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关于这起事件中路人冷漠的道德谴责和深层因素的探讨也风起云涌。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关于小悦悦的政治论文，大家快来跟小编一起欣赏吧。
从人的异化的角度反思小悦悦事件
摘 要：小悦悦事件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内在的反映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小悦悦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现代社会中人发生异化的现象，为消除人的异化现象提出建议：一是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二是实现科技与人的发展相统一;三是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四是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关键词：小悦悦事件;人的异化;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061-02
一、事件分析
2011年10月13日下午，广东佛山两岁的小悦悦先后被两辆车碾压，18个路人无一伸出援手，直到好心的拾荒者陈贤妹将她救起并送往医院，可是小悦悦最终抢救无效。事后，陈贤妹的救助行为曾被一些人质疑为炒作，为了获得金钱。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现在回想起来却依然令人心痛不已。撇开感情的重担，对于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的。
就18个路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用“冷漠”、“冷血”、“漠然”、“道德沦丧”来概括他们。有人动过恻隐之心，有人确确实实对此抱着无视的态度，他们最终都放弃了对难者施以援手。前者可能以2006年彭宇案中“好人反被诬陷”的社会舆论为鉴，在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不敢轻易地对他人予以帮助，人与人之间遭遇到强烈的信任危机。而后者，他们已经放弃了人之为人的感情和本能。
就陈贤妹而言，她的行为本是一种人的感情和本能反应，却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在这些人眼中，人只是一种利益动物，人与人只是一种物质关系，印证了那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之后，陈贤妹见义勇为的举措受到媒体的大肆宣传和赞扬，受到地方政府的嘉奖，人们的过度关注反倒打乱了她的生活，打破了她原有的安宁和秩序，这并不是她最初救人的目的。在她眼中，救人只是出于她的良心和情感需要。而社会舆论的大肆宣扬只是从反面说明了现在的社会缺乏这样的人，大多数人在经济飞速发展，物欲横流的生活里迷失了自我，不自觉的已被异化。
而人们对于舆论将彭宇案定为“好人反被诬陷”、指责18个路人冷漠无情的结论深信不疑，他们没有去反思媒体倡导的观念下所掩盖的一些事实的真相。面对强大的舆论信息，人们的思维和视野受到了限制，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受到了外界的严重干扰，甚至被这些信息所奴役。
二、从小悦悦事件反思人的异化现象
人的异化即人的本质和自身拥有的特性所发生的异化，主要是指人的物质、精神活动本身及其产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转过来支配和统治人本身。
整个事件从两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一是人的本质异化，即人同人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表现为人同自身的不和谐。“人是类的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1然而劳动者被剥夺了他的类的生活，即人的生活，失掉了自己的本质，人就不再是人而是非人了。二是人同人相异化，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不和谐。人和人的关系已经被物和物的关系所代替，人已经被异化，失去了作为人而存在的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1]57小悦悦事件只是一个点，却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发生异化的普遍现象，那么他们在我国当前又突出表现为哪些方面呢?
