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马克思主义概论论文2000字

发布时间:2021-10-24
大学马克思主义概论论文2000字

  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大学马克思主义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学马克思主义2000字论文篇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摘 要:[htk]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基础,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行动指南,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本质要求,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关键词:[htk]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同理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真正深入头脑、扎根人心,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位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还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解决各种矛盾、创造价值提供了最为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生活的指导地位,决定了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在经济全球化、东西方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以淡化意识形态。“如果动摇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全党全国人民就会失去最根本的思想准则”[1]228。在社会价值多元纷呈的社会,更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才能做到在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使其不发生彼此对立和冲突。统一的指导思想是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维系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纽带。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最终必然由思想混乱导致社会动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227。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做到“坚持与发展”相结合。“坚持”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立场与基本原则。“发展”就是在实践中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威力,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领域、新观点、新方法、新境界。

  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对理想问题作了科学阐述,把理想问题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内在地联系起来,使人们对理想问题有了更为科学的把握和自觉的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考察做出的科学预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崇高的理想,坚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使崇高理想成为党和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理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绘制的蓝图,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的客观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需要。邓小平曾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人的富裕问题”[2]。所以,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做出的符合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对未来中国社会的科学设计,是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中国的体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把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概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根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确保全社会具有共同的理想与信念,才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只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使全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动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就会导致思想混乱,丧失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社会价值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理论为依据而作出的价值选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行动指南。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又形成了以勇于改革、敢于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基础和源泉,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延续。改革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创新,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价值精神的凝结和精华,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和社会动力理论。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都是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因而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行动指南。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没有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民族精神便没有根基,更无法弘扬与培育。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同时,民族精神具有开放性。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伟大民族。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必须注重不断地汲取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脱离时代发展和世界文明大道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只能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彻底抛弃民族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真正地继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汲取世界各国文明的有益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科学结晶,它既使中华民族精神在最高层次上得到了当今时代科学思想精华的熔铸和升华,又使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新科学结晶而得到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会失去方向,就无法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本质要求。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根本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和荣辱观念的新发展。荣辱观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3]。每个时代的民族和国家、阶级、个人总是依据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与利益及其所决定的文化环境,提出自己的荣辱观。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针对当前社会上盛行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提出来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明确了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明确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胡锦涛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可见,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高度概括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要求。

  荣辱观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恩格斯曾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荣辱观” [4]。历史上的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荣辱观、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荣辱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有着根本不同的内容和标准。奴隶主阶级以占有奴隶、出身高贵、拥有特权为荣誉的标志;封建地主阶级以“金榜题名”、“高官厚禄”、“封妻荫子”为荣耀;资产阶级则以金钱和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荣辱的标准,并把发财致富、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的一切行为都说成是高尚的美德。无产阶级汲取人类历史上一切荣辱观的积极、合理因素,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看做最高荣誉,并把个人荣誉与集体荣誉紧密结合在一起。“无产阶级衡量荣誉的标准,不是财富、权势和门第,而是对人民、对阶级、对党和对集体事业的无私贡献,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解放事业的贡献。” [5]社会主义荣辱观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不仅与历史上剥削阶级荣辱观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是对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升华。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化,是从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层面对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和落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取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问题。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特别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背景下,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及荣辱观多元化的现实状况下,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善恶、美丑,才能抑制腐朽的、剥削阶级的荣辱观的盛行与侵蚀,才能真正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入新的道德活力,为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打下思想基础。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问题和灵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根本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精神力量。它代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提供了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不可替代的高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这正是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

  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内在规定的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基础,立足现实,面向现代,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的思想文化体系。和谐文化的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和谐文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无论“百花”还是“百家”,只能是多样化的体现,而不是多元化。就“元”来说,“双百”方针只有一个,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可见,“双百”方针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实行“双百”方针的结果,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失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科学性、先进性是它最根本的特征。和谐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崇尚和谐理念,体现和谐精神,大力倡导社会和谐的理想信念,坚持和实行互助、合作、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准则。坚持和谐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谐文化才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被釜底抽薪,和谐文化就失去了灵魂和大脑。因此,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坚持运用它来分析和研究今天和谐文化建设的实践。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5]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36.

