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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政治与道德
摘要政治学的发展总体上有现实主义政治观和理想主义政治观两种流派。现实主义政治只注重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认为政治和道德是一体不分的。所以现实主义政治也就无视道德等伦理价值。相反，理想主义政治观在重视权力和利益的同时，更侧重于政治权利、政治道德、法律治理等等社会价值。相比现实主义政治的野蛮与血腥，理想主义政治也具有了更多的人性和关怀。
关键词政治权利 政治道德 法律治理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271-02
政治中究竟有没有道德?这是我们透彻理解政治的含义首要的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中国先秦法家信奉：政治就是法、术、势。阴阳家认为政治就是一门“厚黑学”。在西方政治人物的字典里政治就是争权夺利的斗争。为何这样阴暗?因为人们都相信人性是恶的。“人类是忘恩负义、朝三暮四者，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险、追逐名利的贪得无厌者”。①马基亚里维利在《君主论》中把政治描述得更加赤裸裸。他要求“君主不仅要有狮子的力量，更要有狐狸的狡猾”，历史证明了“那些深知做狐狸的人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要做一个让人敬畏的人而不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因为“用金钱买来的友谊是不牢靠的，人们冒犯一个自己所爱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虑”。②这一切都让人们在思考一个问题：“政治中究竟有没有道德可言?”，如果有，“道德在政治中的力量或作用究竟有多大”?籍此对自己的敌人应该怎么处理呢?是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痛打落水狗”，赶尽杀绝?还是要坚持佛家提倡的“我佛慈悲，得饶人处且饶人”?也就是人常说的“今天你怎样对别人，明天别人就会怎样对你”。
关于政治里究竟有没有道德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政治的含义和不同流派的政治观。总体上来说，政治学有现实主义政治和理想主义政治两大思想流派。现实主义政治观，认为政治就是争夺和维护私人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政治观的指导下的政治行为就是对人类的血腥的野蛮的杀戮和对权力和利益的无情的争夺。生存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如霍布斯所写的的“像狼和狼一样”，“人与人都处在战争和敌对的状态”。
在现实主义政治里，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是政治活动的最终和唯一目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权力和利益而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权力，在英文中是power,意指影响和控制他人的能力。在这种权力观指导下对权力的争夺也是没有边界的。霍布斯说：“人们对权力的追逐是永恒的、无休止的，这种欲望只能靠主权者的最高权力才能加以控制”。他们用权力谋取个人或者集团的最大利益，用谋取得来的利益维持并不断扩大既有的权力。那些本没有权力或丧失权力的人就成了历史的殉葬品了，也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实主义政治只认准权力，盲信权力越大利益相应就越大，生存也更安全。“权力没有过错”是现实主义政治权力人心里特征的最好的描叙和写照。此外，权力和利益也只属于少数的统治集团。权力之外的人根本不被当人看待。在当今最民主的美国，在建国前一百年的时间里，黑人也只被当作3/5个人看待。
现实主义政治信奉“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生存在这种状态下是没有人身安全和生命保障的。譬如;刘邦称帝后诛杀了韩信;宋高宗渡江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毒死岳飞;朱元璋建业后而火烧“庆功楼”。面对这种惨痛和教训，大智若愚的人选择了激流勇退才可得以保全终生。反之，留下的人却是死于宫廷。如春秋的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奠定霸业后就遁迹江湖，勤奋努力成为当时的富贾。而试图再创辉煌的伍子胥最后竟是饮剑自刎;楚汉的张良，放弃功名利禄，只选择做个留侯而得以安享晚年。而萧何是如履薄冰，韩信被诛。历史总是在演绎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功臣亡”的悲剧。这就是现实主义政治状态下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现实主义政治中，权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或实现利益通常是不择手段。是不讲求道德、仁义或亲情等伦理价值的。权力不仅是追逐的目的，更是实现目的追逐利益而采取的手段。唐初，李世民兄弟为争夺皇位而发生流血政变，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逼退父亲自己登基即位成为皇帝。武则天为排除异己取幸皇帝亲手勒死自己的儿子，最终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血腥的野蛮的政治手段得到的是功成名就和辉煌伟业。相反，讲究仁义的后主李煜只能发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了。诗词歌赋挡不住自己沦为阶下囚。
