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 对全球发展议程的参与越来越深入，制度化水平越来越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看g20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中国的g20领导力
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国g20领导力的现状、发展、成因，并对杭州峰会进行了展望。中国谨慎、逐渐积聚的g20领导力的形成，经历了危机应对、危机防范和全球领航三个阶段。整个过程中，中国从制度、政策、物质三方面发挥作用，提高了其在g20中的地位。本文从六个维度评估了中国在g20中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g20领导力形成的六大内部和外部原因。从对杭州峰会成果的展望中可以预期，中国将在此次峰会中发挥更高层次的g20领导力。
关键词：二十国集团 中国外交 中国领导力
引言
1.意义
全球化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它创造了巨大的全球机遇，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全球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和金融不稳定;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生态、医疗问题和非法移民袭击，恐怖袭击与化学武器使用。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快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快速崛起并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国，如何面对其新的全球地位，并在国际机构中与他国携手应对这些挑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许多人的命运和当今的全球秩序。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中的角色是关键。1999年，中国成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金融g20)的创始成员;2008年，中国成为新的领导人级别的g20峰会的成员。2009年9月，g20峰会制度化，成为其成员间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常设平台。现在，中国正在准备举办并主持第十一次g20峰会，峰会将于2016年9月4日至5日在杭州召开。
2.既有的观点
围绕中国在g20中的行为，一些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观点一将中国描述为被动、自利，寻求更高地位的国家，欣然接受在g20中的平等地位，而非在g8+5中的次等地位，利用其在g20中的地位来保护自身直接、狭隘的利益，不发起倡议，而在其他成员的贡献之上搭便车(free-riding)。中国没有作出更多努力，因为其缺乏必要的能力和战略远见，国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也不够团结。
观点二将中国呈现为g20中新兴国家这一方的领袖，挑战着既有大国及其控制的全球秩序。其中一种“大金砖五国(big brics)”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是领导着新兴大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而一种“g77核心领导(g77caucus leader)”的观点则认为中国代表着所有发展中国家。
观点三认为，缺乏创新性、胆怯的中国和金砖国家无法取代美国日益衰弱的领导力。也有人补充说中国在g20中没有当好亚洲领袖。
观点四认为中国是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之间、亚太国家之间负责任的沟通者和平衡者。
观点五认为中国是g20中积极配合的改革者，在外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在内出于中国精英的认知性经济共识(epistemic economic consensus)。其中，一种狭隘的“不情愿的合作者(reluctant co-operator)”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改革，并矫正宏观经济失衡。一种“与各方合作优先(co-operate first with all)”的观点补充提到全球经济复苏与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一种负责任大国的观点，强调中国在2008至2009年和2012至2013年间提供的巨大金融支持，在2010至2011年间经常项目不平衡的成功防范和汇率稳定的维持，以及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的行动。一种灵活、相互依赖、平等的观点强调了中国参与的g20峰会是对g8的补充和完善，这是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和其他快速崛起的国家带来冲击与危险，以及g20的gdp占全球总量的80%，具有支配性能力这一现实。
观点六将中国视为受中国约束的g20俱乐部中一个重要参与者。
观点七认为中国是两强垄断的g2中的一方，与日渐衰落的美国一同实现优于g20的全球治理。
观点八视中国为行动积极的选择性g20体系的加强者、改革者和潜在替代者，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契机、中国能力相对提升以及中国与印度和巴西团结一致。
观点九认为中国是g20峰会中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改革者，而由于2008年危机导致美国的实力、绩效和政策吸引力下降，g20峰会替代了原先的g5/g7/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
