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是文学与教育的有机结合。宽泛意义上的文学教育，是指人们从文学阅读活动中所受到的教育。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学教育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现代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视与现在女性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历史发展源头上具有同一性，而女性期刊早期栏目的儿童文学设置以及女性作家对于儿童文学的参与，也使得现代文学中“妇女和儿童”问题得到了启蒙者的重视。
关键词: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现代女性文学
伴随着女性解放问题，儿童的发现与儿童的教育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这种指征最明确的是震动寰宇的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正所谓“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①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使得他成为中国第一位从“未来国民”的角度思考“开民智”“养新民”的人。而由此生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于儿童问题的关注，魏寿镛、周侯予合著的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教育)研究著作《儿童文学概论》中说:“这两旁的不用说，年来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研究试验，不是这个‘儿童文学’问题么?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演说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②
这种对于儿童文学的关注也大量反映在当时的报刊、期刊当中，其实早在晚清时期儿童文学报刊杂志就已经开始出现，并出现了儿童文学丛书。1875年，美国教会学校清心疏远创办了《小孩月报》(后更名为《开风报》)，1897年上海蒙学公会创刊了《蒙学报》，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教科书《蒙学课本》(文言文)，1910年孙毓修开始主编出版《童话》丛书，《童话》共计102册，以译述、改编为创作方法，其中包括29中中国历史故事，包括《史记》、《前后汉书》、《唐人小说》、《木兰辞》、《今古奇观》等等，48种取材于西洋民间故事，如希腊神话、《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格林童话、贝洛童话、笛福小说、斯威夫特小说、安徒生童话等等。
与儿童期刊相对应的就是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儿童文学的翻译、传播、研究和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儿童文学领域进行着初期建设和耕耘，在儿童文学翻译方面，尽管当时没有明确的儿童文学概念，却出现了为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翻译盛景:1888年张赤山翻译的《海国妙喻》(《伊索寓言》)(继1625、1840年的第三个中译本，1907年放入《海外异闻录》出版由天津时报馆代印)，1900年对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的进行了大量、多版本的翻译，1902年2月到1903年1月，在《新民丛报》第2号到24号连载了梁启超、罗孝高翻译的《十五小豪杰》(法文原著名《两年间学校暑假》)，1902年11月到1903年9月《新小说》(1———7号)刊出的《二勇少年》(南野浣白子述译)，1903年徐念慈翻译的《海外天》由海虞图书馆出版，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临沭、李世中合译的《爱国二童子传》，1905年包天笑翻译的《儿童修身之感情》(1905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及其191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单行本的《苦儿流浪记》等等不一而足，虽然这些作品有的秉持科学、有的秉持奇幻冒险，有的主旨在于教育，有的则着力于宣扬爱国主义，但比较明确的是其翻译均有这样的初衷，如梁启超说“见这本书可以开发本国学生的志趣智识，因此也就把它从头译出”又如包天笑翻译《儿童修身之感情》时说“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③
对儿童文学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在精英知识分子的思考视阈中，1912到1913年，周作人发表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等文章，才真正将儿童从“未来之国民”的身份还原到儿童的身份，不仅把儿童看作独立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以儿童特质出发去研究儿童，这种主张是最切合儿童文学研究命脉的观点。钱理群在对周氏兄弟的研究中，就极大肯定了周作人对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的贡献，并认为五四时期周作人对儿童问题的考察与其早年在绍兴时偏重国家民族繁衍的立场不同，而是转向了“人”的健全发展的角度，将儿童作为“人的发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钱也强调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进行的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在文学观念、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开拓。④