在现实主义政治里，保护自己的最有利武器就是权力和力量。约翰伦・道夫曾说：“你可以在羊皮纸上遍写限制的文字，然而只有权力才能限制权力”。铁血宰相俾斯麦也说：“这一天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由演说和投票决定的，而是由铁与血决定的”。因此，敌对的双方为自己的安全而无限的追求更大的超过对方的权力。彼此陷入了追逐权力的恶性循环。追求更大范围的权力成了永不止境。这样人与人关系也变得更加不信任，社会也变得更加不安全。最后矛盾越来越大后战争也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总之，在现实主义政治中，只有权力和利益。没有朋友、亲人和信义等伦理价值。对待敌人不是采取佛法倡导的以慈悲为怀，宽宏大量。而是要斩草除根，免留后患。权力人时刻警惕着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恩恩怨怨，警惕着法王和教皇的河东与河西。“今天我不是你的刀下鬼，明天你就是我的阶下囚”。
但是，人类社会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和演进的，遵循着一条是由野蛮到文明、由血腥到人性的发展历程。由此，现实主义政治也必然发展到理想主义政治。
所谓理想主义政治，即这种政治的运行更加注重权力的掌握和控制，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和谐、均衡等政治学的关怀。
具体来说，理想主义政治也强调权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同时更加重视政治权利概念。权利，英文里是rights，简单的是指价值的回报，是与义务相对应的政治法律概念，包括生命权、选择权、发展权、教育权等等。与现实主义政治的权力归属社会政治精英不同，理想主义的权利更为普通民众服务，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密切相关。在现实主义政治中，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是没有区别的甚至是混为一团，都为统治者独自享用的专权。但是，理想主义政治生活里，统治者在享有政治权力的同时必须放弃一些享有的政治权利，比如隐私权、肖像权等。普通民众在放弃一些政治权力的同时享有了更多的政治权利。理想主义政治也就是围绕着政治权利概念展开进行的。
理想主义政治重视法律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现实主义政治观认为权力是实现安全的保障，权力越大安全越有保证。因此追求无限的权力以保障自己的绝对安全也成了现实主义政治追求的目标。理想主义政治重视发挥法律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主张用法律维护安全从而限制权力的恶性膨胀。所以，在理想主义政治里我们讲究的是法制和法治。法制，即法律和制度。法制强调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备，只有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建设一个知法、守法和用法的社会。法治，即法律治理，用法治理国家和社会。树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让法律成为社会的最高裁判。譬如，官员选举制、任期制、问责制、宪政制等等。这些法律制度不仅限制了现实主义政治中“人治”的恶性弊端，更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与现实主义政治权力观相连的是社会等级制。身份和社会地位是区别人与人尊贵卑贱的标准。在美国早期，妇女没有投票权，黑人只被看作3/5个白人，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而理想主义政治更讲究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文关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和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政治是一门权术政治，只注重个人的权力和利益不讲求道德价值。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维护私人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因此现实主义政治被人们冠“厚黑学”之称。与此相反，理想主义政治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民主、法律等道德价值。在当今民主政治里，政治学的价值判断不等于道德判断，高道德的人不意味着就有高超的政治艺术。高超的政治艺术也并不意味着政治人的道德水平就高，仍有好心人办坏事和低道德素质但却成大事的例子。比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人们评价他道德水平很低，但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则留下浓重的一笔。相反，卡特的道德水平很高，更是获得“诺贝尔人权奖”，但政绩平平，一届而下。同时，还有人打着道德的旗号行不道德之实。但今天的政治，除了追逐现实主义政治的权力和利益外，必须有理想主义政治倡导的高层次的道德关怀，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和道德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政治也是要讲求道德的，道德也是政治必有的价值关怀。
注释：
①②[意]马基雅维利著.徐继业译.君主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著.李洪润等译.政治哲学史.法律出版社.2009.
