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变化是令世界震惊的，我国经济政治形势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政治2000字论文，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新政治经济学以使用经济学现代方法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核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则表现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所做的创新。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涵义。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涵义也由此变得不明显了。在1932年罗宾斯的一篇著作里，以边际主义的形式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为愿望和稀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取代政治经济学”。[1]至此，“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区别于经济学的，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来研究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被称做“新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内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秉承了政治经济学“管理、控制”的原始涵义，因此，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与回归。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仍然可以从层次上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次。它的微观层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对个体、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影响;它的宏观层次即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摒弃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一系列的非现实假定，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核心地带。
1.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新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即为现实中出现的经济事件或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这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然而，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的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看到，马歇尔的断言是错误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尽管已经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现象，但对解释70年代的“滞胀”现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 “推陈出新”，但是20世纪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政府的垂青。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批判与反批判的主要对象。凯恩斯革命是对古典传统的全盘否定。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得到逐步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部分复兴了古典主义的一些思想和结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首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但这种复兴只是片面的，或者说基本的研究基础和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问题是以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为出发点，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无疑强调了严格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的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给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包括由人与人之间竞争联系到的社会关系本质，当然政治因素也遭到淡化。仅仅以直觉就不难发现，新古典宏观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2]。这实在是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背离。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 “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新古典宏观理论必须解释或者不得不解释的主要问题正是源于这种现实。这种非现实假定和对非技术因素(如社会关系、政治因素等)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缺失导致其无法完成宏观经济学的神圣使命。正如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所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3]
从上述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向古典的“社会或政治关系因素”回归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把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恰好顺应了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它的出现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4]
2.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从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和“经济”具体分析。
“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力做出“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该过程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由于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集团、群体和党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其利益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这就需要社会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竞争性的利益中做出选择。政治过程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一个社会内部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集团关系、群体关系和党派关系。推而广之，由于政治还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边关系、地区联盟、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等，这便是国际政治。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 “经济”的涵义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所下的定义，也就是它研究稀缺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进行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如何通过分散化的过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经济也是一个决策的选择过程，它要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是一个分散的选择过程，而不是集体选择过程，经济决策通常是由理性的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市场上分散做出的。因此，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包括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分析经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交叉学科”或者是“社会科学”。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拓展了这一学科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即应当是“分析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国家和市场的并存和动态上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研究领域”。 [5]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中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当然，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利益的不一致性也是宏观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
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科区别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都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存在异议，有人仍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并非政治经济学，而是受新古典经济学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应叫以研究对象领衔的什么经济学，如政策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 [6]这种观点把新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把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它的古典形式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获得的不同表述，即在“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求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政策。而它的现代形式，“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4]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为特色的。这种延续性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许有人会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等学科似乎类似。其实不然。以阿罗和布坎南的理论为例，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结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理”;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公共选择的逻辑自恰性。上述二者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和康德所定义的“公民社会”的主题――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公共经济学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学，即政府的经济决策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实证公共经济学研究税收或支出政策对个人和厂商的影响，这显然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阐述税收和支出政策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时，公共经济学主要是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即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作为既定的，然而探索税收与支出政策，而不是用直接“命令”来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是规范公共经济学学科范围的事。此外，公共选择涉及的是研究决策机制本身，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分析工具去研究集体的选择。正如穆勒下的定义：“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科中的应用。” [7]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同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很大不同，这点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著作中很少谈到方法论，而经济学著作中则在一开始就表述其方法论，如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均衡的概念等。经济学的宏观结论很多还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等来检验和应用，这就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在这里讨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其基础在于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设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所有复杂争论主要也在于这一点。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 “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也就是说，这门学科的创新性并不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而是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它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弥补了上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缺陷。