观点十缘于g8峰会将中国排除在外拒绝其加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多极、多伙伴(multi-partner)世界的崛起等原因，强调中国通过g20发挥全球治理的联合领导作用。这也受到其他因素的驱动――中国出色的经济开放，与美国在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以及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具体表现的不断增强的金融实力。
3.本文论点
本文总结了一项有关中国在g20中的行为及其原因的研究中的主要发现，这项研究是针对此类研究对象的第一个具有理论指导和具体分析的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强调了中国谨慎的、不断积聚的g20领导力。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谨慎、克制但又必不可少、日益活跃、有成长潜质的有效的g20领袖。谨慎、克制的中国强调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而非革命性地(revolutionary)替换原有的不受欢迎的单边倡议，与许多g7/g8国家以及其他成员一同担当领导，与诸多成员建立起针对特定议题的联盟，并且乐于适应其他所有成员达成的共识。
一、第一阶段：创建危机应对型g20，1999-2009年
1999年至2009年，第一阶段危机应对聚焦于将g20建设为一种新的国际制度，并确保g20产出有效的全球危机应对所需的经济和金融资源。制度上，1999年创建该集团时，中国是必不可少的;2005年，中国利用g20来促成第一阶段的imf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2008年将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使之成为成员国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还是在2009年，创建了g20主导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中国是正式成员;逐渐增加g20部长和官员级别的组织。物质上来说，中国提供了其应该贡献的那份重要的公共物品。1997年至1999年间拒绝人民币贬值;2008年至2009年，贡献了大量的财政和货币盈余、金融支持以及imf特别提款权。政策上，中国及其亚洲邻国挫败了“华盛顿共识”解决方案以及某些g7成员提出的控制避税港和气候变化的提议，但并没有发起自己的单边倡议。 1.金融g20中的中国，1997-2008年
1997年至2002年源于亚洲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g20领导力开始起航。制度上而言，美国为应对这场危机发起了倡议，由此建立了新的临时性g22或g33，中国在其中获得了平等地位。新的常设性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创立，是为了应对危机，进行金融系统改革，而在其中中国也获得了平等地位。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和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为他们共同设计的新g20确定成员时，中国是在原有g7基础上增加的第一个国家。中国同意加入对于该机构的产生与运作至关重要。
2005年，中国主持第七次g20部长年会，强调了其发展的优先任务，并发起了很快就完成的第一阶段imf投票权改革，提高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地位。2004年至2005年，中国和时任加拿大的保罗・马丁联合领导一场运动，旨在将g20升级为领导人级别的组织，获得了除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以外所有成员的同意。
物质上，1997年及之后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像很多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邻国那样进行货币贬值，从而有助于稳定亚洲和全球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邻国一同反对imf严苛的解决方案以及忽略了亚洲方式的华盛顿共识。2006年在澳大利亚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上，中国甚至认可了控制气候变化的需要。
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国与他国携手担当领导者。其中包括与日本一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加拿大共同创建金融g20并发起运动以将其升级到领导人层次，2007年与欧洲和日本一同控制气候变化，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一同推动发展和imf投票权改革。然而，在此期间中国主要让g7成员来主导金融危机防范事宜，直到2008年十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2.中国的全球危机峰会外交，2008-2009年
2008年至2009年，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成功地应对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其中中国发挥了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改革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为自身和其他崛起的大国争取到更为平等的顶层角色。
