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地缘政治论文

　　二战地缘政治论文篇二

　　论二战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文章回顾和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纳粹为代表的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实质，认为其根源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实质是帝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新法西斯主义、新种族主义具有在理论上更加精巧，借助互联网快速传播，趋向于非常规的恐怖暴力活动等特点。文章指出必须从维护人权的角度彻底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关键词：民族主义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作者马俊毅，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编辑。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一场浩劫，法西斯所秉持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但是二战深刻的祸源之一，而且种族大屠杀和种族清洗也将这场战争推向了丑恶和惨烈的顶端。战争留给人类的除了创伤之外，更多的应该是全面的反思，深刻的警醒，理性的思考。我们要深刻反思民族问题在二战的爆发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更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凝聚力和推动力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60年之后的世界仍旧不平静，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地区争端和贫富悬殊等考验世界和平的因素依然存在。只有以史为鉴，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思考，才能正确地处理民族问题，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的概念较多，本文将其界定为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基于对本民族的归属和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张扬民族文化、追求民族利益的言论和行为。民族意识是产生民族主义的基础，而民族主义之所以要称为“主义”，是指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上，又上升为一种较有系统的、自觉的理论和集体共识，并且往往会通过社会组织等进行集体的表达。笔者以为，二战中法西斯主义所秉持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而，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系是无法割断的。可以这么说，纳粹种族主义是民族主义这棵大树上长出的一个病枝，是人类张扬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利益的过程中品尝到的一枚苦涩和危险的果实。

　　“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出现的人类共同体，人类对自己的血统、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等这些构成民族的要素的归属感和热爱也可以算作一种古老的感情。然而，近现代话语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被人们认识和讨论的。?众所周知，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与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安东尼·吉登斯将世界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概括为“新兴世界体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对于16世纪以来的新兴世界体系的巩固至关重要。尽管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对于民族国家的兴起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民族-国家体系却并不能化约为这二者。现代世界在形成过程中其实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体系的交叉影响。”[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14世纪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民族国家产生并开始发展，民族主义思潮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高举民族的旗帜，用民族主义的思想动员本族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和割据，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英、法、西班牙的国王们以摧毁封建贵族领主势力为代价，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有效地整合了社会资源，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的诞生，也是现代民族即国家民族(nation-state)美国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称其为“政治民族”，认为在此之前的“民族”只能是“文化民族”。转引自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诞生的过程,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包括一个国家民族的最终确立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讲，就如黑格尔所说：“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转引自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在欧洲经历了对新兴世界体系具有决定作用的民族国家和国家民族的相互的锻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渐浮出水面，“一个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冲动，要求国家具备有效的社会资源和动员能力”，“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⑤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包含了现代因素的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不但表现为文化上对本民族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体现为政治上建立民族国家的具体的诉求和对民族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张扬。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

　　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最终目标，也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终结。随着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的欧洲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化国家要得到原材料的供应并为产品寻找市场而夺取殖民地，建立势力范围。在对市场、贸易通道和原材料的需求的竞争中，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各个民族国家的矛盾加剧了,在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单元的竞争态势中，民族主义成为最好的理论武器。“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金钱、教育、权利构成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将人们分割开来。一个世纪以来，只有一种感情能抹去这种障碍，那就是民族主义。欧洲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加剧，它来自越来越狂热的民族自尊心与越来越强烈的超越邻国的意图。这种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为了祖国不惜牺牲一切。”[法]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蔡鸿滨、桂裕芳等译：《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二、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根源和实质