1.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随着经济学与政治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了政治和制度因素。对方法论进步的追求，以及对更为严密的经济分析基础的期望是这种分化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对这种严密性的分析，使得经济学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任务。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它分析价格、激励等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自利的经济人行为的相互作用来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讨这种状态下的效率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基本问题，本质上是数学中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为了分析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参照系，例如，阿罗―德布鲁定理、科斯定理和莫迪格利亚尼―穆勒定理等，这些定理大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证明基础之上。
当今迅速复兴的新政治经济学，广泛借用现代经济学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时，其基本假设是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单个选民，都是理性人，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理性决策，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来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分析，首先，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例如，经济学中的最优化理论可用于不同利益集团理性决策问题;代际交叠模型可用于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对经济增长和代际再分配的影响;博弈论的方法可用来研究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其次，现代经济学还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分析局部均衡下的资源配置及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往往需要借助供给―需求模型;分析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通常需要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又要使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问题，又要利用银行挤兑模型。这些模型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它们也基本上采取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由于现代经济学在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基本工具三个层次上都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就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和基本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和工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因此，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新，并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而在于研究方法，即在于它广泛运用了成熟的经济模型;它的分析工具不在于选择机制本身，而在于经济分析工具的运用。
2.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融合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人和市场行为，而且涉及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经济决策是在政治界做出的。但是，为了追求分析个人行为与市场的严密方法，经济学最终与政治学分离开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又转而注意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个老问题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政治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决策者往往会在考虑宏观经济问题并进行决策时关注其政治影响，这就为在宏观经济范围内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都在增加，这就使得经济问题就其性质和影响来说日益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日益成为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增长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无论是从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来看，还是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但它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权力之争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之争，争权是为了争利。政治舞台上的声音是经济利益的要求使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试图把观察社会的政治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的特征，更充分地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分析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和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推动“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总之，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3.利益不一致性作为研究出发点
只有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即社会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才涉及权力和授权问题。 [8]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利益的不一致性体现在个体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而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应该如何做出在总体上影响社会的集体决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探讨权力或职权是如何得到并如何运用的，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何种机制进行集体决策这个一般问题的特殊形式。 [9]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 [10]因此，运用到政策选择上，包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 [8]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实施，因此，这一决策可以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旦得到，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并贯彻实施。最优政策结果与实际选择的同一性，意味着所得出的结果是规范经济学，而立即进行政策选择就会以实证经济学而呈现。
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首先从实际政策与“最优政策”不同这一事实开始。后者被定义为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非政策的制约。因为政策是可以随着最优政策的发现而短期变动的。面对利益冲突，政府所运用的政策选择机制很大程度上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一实证观点暗含了一个规范的方法：规范政治经济学将探讨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如何能够将社会很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这样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如何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约束，而且也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设计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正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显然恶性通货膨胀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是不利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降低通货膨胀。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经验表明，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措施是尽可能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因此，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将会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际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许多发生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多政府都难以做到尽快减少预算赤字，导致通货膨胀也在加速之中。其中最核心的障碍就是经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性。实证经济学的问题是，预算决策的政治约束是否能够解释这种拖延，以及拖延的时间长短如何反映解决预算冲突的不同机制。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政策，或者是涉及能够就如何减少预算赤字尽快达成一致的政策选择机制。
此外，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上，居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核心地位的利益不一致性还被用于研究经济改革与转轨、收入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等问题。
总之，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特色在于，既在社会因素中凸现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顺应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复兴，又应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利益不一致性为出发点对政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robbins，l.1932.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london: macmillan.2nd den.1935.
[2] 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n].经济学消息报，2003-06-20.
[3]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http://www.省略.
[4] 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j].天津社会科学，2004，(2).
[5]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6] 胡培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该“退役”了[j/ol].北京日报网络版，2006-08-09.
[7] mueller，(1989)，public choic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
[8] [美]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m].杜两省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9] keohane，r.(1984)，after hegemon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21.
[10] lionel robbins.1932，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london: macmillan.