  大学马克思主义2000字论文篇二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述略》

  内容提要: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苏联模式的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三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四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国外研究 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周全华(1952-),男,江西抚州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510275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的崛起,引起世界汉学界的极大关注,使他们从研究传统中国文化及关注国民党思想政治活动,转向探讨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和成长的历史及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就是中共领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及苏联的关系。这里主要评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涉较大的一些理论观点。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苏联模式的关系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强调这种独创性,提出中国革命不是“俄国革命的翻版”或“莫斯科的工具”。斯坦说,“共同的政治哲学足以为中苏两国共产党对一般国际事件做出类似的反应提供充分的解释”[1](p137),然而中共“所抱的观点是由中国的民族需要而决定的”[1](p137),“他们更少地用共产党的‘阶级’观点来思考,而更多地用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来思考”[1](p137)。斯坦认为,虽然在某些细节上,苏联的制度和习惯被抄袭过来,劳动英雄运动、合作社伟大作用的口号也广泛使用[1](p138),但是实质上“延安意识的一种典型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1](p424)。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斯诺等实地勘察过中共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就认为,中国革命是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许多年后才会实行的。他说,目前西北地区的苏维埃社会没有任何机器工业,并非是共产主义的,而是一种“农村平均主义”,这种温和的农村改革政纲是为最后夺取政权服务的一种策略。不过,苏区社会“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2](p200),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和许多观点理论都是模仿俄国人的,但是“他们借用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和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2](p353)。斯诺观察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并非如外界所说的是斯大林的傀儡,不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2](p106)。

  白修德认为,共产党敢于武装人民,说明“中共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历次伟大的农民革命的一个延续,在中国历史上,武装人民向来都是推翻旧朝代的一个先决条件”[3](p257)。中国共产党以农民为他们的基本的力量,“不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如何的散漫或理想化,他们总是能够在最后得出某些基本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成了主意以后,最无知的农民都能懂得而且都会引为他们自己的主意”[3](p257)。而中共领袖又是懂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能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谈西欧的土地占有状况和封建制度,以及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将土地分给农民的进步意义。“他的领导是理论化的,但是理论一经他的解释和运用就成了有用的东西”[3](p173)。

  斯特朗认为,毛泽东具有“对农民运动的迅速反应,坚强的信念,以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缺少的那种生动的想像力”[4](p46),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不是抄袭他人的,而是独创的。独创性特别表现在毛泽东身上[4](p51)。

  费正清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民族共产主义”,即按中国文化价值、历史传统和民族利益来解释的社会主义。这与苏共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及其中共的农村战略长期持疑虑和否定态度,至今俄学者仍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民族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因素[5]。

  与费正清派不同,右翼学者与左翼学者在看待中苏革命关系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苏联理论照搬来中国,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查德·沃克的《共产党政权下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沃尔特·罗斯托的《共产党中国的未来》,都用极权主义分析模式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认为它不过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翻版。在由伦敦大学1960年创办、哈佛毕业生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季刊》创刊号上,魏特夫发表了《“毛主义”的传说》,激烈地反驳史华慈的观点。他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存在,认为这是费正清等人在西方世界制造的一个“传说”,“毛主义”是列宁主义、斯大林战略和共产国际政策的翻版,坚持在过去的“共产国际阴谋”论和“莫斯科中心”论的框架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此后不久爆发的中苏论战,将双方现实的和历史的大量分歧公之于世,这证明费正清的中国观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魏特夫的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肯定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的独立性、自主性时,不少自由派学者没弄懂中共民主革命纲领与社会主义纲领的关系,因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有性。福尔曼认为,中共由于与私有观念极强的农民合作,被迫放弃了从前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现在边区并没有集体主义,一种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只除了变工队和合作社这种修正过的民主的体制”,而这种“合作事业以私人财产为基础,自愿同意为原则”[6](p63),是用这种合作社来“组织散漫的、个别的、落后的农村经济”[6](p63)。因此,他断言,中共“既不主张也不实行共产主义”,根据俄国的定义中共不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并不比我们美国人更具有共产党的性质”[6](p197)。