　　(一)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根源

　　1.德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现代话语的民族主义虽然诞生于民族国家的新兴世界体系，但是，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无数个身影中，隐藏着人类不同的民族的编码，包括文化、血统、历史记忆等。所以，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德意志人原是众多部族的混合体，政治上也是长期分崩离析，没有统一的可以称之为德意志的国家。17世纪中叶，德意志人分别居住在314个邦和1475个独立骑士领地上，而经济、文化的发展，抵抗外来侵略，都迫切需要统一的国家。可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德意志邦国的争霸又使统一大业倍加混乱和艰难。参见袁伟时：《铭记德国法西斯兴起的历史教训——答〈看世界〉特约记者于平》，在欧洲其他国家实现了统一，建立了民族国家的时候，德国还处于分裂的状态。特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德意志民族国家曲折的统一道路，其不是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建立的，而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自上而下靠武力征服而成。所以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与立宪民主相联系，而是与文化民族主义相联系(分裂割据的德国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知识分子自觉抵制，通过挖掘古日耳曼的光荣来寻觅维系民族感情的血脉，促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成长)，因此，德国的民族认同侧重于本民族的文化、血统，后因德国的武力统一而进一步带上了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很快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为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埋下了隐患。参见未知：《诸国宪法中“种族”涵义的探析》，

　　民族主义情绪和种族主义思想在德国 文化中积淀较深，德国思想史上影响最为巨大的新教创始人路德(1483—1522)在其晚年，就疯狂攻击犹太人。1853—1855年，法国人戈宾诺(1816—1882)出版了共4卷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明确地提出了雅利安人雅利安人(aryan),古代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民族，其 语言为印欧语。由于戈宾诺伯爵和h·s·张伯伦的鼓吹，出现了“雅利安人种”的说法，即凡说印欧语的民族，凡对人类进步贡献大最大的民族，凡是人种高于闪米特人、黄种人、黑 种人的民族，都是雅利安人种。北欧的日耳曼人则是纯粹的雅利安人。这种说法被希特勒所利用，但已被人类学家所否定。参见马啸原：《西方 政治思想史纲》，高等 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6 页。优越论，强化了德国的民族优越思想。之后，德国一直不乏浪漫主义而非理性的反启蒙的知识分子为民族主义思想推波助澜。尼采(1844—1900)著作中充满了对犹太人歇斯底里的谩骂，他还彻底否定了犹太基督教价值，说那是衰退民族的阴谋，认为必须铲除衰退的民族。就算是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1770—1831)也没有摆脱极端民族主义，他在《历史研究》中强调，天命(绝对理念)在其 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天命落在东方人头上;第二个阶段，天命落在希腊-罗马人头上;第三个阶段，天命落在日耳曼人头上。“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国家至上和从事战争，就是天命对日耳曼民族的要求。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也继承尼采的思想，强调血缘、强权、暴力和战争，为大屠杀的行动正名，为德国极端种族主义推波助澜。参见杨鹏：《天堂还是地狱?——纳粹德国投降60年的思考》。

　　2.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成为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化剂。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较晚，但也取得了后来居上的成绩，具备了与列强争夺的实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以德国战败而告终，这一失败不仅把德意志民族争霸世界的美梦打得粉碎，而且被套上《凡尔赛和约》的沉重枷锁。形势变化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德国国民的 心理承受能力，致使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恶性发展。一战结束后，在国际秩序方面，尽管兴起了以威尔逊“和平十四点”为载体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但实际运行的还是强权政治，强国普遍对弱国实施排斥、欺负和宰割。当时，德国民众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民族主义就像一只被挤压过度的皮球一样，反弹而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当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还处于反抗强权政治阶段时，就很容易获得了民众支持。

　　3.资本主义世界的 经济危机导致了极权政治和极端民族主义。1933年，德国的失业人口达600万，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上，希望扭转失控的经济状况。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经济危机和人们的愤恨情绪，他向国人许诺就业和面包，认为德国的不幸应归咎于犹太人、共产党和《凡尔赛和约》。国家 社会主义党在选举中获胜后，参见[法]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蔡鸿滨、桂裕芳等译：《欧洲史》，第542页。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出任德国政府。他利用了当时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使之狭隘化、极端化，他公然声称：“首先，我国人民必须从既无希望又无秩序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接受一种有意识、有步骤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教育。”[法]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蔡鸿滨、桂裕芳等译：《欧洲史》，第544页。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驱使下，德国很快走上了对内实行军国专制主义，对外实行扩张的法西斯的道路。这条道路被日本所模仿，使其在二战中走向了毁灭之路。事实证明，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能拯救任何民族，相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二)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及其实质