[3][美]乔治・萨拜因著，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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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实主义探源
摘要本文试梳理政治现实主义历史渊源:亚里士多德思想孕育了政治现实主义的最初因子,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是政治现实主义的酝酿时期,中世纪后期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初步形成,马基亚维利思想的出现标志着政治现实主义的正式形成。
关键词政治现实主义 亚里士多德 中世纪 马基亚维利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8-275-02
在政治现实主义的视野中,政治始终立足于现实需要,“实然政治”是政治现实主义的价值所在。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比较推进了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在理论层面的争论。笔者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政治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以便于我们看清政治现实主义的起源、酝酿以及形成,以便于我们在理论层次更好的对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进行分析和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主要是探讨政体问题即城邦的政治体制问题,从政体问题出发,亚里士多德主要关注的还是如何设计出一个与各个城邦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即适合城邦需要的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这样的政体才是“最优良”的政体。他认为:“由于能实现最优良政体的城邦毕竟为数不多,故一名好的立法者或真正的政治家就不应该一心盼企单纯意义上最优越的政体,他还须考虑到切合城邦实际的最优良的政体。”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在设计城邦的理念上即事先在观念的层面上就预设了一个现实主义风格的前提,而这与他的老师――柏拉图在《理想国》有关政体问题上的先验主义的处理手法截然不同。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应是:“当然我们既不能着眼于超出芸芸众生的德行,也不能着眼于以优越的自然禀赋为先决条件的教育,或者着眼于另人称心如愿的完美政体,我们考虑的范围仅限于大多数都有可能享受到的生活和大多数城邦都有可能实现的政体。”
在具体涉及到如何设计出“最优良的政体”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就批评了两种观点:“有一类人一心一意地追求最优良的政体,而那是需要具备众多的天然条件的;另一类人则宁愿谈论某种共同的政体,他们希望废弃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政体,盛赞别的某种斯巴达式的政体。”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既批评的是那种超脱于城邦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批评了那种不顾各个城邦特殊情况的交谈式的技术性的照搬。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则坦诚的认为:“对现存政治体制的这类改变,都应使人们甘愿并能够接受,而且要易于实施。因而改善一个旧的政体的艰辛程度并不亚于从头建立一个新的政体,犹如补习(metamanthanein)之艰难并不亚于从头学起一样。”这表明亚里士多德开始从现实城邦的角度或立场出发,力图对当前城邦的政体进行现实的改造或改革,而不是重新塑造一种远离城邦实际的理想政体,从而为政体问题的探讨注入了现实主义的风格。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58个城邦的实际调查,取得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希腊城邦既存的政体进行了系统的经验分析和确切的论证,着重分析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不但分析了各种政体产生和更迭的原因,而且对这些政体得以维持的方法也进行了探讨,全面的论证了这些政体在希腊城邦存在的合理性,从而为当前希腊各个城邦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政体即“最优良的政体”提供了现实的参考和价值判断。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心中并没有排斥所谓的“完美政体”。在他的笔下,这种“完美政体”就是最优秀的政体。他认为:“毋庸置疑,合乎中庸的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惟有这样一种政体才可以排除党争。”但是,在现实的城邦政治中,党争却是个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因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一心一意”的追求和塑造这类“最优秀的政体”,仅仅是把它作为了一个用来衡量和选择适合城邦实际的“最优良政体”的一个参照物,而不是出发点。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愈接近合乎中庸政体的政体必然愈好,而离之愈远的政体必然愈恶劣,而且我们的判断不是出于某一给定的前提。”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在政体问题的探讨上,立足于城邦的实际,开始逐渐从先验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转向到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倾向上来,从而使他的政治思想表现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风格。
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时期,城邦时代让位于帝国时代,庞大的帝国以政治与军事上的强权来维持政治实体的生存与发展。在这一时期,尽管政治学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基本处于萧条状态,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思考仍然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风格,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主义在逐渐的兴起,从而为政治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正如w・塔恩所认为的:“作为政治动物,作为城邦国家或自治国家一分子的人已经同亚里士多德一道完结了;作为一个个人的人则是同亚历山大一道开始了。”
个人主义的兴起,使古典城邦的政治思考从局限于城邦共同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把政治思考的主体范围从狭隘公民的身份限制中解放出来,打破了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差别和壁垒,既为一般的自由民拥有广泛的探讨现实政治问题提供了空间,也为城邦政治让位于帝国政治的过程提供了经验总结的空间。斯多葛学派关于人人平等的思想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造就了人的观念的重大变革,也使政治观念随之走向世俗化;波利比阿带着“罗马人怎样和借助于什么特殊的政治制度,在短短不到53年的时间里,几乎征服和统治了全世界”的问题在罗马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实地考察;身处罗马共和国向帝国转变之秋的西塞罗以亲身经历的政治实践活动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理念进行了经验的总结;罗马法(特别是私法部分)所孕育的“权利”概念为个人维护其现实的利益提供了依据,以至于乔治・萨拜因也不得不承认“法学的论证――依据人们的权利和统治者有依据的权力来推理――成为并且依旧是政治推论的一个得到普遍的认可的方法”。