1.权力异化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仍不高、商品经济依旧不发达、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现实国情使得每一个公民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参与国家的治理成为不可能，因而人民选取自己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管理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政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应该践行“领导就是服务，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利益外，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理念，然而实然和应然之间有着一些差距。
2.科学技术异化
从自身的发展来看，科技在给人类生活带来无数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网络异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可以说它是科学技术异化的典型代表。当代是一个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因特网的出现给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与此同时因特网存在很多弊端，其虚拟性导致一些人出现网上网下的分裂人格，其快餐式的学习方式降低了人们的思考力，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信息以强制性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线，减弱了个体的主动性，碎片化的信息充斥着人们，使辨别能力差的主体被垃圾化。科技的繁荣扩展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它也消解了个体的情感、价值和特性，让个体在冷漠和乏味中走向彷徨和孤独。由于在网络的交往过程中，人和人之间不必面对面的交流，就会减少陌生感和羞涩感，久而久之，这样的交往行为方式慢慢在人们行为中形成烙印。但是一旦人们在网络中所利用的交往方式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时，人们就会产生挫败感，从而更不愿意去接触其他人，恶性循环之下，人们之间的芥蒂越来越深。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科学技术提高了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有些高新技术日渐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变成了支配人类、阻碍人类发展的外化力量。
3.消费异化
今天人们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被人为地刺激起来的盲目活动。商品广告无孔不入，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自己在独立自主地选择着商品，但实际上却被巧妙地操纵着购买特定的商品。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消费某件商品并非出于自己的需要，而是显眼的宣传广告弱化了人们对商品的认知能力，引导着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就失去了其本质含义，不再是满足人类生活的活动，而变成目的性活动，消费品也变成了人类的‘主人’。人为了满足幻想而去消费，成为实现消费这一活动的工具。”[2]
4.理性异化
理性异化是人被人以外的东西所奴役且表现为思想僵化、观点偏激，无意识地以某种理念指导去实践而导致挫折的状态。理性异化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是人的社会角色与人的自我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对立。理性异化的根源来源于工具理性，将人的目的与手段相混同。“资本家作为人，他除了金钱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的人。”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其精神需要的满足所蕴含的价值意义，绝不亚于物质需要的满足[3]。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继续扩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渐深入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资本家”，物质目标已经成为目的本身，“更确切的说，当物质享受在人的活动中占了主要地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作用时，人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已经成为他的创造物的奴隶。”[4]
三、摆脱人的异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异化中，人失去了人作为人的价值及主体性，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真正意义的存在。人从本质上已失去自由自觉的特性，沦为一种工具，成为一种手段，处于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人只有摆脱异化，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1.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消除人的异化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针对我国权力异化的严峻形势，笔者认为当前尤其要强调依法治国。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制度与法律建设，但是在很多方面还不健全，我们必须逐步改变中国缺乏法治传统的局面，也要对经过合法程序、多数人认可的正式制度安排予以足够的敬重与敬畏，最终达到消除权力异化的目的。
2.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
发展科学技术是为了造福于人类，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其价值理性与人的价值理性是一致的，所以它的发展是必然的。然而现今的科学技术却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导致了人的物化以及与之密切相随的价值危机和伦理危机。因此，我们必须审视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化、人道化和生态化的责任，科技的发展应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其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局限，进一步与人文领域相融合。
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
不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将会危害人的健康发展。科技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本应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但事实却相反。伴随着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出现了道德沦丧、信仰空虚、心灵扭曲和诚信缺失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人的身心健康，如果放任这种错误的价值导向继续发展下去，其给人与社会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使人们知荣辱、明善恶，追求真善美，这是人摆脱异化现象、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国人民思想的导航，是达到以上目标的一个行动指南。
4.继承优良文化传统，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固然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糟粕应摒弃之，但同时我们应该吸取其精华。孔子提出的“仁学”思想对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大有裨益。“仁学”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5]1，从而达到以“仁”、“中庸”为核心构建和为贵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再者，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倡导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即“性善论”。儒家人性论，以道德和政治为互渗手段，将道德伦常推崇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我国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可以借鉴传统文化中有益于改变社会风气，有益于增强人的道德感的内容，为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服务，使现代化进程充满“人情味”。克服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对立，克服个体存在和类本质的分裂及冲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刘京.法兰克福学派消费异化论评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7，(3).
[3]彭小兰，李萍.信息社会下人的异化的新表征[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1).
[4]任朝颖，潘文华.人的异化现象之反思[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7).