  费正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殊的,中国共产党“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7](p260),“把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之上,在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在这方面,它遵循的是中国的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7](p260)。

  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秉其师说,于1951年出版西方“毛研”的开山之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m)概念。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和中国化,但却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其根据是毛把农民看作革命的主力,只是按列宁主义原则组织农民群众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他认为,毛的“非正统”思想开始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是强调农民的作用,二是强调人的自觉性的作用,即主观意志的作用[8]。其后辈施拉姆1963年出版《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6年出版《毛泽东》,迈斯纳1967年出版《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82年出版《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1986年出版《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也是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即“异端”性,表现在行动上的唯意志倾向和民粹倾向,但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强调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和运动的决定作用,在这方面“毛泽东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有关思想,而要依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来完成预期的革命,当时的中国甚至还不具备1917年俄国革命时的条件”[9]。

  中苏论战、美国内抗议越/战、法国五月风暴等事件发生,西方自由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新左派”,他们反驳自由派的“异端”说。佩弗在1976年《现代中国》第2卷第4期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批判以及对这个问题的初步重新评价》,沃尔特在1977年《近代中国》第3卷发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社会变化:重新研究毛的战略及其思想中的“唯意志”》。他们认为,迈斯纳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学者夸大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因素,又夸大了毛泽东的“人的因素”,因而勾画出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漫画,马克思被描绘成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毛泽东则被描绘为一个受黑格尔和儒家学说影响的“唯意志论者”,这是制造了二者的对立。新左派与自由派一致的地方是都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不一致处是新左派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异端”。但是新左派将““””中的平均主义、反官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在中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外右翼和左翼学者都分辨不清毛泽东思想与其晚年错误,认为中国在进行“非毛化”运动。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贝特兰在1977年《辞职书》中说:“现在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批邓已被放弃,要求将生产置于革命之上的呼声甚嚣尘上。纪律和秩序得到赞扬,人民保留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已不复存在,当然更谈不上对资产阶级政策造反的权利和义务了”[10]。左翼学者错将““””的理论和实践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

  而严肃的自由派学者一般都较早发现毛泽东中、晚年思想的不同,如费正清、施瓦茨等。日本学者中西功早在1969年成书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中就已经将毛泽东的思想分为两部分,一是七大所确定的毛泽东思想,二是1957年以后发展起来的错误思想,认为二者在政治理论上、在对世界事务的分析上都有很大不同。施拉姆写于1966年的《毛泽东》也持此论。但是他们中有些人由此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而定论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

  美国学者邹谠在1984年6月发表于《中国季刊》上的《历史性转变和过去的连续性》一文说,邓小平在实现历史性转变时,不是与历史决裂而是尊重历史连续性,表现在他是用经过重新解释的毛泽东思想充当了重新评价毛的基础,也就是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合法地”批判“凡是”主义所引用的个别论断和只言片语。他继承而不是放弃毛的遗产,使理论发挥新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理论的放弃。一个历史转折也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割断。一个新时代是可能包含过去时代的连续性的。在现存的政治制度之内也可能发生彻底的改革。过去的连续性很快就极为清晰地体现于邓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中。

  俄学者也认为,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理论遗产的这种态度,为邓小平及其拥护者根据上述方法论、从中国真实情况出发创立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开辟了道路,为提出自己的、与毛泽东有很大不同的中国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构想提供了可能性”[11]。

  施拉姆说,毛泽东认为政治革命之后还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与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一致的,不同在于毛泽东是用政治革命的错误方式进行,而邓小平是用改革的正确方式进行[12]。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有三种含意:一是毛泽东一生所有原始资料所展示的思想;二是毛泽东公开实施过的思想,西方研究者注意的即是毛想了什么、做了什么;三是由中共界定为正确部分的思想,是按“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适应中国需要的双重意义上,确定毛的遗产中正确的部分”[13](p24)。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这两个出发点是毛、邓共同的。他认为这不是“非毛化”,他同意1979年3月《人民日报》的文章所说:“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13](p260)。