而另一位举足轻重的儿童文学研究者翻译者就是鲁迅，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占据了他120余篇翻译的重要部分。早有研究者发现，从1921年左右鲁迅与周作人的通信推断，周作人从最初对安徒生童话全无兴趣到后来成为“中国介绍安徒生第一人”的成长过程中，鲁迅起了指导与启蒙的作用⑤。就在《妇女杂志》上，鲁迅也先后发表过翻译爱罗先珂的《鱼的悲哀》《小鸡的悲剧》。与此同时，诸多知识分子也纷纷重视儿童文学，如知名学者赵景深、郑振铎、张梓生等人，他们不仅广泛翻译了俄罗斯、日本、欧美知名童话，还进行了专门的有关童话的学术性讨论，如发表于《妇女杂志》八卷1号通信栏目的郑振铎《儿童世界宣言》、同期的赵景深、张梓生的《儿童文学的讨论》、八卷7号冯飞的《童话与空想》、十六卷1号霜葵的《童话与妇女》、十七卷10号朱文印的《童话作法之研究》，赵景深还于1924年将有关文章会变成中国首部童话论文集《童话评论》。
那么，儿童文学类型又是如何与女性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呢?早在维新变法之初，梁启超就已经将儿童教育的责任与女性的家庭教育相联系，他认为，儿童教育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师。而当时中国的教师“蠢陋野悍，迂谬猥贱”，“毁齿执业，鞭启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导之不以道，抚之不以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教师，才使得中国的儿童教育质量低劣，“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而儿童教育的关键，百分之七十二归于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梁启超又特别强调母亲对儿童的影响，但可惜的是:“中国妇学不讲，为人母者，半不识字，安能叫人”，所以“女学衰，母教失”。⑥因此要发展儿童教育，就要发展女子教育。《女子世界》发刊词中《女界钟》的著名撰稿人金一也这样去理解女性的“母体”功能:“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先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先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⑦可见在维新改革派及其观点接受者那里，女性首先的属性是母性，这里就孕育着母与子的天然联系，而女性教养儿童成长的逻辑也由此而来，可以说这种女性与儿童的必然性联系建立的基础仍然是一种女性归属家庭的传统女性价值取向，承认女性教育之功的前提一不是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二不是儿童自身的儿童发现，但是注重女性教育提升对儿童子女的教育，这本身确实起到了对女性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推动作用。
儿童文学由此也进入了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女学体系中，1923年4月钱基博在其所拟的《三年师范讲习科国文教学纲要》之“本科作业支配”中将“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自由发表思想”与“解悟小学教学法”作为师范教育的三项要务，并指出若要“解悟小学教学法”就要研习“儿童读物研究”和“改文”两类重要的课程⑧。1924年北师大附中高级部女子师范科课程标准中开列的科目有“模范文选”、“书法”、“文字学”、“国语发音学”、“语法”、“修辞学”和“儿童文学”。⑨张圣瑜在其所著的《儿童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的“例言”中写道:“本编材料适敷师范科学生第三学年第一学期两学分之修习，编者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作为研究材料，复经邵鹤亭君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采为教材。”教育系统尤其是女学教育内儿童文学的重视和固定化更为女性与儿童文学发展树立了牢靠的思想接受基础和现实储备。
女性期刊发行之始就将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这一体裁纳入到撰稿的视阈中。以《妇女杂志》为例，自1915年发刊始至1932中刊物终结，没有中断对于童话小说的刊发，在王蕴章主编时期，共刊发“余兴”栏目(家庭俱乐部)童话41篇;章锡琛主编时期刊发家庭俱乐部“儿童领地”童话38篇;即使其后编辑屡经更迭，还发表了16篇。如此宏大的童话刊载量在现代报刊上的出现意味著几个事实:第一，当时的知识分子(撰稿人、编辑者)充分认识到了儿童文学的重要价值和作用;第二，尽管数量巨大，但是童话大都来自于西方儿童文学资源的借用和翻译，真正原创性的儿童故事仍属少数，这恐怕也是民初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现实境况;第三，童话体裁在女性期刊的出现印证了女性期刊在编辑话语时的天然的母性定位，将儿童、家庭统一归纳于女性事务范围之内。女性期刊早期栏目的儿童文学设置以及女性作家对于儿童文学的参与，也使得现代文学中“妇女和儿童”问题得到了启蒙者的重视。
注解:
①梁启超.立法宪议•少年中国说[c].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5.