　　1.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要认识法西斯极端的民族主义，就必须对民族主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虽然民族主义是一种古老的感情，但是伴生于民族-国家的新兴世界体系的民族主义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首先，民族主义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特点。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在英、法等自下而上的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具有自发性，那么当统一的民族国家逐渐强大并成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样板时，民族主义被抽离出来了，具有了政治实用主义的特点。所有民族主义最终的诉求都包含着权力和政治内容，民族主义成为一种话语权，它能够赋予民族国家和权力集团合法性，成为政治势力争夺社会资源的方式。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政权就利用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动员的有效手段。因此，“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形式，本身不涉及价值判断”，“要判断一个民族主义的性质及其和政治的关系，只能根据它的意识形态和其诉求的政治权力”。徐迅：《解构民族主义：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如英、法、美表现出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平等、自由，所以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保护个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权力受到限制，国家为保护公民权应该实行法治和分权;德、日、意法西斯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相结合，实施的是专制的独裁恐怖统治。

　　其次，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民族主义具有内部性和外部性相结合的特点。民族主义不仅塑造了民族国家，还在塑造民族国家的关系。对于某种民族主义的认识，必须结合内外两个方面来分析。除了分析其植根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所体现出的特点外，还必须将其置入近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场域。例如英、法等对内实行民主的民族主义的同时，也有可能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对外实施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历史，包括极端民族主义的历史，对近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构建的国际关系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一般说来是革命的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特权的思想理论，主张民族内部成员的不分阶层的平等和团结，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一般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历史局限，在取得政权以后，往往以民族利益为掩饰，加紧对本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并以各种形式侵犯其他民族的利益，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呈现出消极、反动的一面。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原本进步的民族主义分化、蜕变出具有利己、侵略、扩张等性质的民族利己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霸权主义以及种族主义。这是西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粹极端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由于工业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军事武器的升级，民族主义一旦与国家机器和国家暴力相结合，其产生的控制力、威胁性和破坏性也大大增强了，德、日等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就是其中的典型。

　　2.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批判。(1)它包含狭隘的民族主义。第一，“有意识地把民族当作它整个思想的中心”。希特勒宣称：“民族社会主义既不把个人也不把人类作为其考虑问题、 发表意见和做出决定的出发点。它有意识地把民族当作它整个思想的中心”。“必须使每个人逐渐认识到，他的自我同整个民族的存在相比是无足轻重的”。转引自《战争狂人希特勒鲜为人知的绘画作品》，将民族这个身份作为人的第一社会属性，同时将其作为至高无上的理念和信仰，这是极为荒谬的，正是将“民族”的理念推向了极端，才会导致“种族与种族的斗争”等危险的理论，才会有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置其他民族于死地的残酷行为。第二，民族和国家至上论。打着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旗号，要求个人必须服从于统治者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实施的一切行为，这种结合了专制主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精神上具有迷惑性、欺骗性，让千千万万德国人深受其害，成为法西斯精神上的奴隶，行动上的帮凶。第三，试图建立“纯粹”的民族国家。在纳粹党建党纲领中，占据重要内容之一的就是建立纯粹的民族国家的设想。纲领宣布，在这个国家里，有德意志血统者方可成为国民，犹太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人不能成为国民;不仅要阻止非德意志人继续迁入德国，而且在1914年8月2日