  谢伟思也认为,毛、邓的一致在于都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看成是行动的指南。1984年12月的《纽约时报》说中国抛弃马克思主义了,根据是不久前《人民日报》的一段话:马克思的著作是一百多年前写的,有的是当时的设想,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有的设想不一定妥当,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当时的著作解决我们当前的所有问题。谢伟思认为,《纽约时报》文章是肤浅幼稚的,今天的经济政策、对外开放政策与延安时代的减租减息、扶植资本、对美友好有连续性,今天的思想“不过是在延安时期就孕育了的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致的发展”[14]。如果中共党内完全没有这种开放和开明的思想传统,新时期就无法打开。

  还有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比苏联成功是因为采取了经济先行的渐进性改革战略,但为什么苏联难以实施这种战略?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战略选择的主观问题,而是客观初始条件所决定的路径依赖,这使中国增量式改革所付成本较低。这一观点国内学者极少注意到。

  戈尔德斯坦认为,毛泽东对苏联集权计划体制进行过分权改革,使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分散的特征,到““””时经济权下放到顶点,这对日后的改革具有极大价值。如1972年以后建立的小型国营企业,60%的利润留在县,“块块”经济得到最大的加强。为备战需要、增强地方的自给能力,还大力发展县域工业和非计划的集体企业,它们在计划外取得物质分配,““””期间这种经济以14%~17%的速度增长,几乎是国营经济的两倍,其利润都留在地方。从1966年~1977年,中国各县手里的预算外资金从占国家预算的14.5%增长到35.6%。这样,中国的地方政府就拥有苏联所缺乏的经验、资源、技术和组织,这是潜藏在中央计划里的市场因素[15]。

  再如,沃尔德在《中国季刊》1995年12月号发表文章说:“毛主义的遗产也越来越被人视为毛以后取得成功的基础。毛主义比以前苏联或任何东欧小国在计划、投资和物质分配方面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这一分权趋势在60与70年代也推广到农村工业化计划方面。中国开始实行改革时工业基地在地理上比较分散,所有权和控制权比较平均地分散在各级政府中,这使得地方官员有经验、也有能力对以后具有企业精神的改革政策作出反应”[16]。

  迈斯纳以生产力来讨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异同,认为前者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原典:“毛泽东认为,要取得一种社会主义的历史成果,社会关系和人民觉悟改造的‘持久’过程应和现代经济发展同时进行(实际上却是先于经济发展)。而他的政治和思想接班人却强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前提应是优先使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他们强调马克思的教导: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17](p226)。“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奇特之处在于,它特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17](p224),“已消除了所有空想和偏见的成分”[17](p225),“成了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17](p225),迈斯纳称之为“新版的马克思主义”[17](p233)。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人类有共同的哲学问题意识。施拉姆认为,中国的“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相通[13](p14-15)。美国学者窦宗仪著《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致力于阐明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和进化的世界观,他们都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8]。魏斐德分析,王夫之的思想有“独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不相信纯粹的理,而关心固有的社会关系”[19]。

  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古希腊关于事物内部矛盾冲突的辩证思想在后来的欧洲文化中影响较小,而亚里士多德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在欧洲文化传统中起决定作用,“要么是x,要么是非x,这才是合乎逻辑的”。形式逻辑在发展近代科学上起了巨大作用,然而信奉形式逻辑的科学在解释整体宇宙和终极存在问题上陷入绝境。对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认识,只是到了近现代的欧洲,在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那里才获得了“改造”和“重生”。然而,这种与“亚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义”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很早就根植于中国儒、道两家的辩证法传统中了。跟形式逻辑相对立的辩证逻辑,在印度和中国佛教哲学中也极为丰富和完整。斯塔尔说,1972年郭沫若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讲道,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是从中国借用的[20]。

  李约瑟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21](p61)“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1](p67)德国皮特·奥皮茨1969年出版了《从儒学到共产主义》一书,1974年又出版了《中国的巨变——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运动》、《龙的子孙——从孔子到共产主义的中国之路》,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孔子的儒学出发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自然的文化心理进程。这一点也为中国学者所认同,郭沫若、孙叔平、张岱年、匡亚明都曾说过,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读过儒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22]。