制度上，中国给予了重要的早期支持，因而乔治・w・布什在应对危机之时没有如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所愿通过扩大的g7峰会来应对危机，而是依赖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办的成员齐聚的g20峰会。不久，2009年4月伦敦峰会召开，会上，中国获准加入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成为一个平等的成员，而金融稳定理事会则取代了g7主导下的金融稳定论坛。中国又随即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税收论坛、国际证监会组织的技术委员会。第三次峰会于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办，会上，中国获得了成员国的同意――g20将是其成员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常设平台。中国也获得了g20在imf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上的承诺，而同时有些勉强地接受了g20新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framework for strong，sustained and balanced growth)以及相互评估进程(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物质上，中国再次通过不降低人民币币值，保持了汇率稳定。从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开始，中国又在g20的大规模货币及财政政策刺激中发挥了领头作用。在伦敦峰会上，中国又提供了1.1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一揽子计划。通过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也保护了其依赖出口的经济，免受全球经济衰退之苦，以防这种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损害。
政策上，中国始终积极推进开放贸易，推动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华盛顿峰会上，关注的焦点是金融监管，中国可以贡献的不多，因为中国特殊的封闭的国内金融体系对危害绝缘，且中国也几乎没有专业知识可以提供给金融体系迫切需要改善的国家。但中国同意在2009年8月前实施首个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也鼓励美国首次实施这一规划。伦敦峰会上，中国通过其央行行长，在最后关头通过单边途径公开支持美国发起的增加imf特别提款权的提议。中国也确保法国发起的g20反避税港行动仍保留澳门和香港的地位，并否决了峰会公报中任何提及“失衡”的部分。在匹兹堡峰会上，中国接受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与进程，并同意在中期内淘汰化石燃料补贴。
中国大步向g20峰会领导地位迈进，基础在于十年间其财政部门和央行官员在金融g20中的参与和社会化，以及他们在金融g20中取得的成就。中国也受益于人们对g7各国通过g7本身及其较为排他的金融稳定论坛提供金融稳定性的能力缺乏信心，这使得中国加入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在此领域中国的专业能力薄弱。
中国的领导力也存在局限。庞中英提到，是美国作出决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将权力从g8转移到g20，因此也从欧洲转移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欧洲作出了有限的牺牲，来预先制止新兴国家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或创建自己的制度。庞中英尖锐地问道：“中国爆发了金融危机，g20能像帮助美国那样帮助中国吗?”。
二、第二阶段：中国的危机防范峰会外交，2010-2012年
从2010年至2012年的第二阶段，g20和中国转向危机防范。制度上，通过2010年6月在多伦多举办主题相近的会议，中国帮助把g20和原先的g8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多伦多峰会上，中国支持建立发展工作组(development workinggroup，dwg)，从而强化了中国存在已久的优先事项。中国帮助g20的主办权从发达的g7成员传递到新兴国家和亚洲国家，如韩国在2010年11月举办了第五次g20首尔峰会。在那次峰会上，中国成功地促成了一项关于imf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的协议，提高了自身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地位。期间，中国以仁慈霸权(beneficent hegemon)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放弃了应得的一些新份额，让给其金砖国家的伙伴，促使这四国同意该协议。 物质方面，2011年11月，第六次g20峰会在法国戛纳举办，会上，中国购买了无人问津的希腊政府债券，帮助了债务累累的希腊。2012年，第七次g20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办，期间中国为imf的新防火墙基金(firewall fund)注入的款项居各国前列，达到近5000亿美元，帮助平息了欧元危机。中国先作出这些努力，发达国家才提高了中国在imf的地位，而中国这么做也是因为美国拒绝给予资金。由此，2008年以来，中国成为发挥预防作用的最后贷款人(preventative lender of last resort)，也是应对危机的最后解囊者(reactive spenderoflast resort)。在金融方面仁慈的中国霸权取代了美国，在欧洲危机蔓延，威胁整个世界之前，拯救了险境中的欧洲。
政策上，中国在失衡、汇率、相互评估进程支持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框架方面成为美国施压的目标。但中国与他国携手，很大程度上抵制了这种压力，提前作出适时调整，预先阻止了美国的抨击，同时还缓和了美国通过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和相互评估进程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施加的压力以及在经常账户失衡、汇率上涨、绿色增长和控制气候变化方面施加的压力。中国使发展成为重点，促成首尔发展共识于2010年11月发布。2011年戛纳峰会上，法国如中国所希望的那样优先考虑国际货币体系和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