　　之后迁入的非德意志人必须立即吊销户口，强迫他们离开德国。参见沈永兴、 朱贵生：《二战全景纪实》，为了这一目的，不惜使用武力的、恐怖的手段对付其他民族，甚至实施种族灭绝，这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国家的错误认识。历史证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即使是以单一民族为主体建立的民族国家内部，也会有少数其他民族以及各种移民。所谓建立纯粹的民族国家的理念是荒谬的，在现实中必将导致民族间流血、冲突。第四，狭隘的民族优越论，即认为自己民族的一切，包括生理属性、文化属性都是最优秀的。希特勒提出了血统论，认为日耳曼人的血统是最纯洁的，是最优等的民族，是最具有创造力的民族。为了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必须禁止与其他民族的通婚。参见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第497页。其他民族是劣等的民族，他们天生就应该被奴役。综上所述，狭隘的民族主义，无论对本民族内部，还是对其他民族，都是危险的。(2)法西斯极端的民族主义还体现为民族利己主义、民族霸权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第一，民族利己主义体现在纳粹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践踏、侵略、屠杀其他民族，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杀。第二，民族霸权主义。世界历史上屡屡出现某个民族在自身势力强大时，妄图称霸世界的现象，而历史证明，其结果要么是昙花一现，要么是自我毁灭。第三，民族沙文主义是指极端民族主义和好战情绪。纳粹鼓吹战争和武力，为了达到和其他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目的，希特勒公然宣称，只有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两条道路，其中，“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其“利益是无可限量”的。参见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第500页。在这一点上，日本军国主义具有同样的性质，它的道路就是为了掠夺发展资源的道路。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要向帝国主义迈进之际，世界各个大国的势力范围早已划分完毕。而日本又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极端贫乏的国家，所以靠武力掠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半岛就成了日本的战略方针。

　　3.法西斯种族主义批判。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不同，但是有一定的联系，民族主义并不会必然地导致种族主义，然而，极端民族主义则极有可能导致种族主义。当极端民族主义把民族上升到“宗教”和“信仰”的高度，或者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不择手段，侵犯其他民族利益时，就会强调和夸大民族之间的生理特点的差别，杜撰种族优越论，并且制造隔阂，进行歧视，甚至实施种族迫害和种族灭绝。

　　虽然种族歧视、种族偏见、种族隔离、种族压迫的思想和行为古已有之，但“种族主义”之出炉，不仅使这种古老的偏执成为一种理论，而且还将其披上了近代科学的外衣。塔吉耶夫明确地提出了近代种族主义与一般的种族歧视思想之不同。在他看来，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它以近代科学产生时期西方的一些“科学”化了的人文研究为源头，例如从林奈、布丰等人建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分类学扩展出来的人种进化论与种族分类学、贝尔尼埃的人文地理学等等。他认为：“种族主义表现为世俗化的产物，表现为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秦晖：《反对种族主义：以自由的名义 ——评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就好似一对孪生的恶魔，给亚、非、拉殖民地及其人民造成过极其深重的痛苦和灾难”。李新烽、王南：《 世界向种族主义说“不”》，《人民日报》2001年9月7日。16-19世纪的欧洲，充满了各种民族主义思想以及试图为其提供依据的所谓的科学理论和学说。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最先建立民族国家的西方各国更加强烈地需要为自身的民族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寻找理论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套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规律，将人类划分为优等或劣等种族，将生物界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看作社会的道德原则，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看成是兽类相互搏斗的关系，为资本主义不择手段的残酷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侵略，西方殖民者纷纷进入不发达地区，对当地的民族实施了奴役、驱逐、杀害。上述种种因素使得种族主义的理论具有了现实基础、甚嚣尘上。最新的考古学研究表明，不同人种的人类具有共同的祖先，即起源于东非，并且这一发现已经通过最先进的dna检测技术得到了验证。参见奇云：《dna技术帮助科学家考察中国人是否来自东非》，《环球时报》2005年5月22日。在德国这个素来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优越感的国家，种族主义理论的发展找到了最好的土壤，最终将西方种族主义推向了极端，造成了人类的灾难。纳粹认为人是以种族划分的，雅利安人是高等的“优等种族”，“优等种族”应该奴役“低等种族”，犹太人是低下的“劣等人”，他们甚至不配被奴役，因此要彻底地消灭他们。参见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第498页。“优等民族”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劣等民族”愚昧低能，注定要沦为被统治者，其实质与所有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理论完全一致，但法西斯种族主义以其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和以国家名义实施的种族暴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种族主义是一种野蛮的理论和行为，它具有反文明的性质，是对人的平等和自由，对人的基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的侵犯。因此，种族主义往往伴随着专制、暴力和恐怖。“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从产生到实践，始终伴随着暴力恐怖活动，或者说，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是通过暴力恐怖行为加以推行的。”郝时远：《种族主义与暴力恐怖活动》，《世界民族》2002年第1期。可以说，法西斯种族主义是凭借纳粹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而成为失控的妖魔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上百万的犹太人被残忍地杀害。在日本，在军国主义和天皇专制统治的基础上，培养国民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宣称“大和民族优越论”，使日本整个国家和民族陷入了集体疯狂，与纳粹集中营那种冷血残酷的种族灭绝一样，日军在南京对平民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抑或战争史上都是罕有的。此外，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还运用了细菌战、人体生化试验等种种恐怖的手段。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基于民族“集团利己主义”的需要，将种族主义搬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愈演愈烈。二战中以德国纳粹为代表的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所实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一脉相承，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历史背景，由于国际国内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等矛盾和问题激化和裂变，成为法西斯反动政权的重要理论资源和行动纲领，控制了社会主要舆论。这一理论得以社会化和公开化，不仅指向了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还指向了欧洲民族;不仅针对有色人种，还针对了白人;它还与法西斯的专制、暴力、恐怖的国家机器和战争手段相结合，实施了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德国纳粹为代表的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让整个世界包括西方都认清了西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罪恶本质。