  韦克曼认为,毛泽东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继承了儒家强调通过改进人的道德而达到社会和谐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近代康有为、谭嗣同都信奉“仁的规范价值的力量”,而毛泽东又“在根本上更人本主义些,他断然地把人置于万物中心,通过完成自然过程而完成自己的一生”[23]。布赖恩认为,“老三篇”通过道德榜样来进行道德教育,是中国人的传统教育方式[24]。费正清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式,是一种适合中国人传统的民主方式,是传统政治价值所强调的官员顺民心、民意、民利而施政的最好的统治方式[25]。“共同富裕”与管子的“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是有连续性的,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内涵,是符合中国传统价值的。

  也有对“相通论”怀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意见。施拉姆说,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要素与西方要素二者并未被整合为一个新的综合物。他认为,在这个由根本不同的要素构成的庞大系统中根本就没有明确的体系和结构,而只有相互支撑的两个骨架,始终不是一个统一的综合物,而是各自发生作用;建国初期编织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用,而把中国文化视为体,二者结合较好,而到60年代中期,两种对立的见识发生了分离,毛泽东晚年思想中的传统色彩突出表现出来[13](p268)。弗朗茨·舒尔曼在《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和组织》中说,中国的马列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毫无关系。迈纳斯则进一步强调,毛泽东思想具有“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强烈的反传统姿态”与“乌托邦思想特质”[17](p213)。

  还有折衷的意见。顾立雅的《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列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和后来的专著《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革命和世界主义:西方舞台和中国舞台》认为,从曾国藩、梁启超到毛泽东等几代中国变革者,在西方入侵所导致的“历史与价值的冲突”(指中国的历史传统与西方人文价值、工具理性的冲突)之际,总是在思想层面淡薄了儒家信仰,而情感层面是留恋并力图拯救儒家学说。这些研究者禀持韦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包括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现代性的因素,依其自身连续性的发展是不可能进入现代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思想的主题,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外来的动力颠覆传统秩序而塑造全新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传统不是普世文明价值,终将在普遍价值的西方文明侵蚀下瓦解,而以“博物馆”和“化石”的意义存在,中国人会摒弃其现实意义而只欣赏其“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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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马克思主义2000字论文篇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阶段中国焕发新生命力路径分析》

  1 马克思主义分析

  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在科学层面上,人们的视察范围停留在宏观、低速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在什么之上呢?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牛顿的经典物理学。

  在社会层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建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社会状况之下,那个时候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剥削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高度,这种剥削关系的受承认程度尚且不管,但是,有目共睹的一点是,当时的贫富差距确实十分悬殊,所以,在当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确实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三种之中,哲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在这种支持下,诞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曾经不少国家在这个理论的支持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在这种制度下,出现了当时的两大超级大国之一――苏联。所以,社会主义并非走不通,而且,它有着巨大的活力,和可提升空间。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更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就是首次将唯物主义运用到观察人类社会之中,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从大人物的身上,转向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最本质的原因。这不得不说是个伟大的发现,在这之后,历史上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任何人都需要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没有了生存条件,其他的一切就都无法实现。

  2 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某种体系更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自然也不例外,其自然哲学学说以及社会科学学说在现代社会中都显示出了很大的局限性,那么,马克思主义都遭到了哪些挑战呢?

  首先,在自然科学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仍然建立在经典物理学的宏观、低速的运动条件之下,对于物质最基本的构成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绝对时空被打破,相对的时空观被建立起来,这与马克思主义所支持的绝对时空观并不相符,也与马克思的绝对参考系不符,所以,这次物理学界的思想变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第一次挑战,但是,这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不算太大。因为相对论不是对经典物理学的否定,而是发展。

  真正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受到挑战的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通过对微观世界的探究,发现微观粒子的状态并不取决于它本身的状态,而是取决于你在观察它时,它的状态,请记住这个用词,这说明,人的观测行为实质上对微观粒子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微观粒子的测量就十分困难,这种现象在量子力学中,被称之为“测不准原理”,因为,它的样子取决于人,并不是由其本身决定的。放到世界观的层面,这实际上就是在说明:意识决定了物质。所以,在这一层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与真实情况背道而驰。这就说明,马克思对世界起源的解释是有误的。