[11] 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j].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1).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经济领域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政府在政治方面推行的农村基层民主——直接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它究竟给广大农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看看近年农民选举与农民负担并行增长就可以判断了。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呢?本文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农村政治发展进行浅层次论述，探讨是什么因素制约农村政治的发展。
一、政治角度分析
1、从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角度
中国现代化以稳健的步伐迈入新世纪，政治也呈现现代性的特性。政治“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则孕育不稳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期是政治不稳定的高发期。对于中国来说，就有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三农问题”就是其中最紧迫的一个。而没有政治稳定，经济、政治发展就失去了首要的前提条件。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是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而通过扩大政治参与的水平和层次发展民主是实现政治发展目标的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给如火如荼的农村民主选举以正确的定位是相当必要的——即它的推行与实施作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发展目标的有效方式。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关于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另一层面的关系问题：就发达社会而言，两者是一种正相关，扩大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稳定的基础;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是一种负相关，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关于这个问题亨廷顿早有论述，他认为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就意味着政治稳定面临考验。阿尔蒙德的论断则更加深刻，他说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无秩序而有自由。因此，现阶段中国扩大政治参与必须服务于维护政治稳定的目标，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应当认识到，目前政治稳定比较脆弱的时期，尤其是广大农村，这种扩大与提升无疑要受到很大制约，而制约因素表现出相对复杂与多样的发展趋势，如农民素质因素、农民生存条件、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的结构分化问题等，这些因素与中国处于转型社会即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的阶段密切相关。
2、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三者关系的角度
作为“政治稳定的设计师”，亨廷顿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治体系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不稳定。要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提高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不足以使政治体系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达到能容纳公众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程度。从两者的发展态势来分析，中国政治制度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城市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农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实质性扩大政治参与而制度化水平相对滞后，孕育着政治失控的风险。同时，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程度是最重要的，而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经济问题去寻求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显然是不理性的。就目前农村状况而言，农民没有真正的经济自主，那政治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
3、从政治成本的角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是一定的，而中国农村占社会财富的比例是有限的。政府花在经济上的成本越大，相对花在政治上的成本越小，反之亦然。而政治成本相对于经济成本又有所差异，因为政治成本是一种纯粹成本，它不产生宜接效益，所以花费在政治上的财富是一种绝对消耗，从中国的实际而言，在目前农民负担过重、“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发展农村政治，推行民主选举，势必会增加政治成本，从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经济角度分析
在对农村问题作政治角度的分析后我们发现政治始终无法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农民没有民主或民主程度不够而导致贫困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呢?我们不妨从经济角度作一些分析。
1、从“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农民收入”谈起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可是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呢?让我们不妨先从收入的来源谈
起。据常识，收入是收益人挣来的，而深入理解收入问题则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特别是财富中拿来作资本的那部分资源的状况。经济学上称之为“农民财富的产权状况”。费雪指出“资本就是产出未来收入流的财富”。农民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农民拥有财富的多少。可目前中国农民的现状是可用耕地少，实物、金融资产不多，受教育程度又低，如此农民收入如何增加呢?收入水平低与贫穷又有什么差别呢?
然而从财富价值的角度看又是另一番景象。人人都知道土地所以值钱是因为它具有产出净收益的能力，土地的价值是由土地的预期收益决定的，所以产出的市值决定财富的价值，产出的市值又与市场交易紧密联系。如果没有市场交易，产出除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外，价值不大;但在交易条件下可能产生“物以稀为贵”的妙处，产出的价值就大。可见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清楚的产权界定，无清楚的产权界定，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交易根本无从发生。这样联系起来，即财富的产权界定影响产品市值，而产品市值又决定财富的价值。
由此可见，谈农民收入问题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更离不开对财富的产权界定，所以解释农民收入问题的重点，不是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财产状态。
2、对集体制的再认识
在农村社会里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强制力量从何而来?国家税收的强制性勿容置疑，但农民的高负担主因不是税收，而是非正式的杂费，据统计，其约占交费比重的50%，这一切都根源于“集体”这一特别的农村组织。经济学家周其仁对集体制是这样界定的，认为它既不是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包干到户后，土地作为生产资源，使用权被承包给农户，使用权得到界定，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产权处在含糊不清的状态之中。大包干三原则(交够国家，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中的集体，是一个未被清楚界定的领域，以至现今我们发现它竟是这么大的一块“公共域”，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其导致的后果是集体掌握土地使用权，控制土地使用权以外的经济资源产权，并履行基层行政职能——这是农村强制力发生的机构基础，集体可以强制向农民征税，也可以强制地进行乱收费。因此，政府自上而下清理负担，绝非治本之策，清晰界定农村集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3、政府管制与农村问题