　　三、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种族主义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世界各国对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人类社会受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支配的黑暗一页已经翻过。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再次掀起民族主义高潮，民族冲突、地区争端频频发生。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势力再度兴起。2005年5月8日，5000名德国人聚集在柏林纪念战胜德国纳粹60周年时，大约有3300名新纳粹分子聚集在亚历山大广场上抗议德国“为罪行谢罪”的活动，为纪念活动蒙上了阴影。参见天石、天籁：《欧洲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举行庆典：德国篇》。

　　1.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种族主义的兴起。“二战”结束以来，纳粹主义的阴影在德国并未完全消除。文学作品、戏剧、电影中“人性化”希特勒的现象时有发生。被人们称为新纳粹主义的组织数目众多，据德国宪法保卫局统计，2003年底，德国境内共有134个极右翼组织。形形色色新纳粹主义组织的共同特征是以“爱国”为旗帜，极力美化希特勒，宣扬纳粹主义，煽动排外、仇外情绪。参见李平民：《德意志文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259页。例如，德国人民联盟支持排外仇外活动，提出“德

　　国是德国人的德国”和“有问题的外国人离开德国”等口号，鼓吹种族论。“光头党”狂热信仰“白人至上”，崇尚暴力，制造了德国大部分的排外暴力事件。在意大利，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色彩的“联盟”，表现出针对意大利南部人、非洲人和摩洛哥人的种族主义。在英国，每年大约有7000例种族主义事件爆发，包括袭击少数民族和纵火爆炸案件;并且先后成立了民族阵线、英国民族党等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在法国， 1972年，由庞勒领导的国民阵线成立，目前宣称有10万成员和20万支持者。国民阵线是一个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团体，它宣扬和探讨法国民族的“民族优越性”，具有明显的排外和种族主义特征。参见[英]斯图亚特·胡德著、石梅芳译：《法西斯主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162页。 此外，新法西斯主义还在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瑞典和挪威蔓延，表现为右翼政党的突起，并且伴随暴力袭击和激进行动。更多的具有极右翼色彩的政党开始进入政坛，例如德国人民联盟、法国国民阵线、挪威进步党、比利时佛莱芒集团、丹麦的人民党等等。2000年，奥地利新纳粹主义者海德尔领导的自由民主党竟然宣布与人民党组成政府，引发了十几万人的反海德尔的示威游行。参见[英]斯图亚特·胡德著、石梅芳译：《法西斯主义》，第174页。