三、第三阶段：中国的全球领航峰会外交，2013-2015年
第三阶段，从2013年至2015年，g20超越了处理连续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状态，成为面向世界的作用更为广泛的领航委员会。这些进步反映了中国逐渐发展的优先事项以及在该集团内娴熟的外交技巧。
制度上，2013年9月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2014年11月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2015年11月的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上，中国支持g20部长、官员级别会议和工作组的发展。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与美国一同领导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推动联合国2015年12月在巴黎大会上创建新的有效气候变化控制机制。中国这么做，也是为了建立g20的高级别能源原则，并开启一次g20部长会议，为安塔利亚峰会作准备。在布里斯班会议上，中国战胜了其亚洲竞争对手日本，当选2016年峰会的主办国。
物质上，中国继续担当全球增长引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也管理好了人民币汇率，以支持其他表现欠佳的国家的增长。
政策上，中国继续强调其优先事项，即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组织改革、贸易和发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反对向政治、安全领域的任何扩展。但即便在中国的反对下，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和女性参与工作问题上，中国默认了大多数成员国所推动的共识，因此g20最终取得了重要的集体峰会成果。中国第一次采取这种做法，是在圣彼得堡峰会开幕晚宴上一场自发的讨论中，这场讨论后来帮助阻止了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在叙利亚被用作战争的惯常手段。中国也支持经济平等和包容性增长原则的纳入。在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使各国首脑得以应对埃博拉疫情，力促女性在工作场所中的参与度，并推动反腐。在安塔利亚峰会上，中国支持土耳其成功地将重点放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小企业、恐怖主义以及叙利亚难民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于2013年3月14日上任，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领导力增强。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升了g20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报告提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
四、中国表现的各维度
中国在峰会上的表现从六个重要维度上得到了系统的定量评估，这项评估证实了中国在g20治理中谨慎的、不断积聚的领导力。
首先，在民主政治管理维度上，不同于澳大利亚、巴西、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法国，中国的国家主席每次都出席峰会，向其公民展现自己在国外代表他们作出努力。主席总是前往峰会，会议结束后才离开。在前十次峰会的峰会集体公报中，中国得到四次称赞，与美国、意大利、南非并列第三。
其次，在公报记录的峰会磋商中，中国偶尔作为讨论的话题出现。在私下磋商中，中国国家主席发言总是在数量、顺序和介入时机的重要性上位于前列。中国专注于峰会的优先议题――金融安全网(financial safety net)和发展。
第三，在峰会根据原则与规范作出的方向设定中，中国偏好的g20根本任务是让全球化造福所有人，这一任务在头九次峰会的公报序言中提到了29次，远远超过了被提及17次的第二项任务――促进金融稳定。中国偏好的贫困原理、减贫和发展差距议题也有多次提及。
第四，在峰会决策中，通过面向未来、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明确承诺，中国越来越多地确保了有关其优先事项的决策，这些优先事项是发展问题、imf、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有关发展问题的决策在华盛顿峰会为4项，而在安塔利亚峰会中激增至24项，超过了为数21项的宏观经济政策，首次位居榜首。
第五，在履行承诺方面，接下来这次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履行了参与评估的149项承诺，履约率为68%，与俄罗斯并列排名第13。中国在原金砖四国中排名靠前，对布里斯班峰会承诺的履约率总体达到80%，在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履约率达到满分100%。
第六，g20之外的全球治理发展方面，g20峰会公报最经常提及的十个不以g20为中心的国际机构，中国都是其成员。
五、中国g20领导力的由来
中国谨慎、不断积聚的g20领导力可以用六个原因解释，这六个原因在g20治理的系统枢纽模型(systemic hub model)中进行了描述。 第一个原因是严重的冲击让中国意识到与全球化的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导致其脆弱性不断增加。金融冲击不断加剧，起初是1997年源于其亚洲邻国，接着是2008年始于美国，2010年发生在欧洲，再接下来是2015年发生在中国自身。中国日益开放，与世界联系不断紧密，因而也具有脆弱性。对这样的中国而言，这些冲击威胁着其经济、社会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稳定。不断加大的环境、能源、粮食和卫生冲击，西部省份的分裂主义威胁，以及日常社会冲突，使得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来维持他们所追求的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