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基石。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农村改革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农业产权的调整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即农村承包责任制，土地使用权的个人持有把土地产权权利和责任完全清楚的界定在个人身上，而这种产权结构与市场体制下的私人产权结构区别甚微。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动等本钱去挣得收入的权利，但是目前在政府管制下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被管制，那么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就只剩下耕作的权利，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侵犯，于是承包制“长期稳定30年”的承诺便在价格管制下大打折扣。在充分肯定承包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减少政府管制对承包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农村问题得以缓解的政策选择。
三、政策选择
无论农村 政治 发展趋势是直接民主形式还是间接民主形式，倘若产权无法界定，民生问题还是不易解决，这势必会影响政治改革的进程和整体发展战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直接民主不能解决更大范围的民主问题。科斯关于“市场中的企业”理论，我们知道没有企业的市场虽然可能存在，但那一定是小范围的简单市场，市场要扩展出去，减少交易费用的 组织、制度不可或缺。
1、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
根据上文的分析，农民负担的根基在产权，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制奠定了一个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牢靠;只有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才可能有效保护农民的利益，毕竟政府保护农民建立在“农民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基础上。
2、坚持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原则，进行渐进的农村政治变革
无论是微观决策层还是宏观决策层，无论是 经济事务决策还是 社会事务决策，公开和广泛参与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充分性和不对称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利益群体的信息沟通，维护政治的稳定性。正如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公开性和参与性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抵消潜在的成本。可见，目前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农村发展政治民主不失为降低政治运作成本的良策，但由于受中国整体政治体制状况的制约很难有更大的突破，所以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农村政治变革则只能在渐进中求发展。
3、加快农村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建立
现代政治学将政府视为一个存在着“输入—转换—输出”过程的系统，选举作为选民向系统的输入形式，通过转换输出机制实现自己的利益，要实现这一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它可以表达和使选民的意愿更集中，迅速清晰地输入，有效地表达和整合民意。因此，要加快农村利益集团的建立，使之成为解决目前农村问题整合机构，反映民意，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权益。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西方学者舒尔茨通过多年调查得出结论，农民也能在权衡长短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作出合乎理性的反应，这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概念同样可以来解释农民的经营行为、潜在收益的代价，农民就可能选择联合。这种计算收益与代价的能力，既不需要太多 教育，也不需要太多 文化，几乎是一种本能。所以，目前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不在于农民本身而在于其他方面。在全球化 背景下，政府承认农民经济组织(专业性的)的合法性，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和扶持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经济组织(专业性的)的发育较之政治组织的发育更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
4、政府消除管制，引导农村市场化进程
经济市场化过裎正是一个政治民主化的过程，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市场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的政策选择优于政治民主化的政策选择，而后才是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政府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绝非通过管制来制约市场化的进程，而是应以正确的思路、政策引导农民自发市场化，以免违背农民的意愿，给农民造成更大的负担，或是打着市场化的幌子对农民进行又一次的“掠夺”。
“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旨在面向社会各界精英，搭建高端学术对话平台，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新思想，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创新。来自全国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政界代表、企业家代表、媒体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10位国内经济学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名家作了精彩的演讲，其独到思想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外延与内涵，有助于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本刊特发表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对此次论坛所作的综述，以飨读者。
摘 要：思想是时代的灵魂，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结底并非体制问题，而是思想问题。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经济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对此，应加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不断创新中国经济思想，为治理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经济问题提供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中国模式;思想创新;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
2010年12月24日，旨在面向社会各界精英、搭建高端学术对话平台、广泛而深入地探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新思想、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创新的“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地方政界代表、企业家代表出席并发表演讲。论坛邀请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网络电视台、山东教育电视台、新华网、中国经济网、知通网、《中国产经新闻》等多家国内媒体参与此次围绕中国经济思想创新展开的高端对话交流活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黄桂田教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经济思想之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智慧和魅力。学者们应通过对过去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全面、系统整理以及在学术领域之内的积极、深入研讨，科学揭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内在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特征，同时通过科学指导实践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两位教授尤其强调了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性，认为现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在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思想史之中会占据特别的位置，因此应对其加强研究;同时，“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主题、内容、形式、研究主题面、会议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将承载时代和历史的重任，竭力推动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政府经济管理、宏观经济调控、企业经营管理、区域经济发展等各个研究领域的经济思想创新。
一、传统经济理论的思想解读
