发掘文学新质的生成机制以及探讨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此外，“可比性”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可通约性”与“和而不同”———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2008)则从变异学角度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即将变异学的学理基础异质性视为学科的另一可比性基础，从而突破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中以求“同”为可比性基础的局限，为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解除了以求“同”为目的的研究困境。“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异质性的提出正是中西两种关注普世性差异思想影响下的必然，是解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困境与学科建构问题的理论革命。”[再者，变异学的提出能很好地解决形象学中的变异问题，辨清形象学的学科定位。“法国学派的理论缺失在于不能反映文学流传中信息的失落、增添与误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接受者、不同文明的影响下的文学阅读的差异。尽管法国学者对此也已有所察觉，但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仍将这个比较文学学科归为实证性影响研究之列。”理论的阐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理论框架，有助于指导人们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实例之中。再次，“变异学”理论运用方面。此类文章如《品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等主要运用变异学理论来进行个案的分析与研究，集中在作品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作品旅行到“他者”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及其缘由。任何翻译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及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翻译中出现的“形象变形”及“创造性叛逆”都是两种文化“异质性”的间接折射。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站在变异学的视角，透过翻译现象来追溯并探究现象背后的实质，挖掘并正视其中的“异质性”，而不是用单一静态的翻译标准进行评判，从而达到良好的翻译文学生态。《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2009)以《西风颂》和《鲁拜集》的译作为例，分析了译作在音韵、形式、意象上的变异，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并以此达到形象地再现原作中诗情画意的翻译目的。《一个有争议的实证性文学关系案例分析———芭蕉与中国文学》(2009)将基于事实的实证性与变异学研究相结合，在正视文学间影响的同时，探析文学流传中的非实证层面———变异现象，即外来文学对作家的影响不全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作家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同化于其创作之中，从而创造出独具艺术价值的作品。此文章兼顾案例的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层面研究，较全面地分析了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变异学对影响研究中实证性所忽视的“文学性”探索的补充，以平等、客观的目光看待两国文学间的交流与关系。因而，文章得出结论:“之所以关于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实证性影响关系存在争议，缘于芭蕉的俳句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松尾芭蕉和他的俳句从本质上说终究是日本的，中国文化被承接后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异。”

　　三、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反思与前瞻

　　首先，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多从历时角度展开，而很少兼顾共时的视角。多在纵向梳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的背景中来阐释比较文学变异学，即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进而转到中国学派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这样也许会让动态多维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式趋向于静态平面。今后的研究重心可适度转向现今比较文学学科的横向发展层面，即中国学者在面对跨文明视角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困境而提出变异学时，之前的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在现今的学科发展中(尤其是如今比较文学在一些“边缘”国家的兴盛)是否受其影响而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或修正。历史语境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在现实语境中发生了哪些变化。相比于这些变化，变异学研究范式的优势与独特价值体现在何处，这些都是以后值得思考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是对特定历史社会语境的回应。历史语境的变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产生影响，使其有别于原先的面貌，促使其原先的研究范式的调整。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解释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范式的独特性与普适性。

　　其次，今后的变异学研究应更注重宏观视野的把握，其一就是注重变异学与之前研究方法的融合。目前多数文章在阐述比较文学变异学时，多提及在跨文明视野下，变异学相对于影响研究中对有事实联系的“同”的求证及平行研究中对无事实联系的“同”的探索的优势，多从变异学的视角来考察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例如《从变异学审视平行研究的理论缺陷》(2009)，从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平行研究的缺陷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它在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普适真理与异质文明以及x+y的困境三个方面的不足。这无可厚非。但有时我们也可以变换视角，从后两者来审视变异学，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从而更加充实变异学的研究范式。同时，在理论运用方面，多单从变异学的视角来分析具体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而很少融合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作者在书中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等综合运用，对所选主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与阐释，是一次非常不错的尝试。其实早在变异学提出之前，有学者在对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考察中就倡导两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结合，认为“两派实可互补，如能在有文学影响的诸国文学里，以影响作为基础，探讨其吸收情形及类同与相异，岂非更为稳固，更为完备?”因而，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的融合何可不为?再者，注重变异学研究的现实向度。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跨学科打通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壁垒，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性与社会性。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动荡的社会及文化巨变引起了一场‘危机感’，要求所有学术学科必须解决处理由社会和政治所引起的问题，以此来重组学科自身，从而保持学术研究的社会相关性”。鉴于此，韦勒克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倡导扩大比较的范围，将诸如民俗学及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向。这也许能部分解释比较文学在经历了只注重“事实关系”实证研究的危机后，在美国又异地崛起。正如有学者而言，“文学及文化分析中比较方法的举足轻重是因为人文学科的社会相关性”。这在如今互联网及新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如何体现变异学研究的社会相关性有很大的思考及阐述空间。