　　欧洲的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比如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良好的福利制度，但近年来经济停滞不前，失业率上升，大量来自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进入，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因此将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等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暗流却一直存在，社会问题只是触发这股暗流，并且使之敢于公开化和扩大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和艰苦的。许多国家的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德国议会1994年通过了《反纳粹与反刑事犯罪法》，德国政要在各种场合都明确和深刻地对纳粹主义的罪行予以反思，国家通过立法、加大打击力度和教育综合防范极右势力的膨胀，使极右势力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相对来讲，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更加顽固，极右翼势力更加肆无忌惮。日本长期使用颠倒历史真相的教科书对国民进行错误的教育;政府首脑不顾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对，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并且频频发表为二战行为辩护的言论;甚至某些右翼分子公然掩盖和歪曲侵华战争的历史真相，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否定东京国际法庭对于战犯做出的严正审判。这些都说明，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不但没有被彻底消灭，而且还相当顽固地存在，对人类社会的正义事业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2.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种族主义的特点。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变化，新种族主义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新种族主义势力在上层社会的支持者增多，其理论也更为精巧和隐蔽。斯图亚特·胡德将这一趋向称为“体面的右翼”。参见[英]斯图亚特·胡德著、石梅芳译：《法西斯主义》，第164页。1993年7月13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一份有50位著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呼吁书，呼吁书的大意是告诫人们对不断变换手法的新法西斯/种族主义保持警惕，其针对的就是所谓新右派。从20世纪70年代初，一股起源于法国的新思潮迅速蔓延开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欧洲新右派，新右派要求人们将其与法西斯的生物种族主义划清界限，其核心理论从生物种族主义转向文化种族主义，从“种族优越论”转向“种族差异论”。参见陈燕谷:《从种族到文化》。欧洲的右翼势力就以“差异权”为其新理论，提出对外国移民的排斥，认为移民的大量进入和文化移入将使欧洲文化难以保持自己的特性，是对差异权的损害。新右派将文化差异绝对化，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极端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旨在维护文化的纯粹性或纯洁性，并由此间接地、隐蔽地维护种族的纯粹性或纯洁性，其实质依然是种族主义。其次，种族主义愈来愈趋向于非常规的暴力恐怖活动。不同于二战中法西斯种族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暴力，在21世纪，种族主义的行为越来越趋向于非常规的暴力恐怖活动，具有不确定性、隐蔽性和突发性，对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的和平和安全造成了危害。再次，互联网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聚合、传播和泛滥的主要载体，互联网民族主义、互联网种族主义已经出现。1999年，德国右翼网站达到330个，2000年头几个月又增加了140个，其传播速度和制作质量都在惊人地提高。这些网站已经成为新纳粹分子串联和组织动员的重要手段。参见李平民：《德意志文化》，第266页。通过先进的传播手段，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可以传播到以前难以达到的地方，特别是对于热衷于网络、思想状态还不稳定的青年人，危害就更大。这使得人类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更为复杂和艰巨。

　　3.构建和谐的国家和民族关系，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必须认识到，人类具有超越民族和种族的共同价值。 “从现代化过程生发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是起源于民族的，然而又是超越民族的”，“人们认同某一个民族和国家，也意味着认同某种特定的道德和价值观”。徐迅：《解构民族主义：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把民族神圣化、宗教化，把所谓民族利益超越到可以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和准则甚至违反本民族成员认同的道德准则，无疑是对人的异化。种族主义行为本质上是对人权和自由的侵害。种族主义，并不体现为人们自然产生的种族差别意识，而是基于这种心理的迷信、偏执和侵权行为。迄今为止的民族国家的关系的实践及教训，已经产生了国际社会普适的原则，那就是主权原则、民族自决权、和平、非暴力、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理性和法治。这一秩序和道德应该是超越民族的，其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保护人权和自由。联合国成立以来，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国际社会于1945年通过《联合国宪章》时便承担了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努力实现全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一义务。联合国已连续举行了“向种族主义战斗”的三个十年(1973—2002)活动，并多次召开反对种族主义世界会议。参见《反对种族主义世界会议概况介绍(二)》。20世纪90年代，新南非的诞生标志着以国家政权统治形式而存在的种族主义已从地球上消亡，种族间的平等和融合已成为国际 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尊重人权、民族 平等应成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底线。明确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反对和杜绝一切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构建和谐的民族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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