本次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深层地解读马克思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对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发表了评论。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一定的进展，民营经济的发展冲破了传统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原有国营企业经过改制、重组走上了独资、合资、股份制等道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曲折后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就产权制度的改革目标讲，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甚至于还没有破题，这个目标应当是马克思所说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我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国有企业属于公有制的范畴，民营企业属于私有制(非公有制)的范畴。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人们对这一定位有了重新思考，最近国企一系列追逐利润最大化事件亦引起了社会对上述观念的广泛争论。晏教授认为在此时重温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认为，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应以实现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为指导，并以重建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为最终目标。晏教授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同个人所有制结合在一起的公有制，是“人人有份”的公有制，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而向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公有制国有企业并不意味着人人有份，实际上都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是某个部门、行业或者某个企业实际资源支配者、经营管理者和收益分配者。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这种部门、行业和企业的所有制往往还演变为首长所有制或第一把手所有制。当然，说这样的所有制一定都是私有制未免武断，如果我们官员干部真正代表党和国家利益，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企业资产支配、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真正体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要求，不是将其转化为谋私利工具，这些企业公有的性质还是有保障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数不清与此相反的实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危害社会利益的严重威胁，这些现实使得我们不能不承认，国企全民性质还没有在体制上、制度上得到解决。这样的国企，名义是国家的、全民的，实际上是行业、部门、企业，甚至是个人的，国家和全民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事实上没有所有权，这就是我们所有者缺位。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企业改革的核心，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没有破题。晏教授指出，这几年反危机措施的实施客观上强化了国企垄断地位。垄断从来和健康的市场竞争是对立的，因为这种垄断地位与少数人个人私有更接近，而不是和马克思所说要重新建立的全体社会成员个人所有制更接近。因此，应当怀疑这样的国企，它的全民性质恐怕离马克思原意是愈发遥远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研究员由金融危机与“称提之术”①①“称提之术”是指关于纸币的发行和管理的某些原则的总称(胡寄窗);所谓称提，更多是指提高纸币币值(叶世昌)。入手，以马克思、韦伯和凯恩斯这三位在世界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学者所论及的中国货币思想为例，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在西方近代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凸显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睿智的内涵。叶坦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思想、货币思想有其独到和杰出的特点，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可将这三位著名学者有关中国货币思想的阐释各举一例加以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货币与商品流通时在第83注提到的亦即全书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有很多内容，其关键核心就是无累于民，它的实质在于希望能够在国和民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并不伤害各自利益，这是中国货币思想的一个积极因素。应该说王茂荫的思想能够在《资本论》中占上一个注释是和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徽州经济文化世界走向难以分开的。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以对社会经济学的研究见长，其名著《儒教与道教》虽并非社会经济学著作，但其中关于货币制度与政策是作为社会学基础的开篇，而第一章第一点货币制度所谈的就是中国，其中谈到：中国的货币制度保持了十分古朴的成分，儒教经济政策观念比较符合财政学的观念，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等。同时这部著作的部分参考书目也是对中国货币制度的详细阐述，说明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学引起了世界重视。凯恩斯对中国有比较详细而深刻的了解，他主张中国以白银为流通货币、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同时他在做《经济学杂志》主编的时候曾给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写过书评，其中对中国货币有一段评论：货币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从公元前900年起中国就已经使用货币，而纸币的使用也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上述这些案例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至少可以在治理当前社会重要经济问题的时候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编辑室主任许建康教授深入阐释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经典论述，进而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新见解。许教授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既有些“急”，又有些“近”。“急”是因为当前所处模式还是“现在进行时”，仍要观察一段时间，我们最近一直讲要转变发展方式，其实发展方式的转变便可能改变模式;“近”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同模式之间又有一定的联系，所以看得很近的话只能抓住二三十年研究其来龙去脉。因此他主张应在分析清楚“中国道路”问题的基础之上再来看“中国模式”。许教授认为，“中国道路”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经过原生型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曲折历史过程。马克思的珍贵理论遗产——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对认识和探索“中国道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关键是在把握“历史环境”中注意世界历史时空参照系的转换。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范畴，使用的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时间尺度，只是对大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原生型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简单概括，舍去了新旧社会形态交替的“社会革命时代”，舍去了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形态，也舍去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其他生产方式，以及舍去了占统治地位社会形态非充分展开的初级形式和正在发生变异的衰败形式。因此该范畴讲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原生型社会形态全盛时期充分展开的基本特征，所反映的只是大时代的一般历史条件及其演变的一般历史趋势。世界各地区的具体发展道路在根本上受其制约，但不能简单地用前者取代后者。二者的关系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许教授说，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说的是“社会革命时代”世界范围的事，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存在多元基本矛盾的相互作用，需要有时空参照系的转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唯物史观误读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许教授指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三个“一”，即：占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应该说，这个思想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却引致了另外的问题：我们不要三个“一”，但是也要跨越，因此只能吸收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成果;我们并不能避免一切灾难性波折，但是可以利用原生关系派生出来的关系避免一些重大波折。这其中完全是曲折的道路，变成一个谁控制谁的博弈问题，这些可以为“中国道路”打下基石。