　　再次，对变异学理论中的某些问题还应进行更为翔实的阐释与探索。首先是变异学中应阐清的几个问题，比如变异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及在哪里发生变异?变异的度及规律性是什么?等等。对如上问题的分析能进一步理清变异学的概念及本质。例如关于变异的“度”的问题的探索，即“变”到何种程度才成为变异学中的“异”。《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论“间距”与“变异学”》一文对变异性研究的范围进行了阐述，即“变异学虽然重新为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异也具有可比性，但变异学强调的是异质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类同性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这或许能为今后对于变异的“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启发。这一问题就犹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样，若不对其范围及本质进行一定的界定，就可能导致其意义的无限延散，从而在此过程消解其自身。这就如同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一样，若文学与任何其他学科的比较都可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的话，那么就可能导致比较文学的泛学科危机。变异学中的规律性及“度”亦是如此。最后，关于变异学术语翻译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学科术语的不断生成与发展，尤其近来比较文学在东方的兴起更是如此。因而比较文学学科术语译介的系统化在引进或输出学科理论思想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术语翻译的规范化将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不同思想的融合。“

　　术语是某一特定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式的新尝试，其关键术语翻译对变异学理论在跨语际语境中的接受与发展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术语的翻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统一与规范。例如据笔者对已发表的变异学相关论文英文摘要中关于“变异学”一词的英译，就出现了以下九种不同的译文:“variation”(《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2006)、“mutation”(《变异的本土化———民间故事跨民族传播研究》)(2006)、“variationology”(《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2006)、“variationology”(《变异学视域下的新时期初现代主义论争研究》)(2012)、“variationtheory”(《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和文学变异学———佛克马教授访谈录》)(2008)、“theoryofvariation”(《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2008)、“thevariation”(《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2008)、“variationstudy”(《跨文明差异性观念与比较文学变异学建构》)(2009)及“variationtheory”(《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2010)。“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注意到了文学术语的介入问题，他认为新思想的输入就必然要有新术语的输入。”反之亦然。因此，对术语翻译的梳理及明晰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表明，每一次学科危机的产生及范式的调整都出乎意料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出现将使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实现新的创新与突破。但如上文所述，目前国内对于变异学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空白地带，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阐述，使其更加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比较文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机理及联结刘洪一;中国比较文学2006-04-2034

　　2、当代妇女文学中职业妇女问题——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李小江文艺评论1987-03-0233

　　有关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前史研究

　　摘要：尽管中国学者将西方littératurecomparée翻译为比较文学，但中西文化在轴心期的“比较”还是有着内在的差异，这种差异性甚至影响到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形态，形成了中西各具特色的文学比较研究。