在中世纪,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也使政治思考和政治观念表现了新的变化。在中世纪,基督教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基督教神学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各门学科,包括政治学都纳入到神学的范畴,神学成为了显学,而其他学科却成为了隐学,“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式,即宗教和神学”。但是,这并没有抑制政治现实主义的发展,反而使政治现实主义的倾向以全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中世纪早期,教会与国家的博弈、教权与王权的张力使得政治现实问题,特别是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始终是处于紧张状态。尽管这一时期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探讨显得是噤若寒蝉,但在社会上层各种涉及到教权与世俗权力的现实政治问题上始终表现为公开化状态。
在中世纪中后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壮大,其在社会中提高政治地位的要求和呼声也日益高涨,这给沉寂许久的政治探讨和政治研究注入了一丝“新鲜空气”。城市生活中培育出来的市民精神不仅给处于中下层的市民阶级以极大的鼓舞,而且这种精神也深深刺激和吸引了上层的王权和各国的世俗君主们。利益的驱使、权力的角逐使他们相互利用和发展,从而不断推动政治讨论和政治思考走向世俗化。
在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回潮为政治生活即将全面走向现实主义打开了一个缺口。正如之前所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无论是在探讨问题的出发点上还是在其内容上,都表现出了一股现实主义的倾向。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特别是政治理论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初的长时间内被神学权威定位以“异端”的形式而被隐埋。在11-12世纪的中世纪大学的建制中,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在大学的神学院得到了重新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与问题的探讨带动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传播。与此同时,十字军的东征使得在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时期流传于东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波斯、叙利亚)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包括希腊文本和阿拉伯文本)重新回到西方世界并得到了崭新阐释,从而为中世纪晚期的政治走向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元素。
追寻中世纪晚期政治现实主义的足迹,马基亚维利强调:“――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马基亚维利时代的意大利,处于几个大公国的分裂统治以及法国、西班牙两个已经确立了君主专制国家不断侵犯的内忧外患之中。国家的统一成为摆在这个国家面前的第一任务,而且也是最为现实的任务,因此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应该为这一任务服务。马基亚维利承接文艺复兴“以人文本”的现实精神和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以其亲身经历和丰富的学识,把政治的现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言:“当我聆听一位年长的智者不是从哲学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而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行为中学到的知识来谈论公共事物和文明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比这使我愉快了,因为这才是真正学习的方式。”
在具体涉及到政治事务时,特别是思考意大利国家统一的问题上,马基亚维利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时代的责任感,《君主论》的写作则适应了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在《尼科洛・马基亚维利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中,马基亚维利指出:“对于这部著作,我没有像许多人在叙述他们的主题并加以润饰时惯常那样使用铿锵的章句、夸张而瑰丽的语言、在外表上炫人耳目的东西或者装饰品。因为我希望我的著作如果不赢得称誉则已,否则只应是由于其内容新颖和主题的重要性而受到欢迎。”纵览全书,其内容和主题在于思考面临国土分裂和外敌侵犯的意大利如何实现统一的现实政治问题。马基亚维利游历各国的经验和对其他诸国历史的考察使他得以明白:西班牙、法国等已经实现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不但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切也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因此君主制度值得借鉴和效仿;世纪,封建王权的力量不断加强,特别是在反教皇的斗争中,王权在市民、农民和平民“异端”的援助下不断得到加强,使得君主制度成为实现国家统一与强盛的最为现实的选择;梅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现实统治基础和历史传统,这也为通过君主制度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奠定了现实的基础。从政的经历使马基亚维利深谙君主的为政之道,使他深信只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做到纵横捭阖、灵活运用以及对经验的及时总结,必然能够取得良好的实效,最终也必然会达到实现意大利统一与强盛的目的,以至于马基亚维利毫不夸张的指出:“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我曾经长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他写成小小卷书献给陛下。”
在《君主论》所探讨的主题中,马基亚维利一改古典政治哲学探讨政治问题的基调,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力图把对政治的研究从道德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并力图使他们分道扬镳,以至于能够独立的研究和探索现实的政治问题,从而标志着政治现实主义从古典走向近代历史的进程中最终得以完整的确立。因此,我们“一般认为,这位佛罗伦萨的秘书官是政治现实主义之父,因为他使政治学脱离了伦理学和宗教”。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秦典华译.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2002)/塔恩.希腊文明.(英文版).伦敦.1952.
[3]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2002)/波利比阿.历史(英文版).罗依卜古典丛书(第6卷).
[4][美]乔治・萨拜因著.盛葵阳,崔妙因译.政治学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2002)/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三联书店.1998.
[7][意]尼科洛・马基亚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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