第二个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防范或充分应对这些冲击的多边组织，如imf、世界银行等，部门间沟通不畅、行动缓慢、充斥着硬法(hard law)，这些多边组织遭遇失败。因此，中国在金融稳定、能源等领域寄希望于g20，并建设了g20，针对快速发展、错综复杂的21世纪冲击，建立领导人级别的全面、集体应对机制。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加强，使得中国能够越来越多地在物质上为g20作出贡献，并领导g20，尤其是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最大的净债权国后，而即便在2015年和2016年其经济增长率略有下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国的崛起使之日渐与美国平起平坐。但这个g2并不能占据全球经济实力的大部分，中美两国不得不依赖于更为广泛的g20来获得其需要的主导性能力，通过g20这个整体引领有效的全球治理。
第四个原因是1999年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逐渐开放。中国逐渐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接近g7国家。在主席的领导下，社会自由扩大。截至2016年，除反腐外，中国不断增长的g20领导力在政治与安全议题上最不显著。中国的政治体系总体上仍然封闭，促使中国在行使g20领导力时小心谨慎。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领导人高度掌控国内政治，尤其在主席上任之后。中国只有过两名领导人出席峰会，因而连续性很强。两位领导人都越来越关注中国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加之2013年以来在具有丰富的国际事务和峰会经验的主席领导下，推动中国成为更有魄力的g20领导者。
第六个原因是中国将g20当作重要的合作平台，把g20放在其以中国为中心的诸边峰会制度(plurilateral summit institutions)网络的中心地位。自2010年11月起，金砖国家峰会随常规的g20峰会召开。主席利用其主持的apec峰会来准备他和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的联合倡议。
六、中国的2016杭州峰会
中国正在筹备2016年9月于杭州举办的第十一次g20峰会，世界对中国领导力的期待也随之增强。五年间峰会已举办了十次，而这次峰会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强国首次担任主办国。这是g20峰会第二次由金砖国家举办。选择中国而非其邻国日本的决定说明，中国现在是快速崛起的亚洲区域内担当领袖的国家。主办峰会也为全局地展现他对全球治理中中国发挥领导力的构想提供了舞台。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成为了一名“跛脚鸭(1ame-duck)”总统，主席不得不找到一个取代奥巴马的联合领导人，或是独自领导g20峰会。
就中国的g20峰会将带来什么展开的激烈讨论有八种观点。观点一认为中国的脆弱性增强，增长能力减弱，政治体系封闭，其在内部受限的谨慎领导将无法引领多元而庞大的g20，因而峰会中美国的领导地位将再次崛起。观点二认为，中国首次成为东道国，缺乏经验，加之2016年5月其区域竞争对手日本主办了g7，这些将降低人们的期望。观点三认为g20将促使日渐开放但更为脆弱的中国进行改革，让中国在经济、社会，最终也在政治上更为开放。有人认为，杭州峰会需要让中国明白，“其在南中国海对土地和资源的追求将给其主要贸易伙伴带来沉重代价”。观点四预见的是g20在具体问题上将得到加强，因为中国尽心尽责并小心谨慎，专注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基础设施、中小企业、互联互通、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特别提款权改革与贸易这些之前g20遗留下的倡议。观点五预测g20的制度化将得到加强，这很可能出于中国利用金砖国家迫使g20回归正轨。观点六认为中国会改革g20和全球秩序，这种改革的途径是执行imf2010年改革方案，落实计划中的下一阶段份额重新分配，促进其他机构在制度上再平衡，强调发展，以及执行2015年9月发布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观点七预测，新的中美两强垄断的“g2”将取代日薄西山的美国主导的以g7为中心的秩序。观点八认为，这种旧秩序将被中国单方领导下的秩序取代，新秩序由金砖国家支持，以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开端。
其实，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比以往都要有魄力。中国在g20已有议程的基础上，增加倡议来应对外界面临的险境，而现在中国自己也面临险境。2015年夏，希腊、乌克兰和中国自身的股市造成金融震荡蔓延，这些险境的应对也越来越迫在眉睫。使之雪上加霜的是，俄罗斯在制裁下难以喘息，中国在金融上十分脆弱，挣扎着确保足量的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金融稳定、国际贸易、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国际贸易、国际税收正义(international tax justice)、可持续发展融资、粮食、能源、气候和卫生安全，并努力进行反腐、反恐和抗击社会动乱。这些险境的背后是国际组织多半未经改革;除中国和印度之外大多数g20成员国增长缓慢或减缓;g20中民主国家居众，这些民主国家与俄罗斯存在分歧;中国的领导层强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目前运行的新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组成一个不断延伸的网络，而中国位于该网络的枢纽位置。