　　关键词：比较文学;比较思维

　　一、《诗学》中的比较思维

　　有关《诗学》的比较思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还不多。大家感兴趣的还是《诗学》的主体内容:摹仿说、悲剧论和艺术的功用。我们认为，《诗学》的言说方式贯穿着比较的思维，这是一种侧重于概念分析的理性思维方法。张尚仁在讨论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后认为:“古代希腊哲学的认识史，在欧洲认识史中属于对主体、课题和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开始形成概念的认识阶段。亚里士多德哲学是这一认识阶段中所达到的认识成果的集大成者。”[4]94文学研究隶属于哲学认识，从方法论上看，《诗学》在进行文学比较时，主体已经不做情感的投入，所分析的概念纯粹是从对客体的比较中抽象出来。马强据此认为，《诗学》是纯理论的思维，“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运用逻辑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这一切推动了西方科学的长足进展。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5]34这一看法显然不符合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历程，《诗学》的比较思维走在经验归纳与逻辑演绎的路途中。朱光潜先生对这一思维概括说:“在《诗学》和《修辞学》里，他用的都是很谨严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它相关的对象区分出来，找出它们的同异，然后再就这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逐步找出规律、下定义。”[6]66这一概括更为准确的说明了比较方法在《诗学》中的运用。《诗学》以比较的方法确定摹仿艺术的种差。亚里士多德给事物下定义贯彻“属+种差”的定义方式，诸多艺术门类在“属”上都是创制艺术，而在种差上存在着区别。种差上的区别就是艺术分类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从种差上为艺术分类:“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3通过三方面种差的比较，亚里士多德将艺术各门类进行了划分，比如他说:“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凭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来摹仿。”[7]4

　　这是从摹仿的方式确定画家、雕刻家与游吟诗人、颂诗人、演员和歌唱家的区别。前者用颜色和姿态摹仿事物，后者用声音摹仿事物。在论述悲剧、喜剧的区别时，亚里士多德运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在于所摹仿的对象:“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7]8-9可见，亚里士多德是通过比较方法来确定知识之间的关系的。创制知识这一“属”内的诸多种差依据摹仿的媒介、摹仿的对象与摹仿的方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表现为绘画、颂诗、史诗、喜剧、悲剧等艺术门类，在相互的比较中，各艺术门类的特点也随之得以展现。《诗学》在论说悲剧定义与创制方法时也贯穿着比较思维。《诗学》的主体部分是论述悲剧的定义与创制方法，这是古希腊戏剧盛行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成就最为突出的艺术门类。就戏剧而言，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已经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也在亚里士多德出生的前一年逝世，因此，在戏剧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能够阅读到古希腊最为优秀的所有戏剧家的著作。《诗学》作为指导学生艺术创制的秘传学问，亚里士多德当然也要对悲剧的创制方法作详尽的说明。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7]19这一定义是通过比较摹仿方式、摹仿媒介和摹仿效果三方面内容而确定，这一比较性的定义囊括了悲剧的六大要素，同时也确定了悲剧创制的技术性要求。亚里士多德论述悲剧情节安排就以是否能够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为标准，他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7]31为了达到悲剧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情节安排的“突转”、“结构布局”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比如在情节“突转”上，他要求不能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也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只能写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由于犯了错误由顺境转入逆境。在布局上，亚里士多德要求单一的布局，他通过比较单一布局与双重布局说:“第二等是双重的结构，有人认为是第一等，例如《奥德赛》，其中较好的人和较坏的人得到相反的结局。由于观众的软心肠，这种结局才被列为第一等，而诗人也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才按照他们的愿望而写作。但这种快感不是悲剧所应给的，而是喜剧所应给的。”[7]41-42

　　从这些言说方式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非常理性的。首先他通过比较种差确定悲剧的定义，然后以悲剧所要达到的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的要求确定悲剧的情节安排。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亚里士多德的个人情感与客体保持着距离，他论说的是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诗学》在批评方法上也运用着比较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诗学理论是在其老师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柏拉图的诗学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反思的对象。《诗学》中一些经典的论述往往来自与柏拉图的比较。例如，在论述诗能否摹仿真理时，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为真实，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7]28-29这段论述表面上看，是诗与历史的比较，实际上是对柏拉图诗是“摹仿的摹仿”，“诗与真理隔着三层”的观点的反叛。在对悲剧效果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与其老师对举。柏拉图认为，摹仿诗人引发了群众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使人的性格中理智失去了控制，因此破坏了“正义”。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的认为，悲剧能够净化情感，从而逆反了柏拉图的悲剧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构成了对比关系。陈康先生说:“在亚里士多德寻求智慧的过程中，柏拉图的影响之广是惊人的。在这项研究中，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每一个主要方面都以柏拉图哲学为背景。”[8]406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对柏拉图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比的方法更为集中的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对柏拉图哲学的反叛。通过比较，诗的特性得以确认，其地位得以张扬。