北京大学周建波副教授从史料入手，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和“仁义礼智信”是对中国古代传统“商道”思想的具体阐释，涉及了企业家在通往成功道路中发现机会和调动力量实现机会这两方面重要范畴，由此明确提出现代企业家的职能作用与现代企业的基本经营原则。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思想不仅包括古代、近代也包括当代，但这些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今天、现代就是历史的一种不自觉的延续。具体来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是春秋时期“商圣”范蠡的经济思想，主要谈的是商道，在商言商，发现潜在市场机会。这句话是指若想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就要有竞争优势，人们都不干的未来有前途我来干。进一步讲就是指避免竞争，寻求垄断，只有垄断才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而创新就是创造一种垄断的能力。同时，对价格运动规律的把握也是商道的重要方面，要认识到在需求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供应增加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更低的价格，一旦价低很多厂商便会不再生产，供应减少使得价格又会抬起来。对于企业而言，应当在发现有机会的基础上实现机会。由于个人力量有限，而欲望是无限的，因此企业家必须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实现机会，在这其中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将发挥重要的功效。“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仁”者爱人，爱的表现就是让利，或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爱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义”者宜也，即爱得合适、爱到什么程度。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讲分寸，强调“中庸”的概念，“中”是空间概念，不偏不倚就叫做“中”，而“庸”是时间概念，不改变常道就叫做“庸”，只有方方面面都高兴社会才能和谐，让利小了别人不高兴，让利多了自己不高兴而且别人也会害怕。把爱的合适内容规定下来就是制度、规范，亦即“礼”(合同政策)。制度有好坏之分，制定好制度需要有文化，知己知彼，即为“智”。而定了制度要执行制度，运用“文武之道”规范他人的行为，亦即“信”的范畴。总而言之，“仁义礼智信”明确了调动各方力量实现机会的具体方式，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现代经济活动的思想阐释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教授从宏观的视角对当前社会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诠释，认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尚不能形成一个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因此国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国内经济增长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的“中国抉择”上来。说及某种新的“模式”，如“中国模式”，贾教授认为的内在逻辑至少包括三点：一是它有别于既有模式，否则将其归于某种已经形成的模式就可以;二是它已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不说已多么“成熟”，但至少要已“成型”;三是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主体在类似的条件下仿效或复制。贾教授强调应采用丁学良教授提倡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亦即把国家政权作用和经济资源配置相联系来系统认识某种经济社会模式。从政治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政治模式其实还未脱出“苏联模式”，是要通过最近高层领导加以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来改造的模式;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经济模式还正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确立的“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方向上演进，而怎样在世界上已相对清楚的“市场经济”基础机制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开拓、改革的工作，目前还远远看不清楚我们最终能够为市场经济模式贡献出什么样的可肯定的质变，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尚不能形成一个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而现存的问题是，把政治方面“权威”的特征与经济方面的“市场机制”相结合，使得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诸多尖锐的、愈益无法回避的和头绪纷繁的矛盾与挑战。那么，在中国是否可以形成政治权力中心强力介入之下，完成经济赶超，实现健康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的良性、互补结合，不断提升现代性，或者会是权力中心过度介入与腐败，产生令世人厌恶公权扭曲的权贵市场经济?也就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我们建设的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这并不是一件简单地涉及上层集团的事情。对此，贾教授认为应该强调中国决策问题，动员各个方面的智慧共同讨论涉及“黄金发展期”的问题。有三种可以列举出来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像有些表述说的要展开政治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全面改革。但由于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改革还难以形成“全面配套”的可操作方案，因而这一思路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过重，无法操作更无法落实。第二种选择是只说不做，或治标不治本。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实际上会积累矛盾，积重难返;第三种选择是特别注重操作性层面，在“建设公共财政”导向下，从各方难以拒绝的“加强和优化管理”的角度切入，以政府理财的民主化、法制化，拉动和促进经济、社会的民主化、法制化，也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的“中国抉择”上来。在贾教授的眼中这一条道路才是最值得看重、最可操作、有可能花费较小社会代价实现较平稳转轨过渡而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许晓军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中国 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持最快的 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功劳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中国工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然而中国工人又是世界上最低廉的。许教授通过对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企业的调查证明，中国的工人，尤其是生产第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极低，中国的很多企业以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工人支付工资，甚至没有建立工资增长机制。许教授强调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始动力，他以饱受 社会舆论争议的富士康“13连跳”现象为例证，表明劳动关系不平衡是中国劳动力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根源所在，进而提出各级工会参与“维权”、理顺经济关系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由之路。许晓军教授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化以后采取了平衡制约的机制，这对促进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个平衡制约机制，很多行为都属于经济学犯罪。工会是一支有助于劳动力市场化的强大力量，劳资的斗争不仅是合法而是必要的，因此工会是工人阶级强有力的维权 组织。我国应当在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引入平衡制约机