  其实,通过对同一问题的无限次追问,我们就会对世界的起源产生怀疑。既然世界的起源是物质,那么,在科学意义上的物质,必然可以精确到某一种具体的东西上,马克思主义仅仅说世界起源于哲学上的抽象物质,那么,这种不具体的概念是世界的源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与唯物主义矛盾的地方。我们可以自己追问一下:世界的起源是物质,那么物质又来源于哪里呢,组成物质来源的东西又来自于哪里呢?这个问题不断地追问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唯物主义解释不了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进化论,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么一点,进化论可以解释物种的演变,但是不可以解释物种的起源,就是,无生命的元素为什么会组合成生命体,为什么会组成这样的生命体,而不是那样的生命体。为什么人的结构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不光是进化论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是唯物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这种物种演变的随机性与唯物主义的绝对性是矛盾的,而且,现在的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确实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确定了现在的自然秩序,那么,你还确定唯物主义是宇宙的真理吗?

  而且,片面地强调唯物论,对现代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往往容易将人等同于物,忽视人的精神、忽视人的个性、忽视人权;至今中国社会也不重视人的心理健康、精神赔偿等。而且,阶级斗争学说和由此产生的对于国家的解释,虽然合理,但是,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为大屠杀、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借口。而且群众学说容易被少数野心家利用,用于打击自己的政治敌人。马克思提倡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人治,而非法治,因为经济计划需要人来制定,这就容易导致极权体制的出现。

  就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过度看重经济基础,而忽视了一些历史上出现的偶然,却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因素,使得有些历史问题无法被成功的解释出来,比如一个很无厘头的问题:“为什么当初把男人命名为男人,女人命名为女人,而不是把男人命名为女人,把女人命名为男人?”

  我们已经知道了马克思主义拥有那么多的缺陷,你还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万能的吗?

  3 马克思主义发展态势分析

  既然我们也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缺陷,以及他本身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唯物主义哲学界的集大成者,只不过是由于人类的可观测范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应该抛弃,而是应该利用现代人的眼光以及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加以改造和发展,那么,我们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呢?   3.1 用新真改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通过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探索出现代科学成果带来的哲学变革,在确定新的真理的情况下,用新的真理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我们已经知道,现代的物理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哲学基础已经发出了挑战,传统的单一的唯物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尝试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结合,这个人物看似不可能,但是,在现代人类的视角已经进入微观领域的情况下,这种结合并非不可能,相反,它变成了现代哲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这两种结合,才能对现在的自然科学现象进行一个完整的归纳,从而对科学的发展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并不是绝对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体系,唯物主义确实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它将人从神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并且让十九世纪及之前的欧洲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资产阶级在先定论的支持下自我解放,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向资产阶级的剥削做出了反抗,但是,随着量子力学的诞生以及新宇宙观的发展,我们过去认为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学说,却被新的科学成果一步步地证明为正确的。所以,在新的世界观基础上,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新的自然科学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不被推翻的重要保障。

  3.2 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理念,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建立在对西方社会的考察上,马克思在揭示西方社会的种种矛盾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西方,反而对某些西方的体系加以肯定。

  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变革,仍然要吸收西方的先进理念,因为西方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举个例子,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需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才能改善自身处境。但是,在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却说,英国的工人已经成为了工人中的贵族,并且号召工人利用民主制度法律进行和平抵抗。这说明,西方国家也在逐步地改善工人的境遇,并且将工人的利益看得越来越重,所以,我们在现阶段可以放弃一些具有相当的敌对思想的意识形态,用平和的方式争取自身的权益。

  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民主与法治。相反,马克思一生都在追求更大规模的民主与法治,甚至很有先见之明的提出了“废除死刑”的主张,由此可见,马克思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已经预测到了在未来,法制会变得越来越柔性,越来越人道,民主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可是,后来为什么自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建立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和朝鲜,却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极权主义呢?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的环境尚不成熟,仍然需要借鉴已经成熟旧制度的政治框架,所以,中国依然需要借鉴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部分。一方面可以保证社会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可以让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