[5]孔丘.论语[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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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事件的社会学探析
【摘 要】“小悦悦”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关于这起事件中路人冷漠的道德谴责和深层因素的探讨也风起云涌。笔者试图以社会学的因素探究事件背后潜藏的社会因素，并试探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理性;启蒙悖论;理性化的困境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过。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均未施以援手。连续遭遇碾压，无疑是两岁小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此后十几个路人经过却均未施以援手，更不啻于对小生命的落井下石。这起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关于这起事件中路人冷漠的道德谴责和深层因素的探讨也风起云涌。本文试图以社会学的视角浅析其背后潜藏的社会因素，并试探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一、理性的悖论
从“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人们的反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大部分人对那18位路人的行径是给予强烈谴责的。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说，假如批判者中的任意一个人有一天也遇到了类似的事件时，他们又会作何选择?他们又是否能够挺身而出，还是再次成为那第19个“路人”?
扪心自问，似乎那18个路人的行为虽不合情，但却是合“理”的。这里的“理”代表的是以自身的行为来保障个人的利益的价值取向，是一种“理性”的思考。与之相对的，“情”则成为一种“非理性”的代名词。如此，就必须上升到对人类的经济理性乃至于过于看重经济发展，强调个人主义的经济价值观对人类情感、道德和文化的影响这一层面上。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最早以辩证的视角看破了“经济理性化”给社会中的人们所带来的利与弊：理性化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更加理性、明智地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从而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新教将劳动及勤奋精神视为一种上帝神灵的意旨，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的热情。但是，与此同时，韦伯还看到，理性化在刺激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渐渐成为了一个束缚人们的“铁的牢笼”。理性化使人们只顾追崇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冷漠淡然，人们的所有行为都被捆绑在理性化的框架下，非理性行为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甚至是被排斥的[1]。古典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也曾指出：货币经济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理性化的增长，便捷了人们的生活，推动了社会由“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但同时，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打碎了“机械团结”中维系人与人之间单纯的情感纽带。由于一切行为都将以货币作为衡量标准，基于“货币”基础上的“理性化”使人们在传统的人情和道德面前无动于衷。个人日益变得孤僻、自闭，人格也日渐遭致扭曲[2]。当代德国社会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提出类似的“启蒙的悖论”的观点。他们认为：“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3]。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更进一步将这种由经济、制度、科技的进步所造成的“自我摧毁”拟化为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因此，他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富裕”然而却是“病态”的社会[4]。
这样一种所谓的“人性解放”、“经济崇拜”、“个人理性”在城市中更为突出，它推动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与此同时，城市也在不断地建构和强化这一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沃思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具有匿名性、大规模、高密度性、髙异质性等特点。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生活文化”。他说，城市生活就是一幅匿名大众的图景，他们与邻里们互不来往，即便由于某些因素不得不相互交流，也只停留在“泛泛之交”的层面，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真心投入，因为他们与大多数人仅仅维持表面的、短期的关系[5]。此外，由于人们明白各自的行为都只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故而他们的这些行为也不会受到任何谴责。“决定论”认为，城市生活这种独特的文化减弱了城市居民与他人的“道德卷入”和“社会卷入”[6]。
二、结语
这些社会学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小悦悦”事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理性、个性解放的负面影响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不仅带动着技术的更新、产业的升级、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还造就了人们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的推崇和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积极有利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由经济发展所引致的公民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的转变也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产生了众多消极的作用。人们在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经济人”，“理性人”，而渐渐远离了情感、信任和道德至上的传统“义利观”。
不过，经济发展与人们道德行为之间必然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吗?其实未必然。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曾提出“文化堕距”的概念，即：经济技术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非物质文化之间的一段不适应期[6]。这样的不适应期出现在经济社会的转型阶段。而中国，恰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中国经济的过快发展逐渐导致了与之相对应的道德、文化、价值观的脱节。人们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已陷入所谓的“经济理性”的漩涡中去。对于“理性化的陷阱”，人们还无法识别，只是一味的追崇他的好，却无法抵制其中的不良内容。
因此，要摆脱这样一种“理性化的困境”，就必须要求党和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党员自身的建设、端正党和政府的价值观念、强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坚持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崇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视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扬。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小悦悦”悲剧的再度上演。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德]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82.
[5]wirth·louis.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
[6][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胡鸿翔，男，福建南平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人口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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