制，避免劳资分配不公以及资强劳弱的现象。同时，工会应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第一是帮助市场经济劳动者实现自身利益;第二是发挥积极作用平衡劳动关系，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第三是努力促进工会组织的发展，构筑经济发展、 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保障;第四是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工会的具体 实践。许教授还强调，我们传统的工会模式需要改变 管理控制的方式，要采用一个自上而下表达渠道的模式，代表劳动者权益和利益，而不是成为企业控制工人、帮助企业干活的工具。
浙江宁波如意集团储吉旺董事长通过翔实的案例与数据就企业后续问题以及接班人的问题 发表了独到见解，并明确指出这是当今中国现代企业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他认为，企业后续发展事关重大，值得关注。就浙江企业而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三大难题，即：转型创新问题、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内销问题，以及节能减排问题，这三大难题对企业的后续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接班人问题则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企业不是个人的，是社会的，聘请 职业经理人照样可以办好企业，不能搞“老子是企业家，儿子一定要接班”的模式，尽管一般的老企业家都希望子承父业，但是不能认为父亲是企业家，儿子一定要接班。此外，一名出色的企业家必须要积德行善，热衷于慈善事业，尽可能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为国家、社会作出一定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研究员从历史和机遇两个角度入手，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给予了整体的展望。他认为，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发展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面临着三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我国制订的发展战略在变。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系统审视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在此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发展战略。二是所面临的外部 环境在变。尤其是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外部环境加快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的改变，全球经济将重拾增长势头，贸易投资自由化将取得新进展，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可持续发展问题影响力将突显，全球经济格局将进一步多元化，这对我们来说既有机会也有挑战。三是内在的比较优势在变。从宏观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大学扩招步伐的加快，今后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使得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提高的同时，也将直接导致蓝领工人劳动力供给不足，工资快速上涨，进而使得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逐渐减弱，本国内在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这三方面的重大改变将使得我国的开放战略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具体来说，我们应当牢牢把握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亦即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来支持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强国，未来10年是关键时期。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比较优势，重新审视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抓住机遇，趋利避害，大力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实施可持续外贸发展战略，实现外贸在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利用全球资源，推进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增强服务业竞争力;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力争掌控国际资源产业链制高点，保障海外资源安全;优化对外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审慎稳步推进金融开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同时要实现“四个转变”，即：从以往的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转变为以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目标，从以往追求外资外贸规模与速度转变为讲求质量与效益;从以往的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以往的制造业开放为主转变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并重。当前我们呼唤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高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国崛起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此外，山东省滨州市孙承志副市长和广西北部湾银行投资部总经理林岚女士分别就“加快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创新意义”，“加强金融创新、服务创新步伐，满足企业居民走向金融新需求，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繁荣做出贡献”作了大会发言。
论坛闭幕式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章政教授做了闭幕致辞，对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 总结发言，指出论坛得以圆满成功的重要基础在于嘉宾演讲的思想创新性，这些思想问题是整个论坛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所要研究的内容。钱教授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并非体制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如果一个人想贪污，那么什么制度都管理不住，但如果自己思想好了，没有约束也会通过自律控制，因此这是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也是思想问题，现在中国的真正问题是我们马上要实现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表明，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而不是很多人说的还有100年。北京市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们看到今天的北京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那将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钱教授还指出，在实现工业化的前夕，中国的价格上涨是国际化需要，市场化需要，而并非的一些学者所言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需要理性迎接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这些都是重要的经济思想问题却被很多学者所误解，所以说思想研究才是最重要的。最后，钱教授代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向本次论坛的所有与会来宾和承办论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思想是时代的灵魂，是社会的基础。具有创新意义的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是产生思想的场所，是一片学术沃土。首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引发了与会嘉宾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更增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了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进一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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