　　《诗学》的比较方法是理性的思维方法，祛除原始思维的诗性智慧。古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开始，逐渐摆脱了神话思维的影响，运用了概念、推理和论证的方法来说明世界，这是人类认识方式与认识能力的飞跃。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希腊哲学史》探讨了古希腊哲学与神话的关系后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将这种想象性的猜测转变，飞跃成为一种理性的思维，就产生了哲学。所以，古代希腊神话应该说是希腊哲学的史前史。”[3]84飞跃是一种质的变化，哲学斩断了神话的脐带，以新的姿态开辟人类文化的新纪元。亚里斯多德是这次文化飞跃的集大成者，在思维方法上吸取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的智慧，祛除了原始思维的想象性、以己度物和以象见义诗性痕迹，开创了抽象高蹈的形式逻辑思维。《诗学》中的比较方法就是形式逻辑思维的具体体现，比较可以是三段论的辅助，也可以是走向归纳结论的桥梁，因此，《诗学》灵动而又深刻的论述了艺术的本质，许多结论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二、《诗学》隐喻理论的理性诉求

　　比较的思维在《诗学》中有另一层面的运用:隐喻。隐喻是比喻的一种方式，即以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事物。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看，隐喻原是远古先民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想象性和以己度物的诗性特征。维科在《新科学》中论述了先民想象力旺盛、推理能力相对薄弱的思维特征，指出处于这一阶段先民的思维方式为隐喻，他说:“根据上述来自玄学的这种逻辑，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替换(局部代全体或全体代部分)和转喻的来源。……在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9]176在维科看来，原始时代，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薄弱，词汇的积累也比较贫乏，因此，先民表述较为抽象的事物必须借助具体的事物，比如以具体的“头”指示抽象的“人”的概念。可见，隐喻是原始先民出于本性的表述行为。隐喻到了亚里士多德手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一种原始的思维方法发展为有意为之的修辞手法。语言学家埃科认为，“隐喻这个论题，是亚里士多德首次在《诗学》中提出的。”[10]179埃科所谓的首次，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运用理性思维论述了隐喻的理性运用。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原始人如何理解物我关系，在城邦注重演说能力的时代氛围中，亚里士多德更加注意语言运用的技巧。汪子嵩等先生在《希腊哲学史》中描绘了古代希腊修辞学盛行的状况后，说:“在古代希腊修辞学早有创立和研究，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活跃，演说和论辩是政治上谋进取、法庭上舌战取胜的重要手段，智者修习修辞术风靡一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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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熟的城邦民主制催生了修辞术，从而使隐喻的诗性披上了理性的外套。亚里士多德论述隐喻，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运用智者的学说，顺应时代氛围，将隐喻限制在修辞技巧的范围内。埃科在论述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时说:“隐喻被定义为是使用另一种类型的名词，或被定义为由一对象的真正名词到另一对象的转移，通过由类到种或类推作用可以出现的一种行为。”[10]179-180这是一种语言的运用能力与技巧，亚里士多德说:“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1]8可见，理性思维遮蔽了隐喻的诗性智慧，冷冰冰的利益算计取代了隐喻所蕴含的诗性温情，人及其利益开始在文化生活中凸显，成为支配文化活动的“上帝”。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隐喻思想正是这一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探讨了隐喻的运用，其具体的论述贯穿着理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字是字的一种类型，他说:“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7]73隐喻既然是用其他事物的字借来表述这一事物，它必然涉及到甲事物(别的事物)、乙事物(所表述事物)和隐喻字三方面的关系。隐喻字原用于表述甲事物，现在不表述甲事物，而用来表述乙事物，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其目的就在于以熟悉的甲事物替代听众不熟悉的乙事物，从而使人们更好的认识乙事物。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隐喻的类型:借属作种、借种作属、借种作种说明了甲乙事物之间构成了种与属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借用往往是一方比较容易感知，一方难以认识，所以隐喻是人们学习陌生事物、知晓陌生事物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说:“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极大的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字的意思又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12]176