②张心科编著.民国儿童文学教育文论辑笺[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1.
③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106.
④钱理群.第四讲: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c].见: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0:48-64.
⑤藤井省三.鲁迅与安徒生———儿童的发现及其思想史的意义[c].见:陈福康编译.鲁迅比较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⑥梁启超.论幼学[c].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45-60.
⑦金一.女界钟[j].女子世界，1904，1(3):2.
⑧光华大学教育系、国文系编.中学国文教学论丛[a].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17.
⑨高级部女子师范科国文课程标准[j].北京市大周刊，1924，237(5).
摘要： 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育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我专业在近两年的专业建设中以高度的创新意识和责任感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在吉林大学和文学院的历次教学检查与评估中均位列前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世界文学;比较文学
一、教学现状与分型建设
高校本科生大规模扩招后，急剧增加的学生人数对各个专业的师资力量配置、教学手段和方法的重新调整与组合都提出了挑战。目前，我院外国文学教研室的本科基础主干课有3门，即“欧美文学史”、“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其中，“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每届人数约为5060人;而“欧美文学史”的授课对象却包括6个专业的所有本科生，每次上课人数基本在250人以上，同时，我们还要为全校本科生开设4～5门大选修课。科目数在大幅增加，但每科的课时数却被急剧压缩，这就造成了教师和学生间双向的难分重点与顾此失彼。首先，学生所学专业不同，素质不一，使得其对教学程度的要求、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教师也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解决这种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其次，目前，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还不够丰富，小课堂和大课堂没有区别，导致在小课堂上很难充分发挥培养学生的自主性与学术潜力，而在大课堂上又受限于面积和人数，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再次，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课程配置急需改进。针对不同的课程要求，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尽快解决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教学环境，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外国文学总课程的“三分法”建设目标，即“分型、分层、分流”教学。教育的重要规律之一是因人施教，即使是相同的课程，面对不同的接受对象，也要采用不同的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所谓“分型”就是要把“外国文学”课程拆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双语教学三大类型，制订各自可行、可循的教学目标与任务，完成具体而系统的课程建设;所谓“分层”即根据授课对象所学的专业和素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所谓“分流”即根据课堂大小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辅助教学手段。如“欧美文学史”是校精品课，也是各专业必修课，我们就将其列为教改重点，重新确定教学大纲与授课重点;“东方文学史”和“比较文学”是选修新课，为了保证专业基础知识的平衡延展，我们就在小课堂上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强化对学生学术素质的培养;校选修课属于“通识教育”，需要深入浅出，我们就在课件和教学辅助手段上下功夫，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学基础常识为目的。
二、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的改变
我教研室在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间，针对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21世纪是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已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革新，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
三、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第四，利用录像、展览等手段记录、展示教学成果。我们用录像机将教改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教改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发动学生将师生互动的教改课程布置成可观、可感的平面展览，在教学楼内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
我们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这一中心积极地探索，在教学方法上也做到了不断推陈出新，成功实验了多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在“比较文学”课堂上广泛应用了讨论参与法，从学生求知创新的促进者和合作者的立场出发，改变传统教育中“惟师是从”的专制师生观，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有的教师在“欧美文学史”课堂上采用表演式学习方法，发挥文科学生的艺术水平，让他们亲自演绎所学名著中的场景，以加深理解，如讲解《圣经》时，要求学生分组自由选择《圣经》中的精彩典故进行表演。而校选修课的教师们专门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周末或晚上为学生放映与欧美文学相关的戏剧、电影名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尝试都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育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我专业在近两年的专业建设中以高度的创新意识和责任感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在吉林大学和文学院的历次教学检查与评估中均位列前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人文学和高等教育杜维明,李若虹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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