  3.3 强化对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在改造的同时不放弃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的政治理论基础,放弃了他,就等于放弃了我们的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有着很多缺点,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理论,却有着不断发展的理论,只要国民坚信这一点,对我们的政治理念仍然抱有信心,那么,一切问题就都好办。

  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证明了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强的理论正确性。剑桥大学曾经与其他的世界著名大学展开过一场论战,论战的中心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创造一切社会价值的源泉’这句话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剑桥大学站在了马克思一方,支持马克思的观点,最后,剑桥大学赢得了这次论战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说的是对的。

  原因很显而易见,横向来看,任何机器都需要人的一系列活动才可以运转,纵向来看,制造现代机器的是上一代机器,而如果我们不断地向上追溯就会发现,最早的机器是锄头,然后再向上是工具,而创造工具的一定是人,不是工具,更不可能是机器,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论述这个问题,最后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劳动是创造一切社会价值的源泉。

  类似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层出不穷,其合理性已经得到了经济学界的一致认可,但是,如果普通民众不了解这一切,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歪理邪说的话,何谈让马克思主义在民众心中扎根,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教育,是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复活的保障,但是,这里并不是要求政府对民众进行强制的、填鸭式的灌输,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而是要通过理性的分析,让民众真正全面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到它的正确性与不足,让马克思主义变得不再高不可攀,变得接地气,符合人民心中的形象,才会让国民更愿意接近它。

  3.4 及时剔除马克思主义中不合实际的内容,并以新时期的理性分析进行内容补充

  马克思曾经预言过,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19世纪末期走向终点,并且走向社会主义,而各个落后的国家将进入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更是无不担心地指出:当新的无产阶级政权诞生的时候,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政权是否可以抵挡住来自新成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扑。现在看来,不得不说,马克思当年多虑了,马克思当年预言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重新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并不是马克思对于历史大势的认识不清醒,而是马克思忽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因素。马克思的历史观,仅仅是将个人带入社会阶层的层面中,进行大面积的线性分析,并不是从个人可能对于历史产生的偶然性因素中,进行更为具体的、空间思维的分析,个人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能微乎其微,但是历史往往就是某个重要人物在不经意间进行某种活动,最后将历史推到了完全不同的轨道上。

  这个预言的失效就是这么回事啊,马克思仅仅是从资本剥削工人的角度,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是,他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资本家也不傻,当他的统治秩序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也会调整自己的统治秩序,从而为自己的政权续命,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资本家自然就会通过保护劳工的经济权利,增加议会中左派组织的议席,来保证自己可以继续坐江山。工人也自然不用通过暴力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以说也是政治生活中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两个团体在博弈过程中自然而然可以达到的一种状态,但是,马克思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忽略了这一点,而仅仅从经济基础着手,所以,他失败了。(资料参考自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

  3.5 必须提高工人待遇,解决三农问题

  有人可能会问,思想意识的问题,解决途径为什么会有经济原因呢?

  恩格斯说过:“人必须先解决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宗教等活动”,简言之,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什么现当代的中国人越来越认为马克思主义,或者单一的共产主义是一场骗局?笔者认为当然不是因为什么和平演变,内因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一定是这个国家内部,甚至根基出了问题,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所以,现当代的中国国民,对于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也一定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太多导致的。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农问题以及工人的问题。

  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经济的蛋糕已经越做越大,但是,如何分好这块蛋糕,依然是摆在中国执政者面前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任何人都能看到,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有失公平,按地区来说,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财富远高于西部地区,城市也高于农村;按照公民阶层来说,中国的社会依然呈现“金字塔”型的状态,中产阶层的绝对数量和比例依然不足,所占社会财富在社会中的比重仍然不多,这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犯罪率增长、社会再生产原动力不足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劳多得,才会让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获得最直接的好处,让工人的战友――农民阶级获得生产的长久动力,在城市中扶植一大批中产阶层,让农民的生产成果获得预期的汇报,避免出现“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顺利复苏,才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并深入人心的根本保证。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虽然应该改进,且必须改进,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正确的部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坚持正确的理论,并与新的真理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会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因为它的科学性,他就必须不断的发展,保持住科学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为最广大的国民谋利益的理论,只有中国政府持续的改善人权,让国民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被国民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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