　　隐喻所产生的愉悦效果只是一种认识上的快感，其理性色彩非常强烈。亚里士多德还论述到了隐喻的类同性，这种类同布莱克称之为比较理论。亚里士多德说:“类同字的借用:当第二字与第一字的关系，有如第四字与第三字的关系时，可用第四字代替第二字，或用第二字代替第四字。有时候诗人把与被代替的字有关系的字加进去，以形容隐喻字。”[7]73-74类同字的隐喻是最受人欢迎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隐喻能够“使事物活现在我们眼前”[11]187隐喻的四种类型都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只不过借属作种、借种作属和借种作种三种类型是借语词的形象性使事物活现于眼前。比如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俄底修斯曾作万件勇敢的事”、“用坚硬的铜火罐割取血液”，语词之间的换用增加了句子的形象性。类同性的隐喻则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似与类似关系，是相似性基础上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关系。隐喻词实际上就是事物之间类似关系的体现，因此“隐喻关系不能太远，在使用隐喻来称谓那些没有名称的事物时，应当从切近的、从属于同一种类的词汇中选字，这些字一说出来就该让人明白这种切近的关系。”[11]167类同性隐喻的比较在词语的聚合关系中进行，第二字与第四字之所以能够相互替代，就是词语的聚合关系体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修辞学家布莱克据此说:“如果一个作者认为隐喻就是把一种业已存在的类似或相似性呈现出来，他所持的这种看法我就称之为比较理论。”[13]146布莱克从比较理论的角度论述隐喻，他着重的是隐喻所体现出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布莱克，隐喻背后的诗性思维已经完全消失，隐喻成为诗人有意为之的艺术手法。《诗学》中的隐喻首先是一种悲剧的修辞技巧。亚里士多德是在论述名词的种类时讲到了隐喻字，它应该隶属于双字复合名词。隐喻字在悲剧中的运用可以形成高雅而不平凡的风格。亚里士多德说:“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无奇，克勒俄丰和斯忒涅罗斯的诗风格即是如此。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所谓奇字，指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以及其他一切不普通的字。”[7]77

　　选用隐喻字避免风格的平凡，是针对悲剧的写作技巧而言，通过这一修辞技巧，悲剧避免了平淡，增强了审美价值。将隐喻作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修辞技巧，体现的是理性的技术思维。隐喻能够赋予平凡的语言以表现力，从而引起观众的注意，煽动起观众的感情，获得观众的认可，这正是法律演讲、议政演讲和宣德演讲所要达到的目的。隐喻就是服务于这种目的的技巧性修辞方法。法国哲学家利科曾对亚里士多德分别在《诗学》与《修辞学》中论述隐喻感到惊奇，他说:“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修辞学与诗学的这种二分，因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隐喻就属于这两个领域。”[14]利科还只是从修辞学看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没有体会到隐喻所蕴含理性思维。亚里士多德是将隐喻作为一种服务于某种目的的表达技巧加以分析，《修辞学》服务于演说的效果，《诗学》服务于悲剧风格的塑造，因此，两者之间的隐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隐喻的方法、构成、内容必须顺应使用隐喻的目的，因隐喻目的的转换而改变，这正是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主要特点。《诗学》中的文学比较与隐喻理论是希腊轴心期理性精神的文化成果。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突破期”，是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集聚能量的突破，奠定了以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和标准。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孔孟时代均属于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期文明。然而，中西轴心期文明所奠定的基础却有着内在的差异，中国文明保存着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明时代的诗性智慧，希腊文明则断裂了与诗性智慧的联系，将诗性智慧导向了理性思维。

　　张光直认为“一个是我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的，主要代表是中国;一个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15]17-18轴心期这种文化转变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比较思维的不同形态。中国比较思维保留着诗性智慧，是诗性智慧“以象见义”特征在文明时代的延续，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诗性关系的持续存活。西方比较思维则斩断了与神话的联系，诗性智慧转变了理性思维，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类似性想象被理性的逻辑、冷漠的利益算计所取代。《诗学》中的比较思维与隐喻理论正是文化断裂后新的文明形态的文化成果，其运思方式迥异于中国比较思维。可见，尽管中国学者将西方littératurecomparée翻译为比较文学，但中西文化在轴心期的“比较”还是有着内在的差异，这种差异性甚至影响到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形态，形成了中西各具特色的文学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维拉·波兰特,方维贵文艺研究1986-03-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