杭州峰会有望见证中国的g20领导力的一大转型。目前为止，中国强劲且快速、稳定崛起的相对实力，引领中国谨慎地为g20和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因此也改变着g20和全球治理，从而进一步帮助处在困境中的世界。2016年，焦点转向中国严重且在加剧的相对脆弱性需要更有魄力的g20联合领导，以造福中国和整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 2015年12月1日，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当天，中国详细地展示了杭州峰会的方法、优先事项和议程。文件的前言由主席签署，开头就是醒目的号召，要让g20在“引领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抓住“科技进步和新工业革命”的机遇。g20应打造“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致力于“全面落实安塔利亚峰会及历届峰会成果，增强二十国集团决策力、执行力、影响力”。
首先，创新是最新颖、最有变化潜力的优先事项，由包括“创新驱动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带来的“新增长源”构成。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这一点，包含了结构性改革、国际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和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内生来源(endogenous sources)等熟悉的要素。联动始于中国在增长与发展、开放与合作的需求之间建立的联系，并且加入了“全方位互联互通”。包容性增长包括发展、缩小差距的必要性、分享利益、减少不平等和不平衡。
2016年5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概述了峰会的十大预期成果。第一，聚焦中期，通过“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实现的“创兴增长蓝图”;第二，通过优先处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发展，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并邀请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出席峰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三，通过制定指导原则和“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在九个已达成一致的优先领域开展结构性改革;第四，通过便利化战略、融资、政策协调来促进贸易;第五，通过在指导原则上达成一致，制定首个多边全球投资规则框架，促进投资;第六项预期成果是通过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和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络，改革国际金融架构;第七，通过创建国际追逃追赃原则、研究中心和行动计划，开展反腐;第八，通过能力建设、投资、基础设施的合作倡议，推动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九，通过有关创业实践及经验交流的行动计划、政策提议、执行措施来推动创业;第十，通过呼吁2015年《巴黎协定》尽早生效，号召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预期成果表明，在政策、制度和物质形式上，中国都将发挥新层次的g20领导力。政策上，引人瞩目的内容有创新增长、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结构性改革、投资、反腐和创业;制度上，进步体现在反腐研究中心、创新增长专门工作组、g20贸易部长会议、贸易投资工作组;物质上，贸易融资有望增加。峰会筹备的最后三个月内，在气候变化和贸易上，在受到忽视的能源、医疗、粮食、农业、性别、移民、恐怖主义方面，在金融、贸易和其他可能爆发的新浮现的威胁上，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杭州峰会上中国的g20领导力将在可能的范围内达到最强，获得最大成功。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我看g20政治论文
g20与全球发展治理
摘要：自建立以来，g20 对全球发展议程的参与越来越深入，制度化水平越来越高。在 g20部长级会议中，尽管宏观经济稳定与金融监管是主要议题，但其对发展议题的关注度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开始与其他议题发生关联。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和新兴经济体主办g20 会议的背景下，发展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g20 峰会倡导形成并广泛传播了一系列有关发展的国际规范，承诺落实有了明显改善。其中，首尔峰会是 g20发展议程的里程碑，其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是目前主要的机制框架，g20 将发展的理念广泛融入到经济、金融、贸易、气候等 g20治理的各个方面。
关键词：二十国集团 发展议程 首尔共识 跨年度行动计划
g20曾经是经济金融论坛，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发展议程中来。发展议题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制度化，并已进入g20“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尽管目前发展议题的影响有限，但未来有可能影响越来越大。本文回顾了自1999年以来g20对全球发展治理的参与、制度化以及影响，认为g20的参与越来越深入，制度化水平越来越高。这一点在2010年11月的首尔峰会上最为明显。这种趋势将会继续，发展议程在g20未来发展中有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以及后千年发展方面。
一、g20 部长级会议与国际发展议程
作为对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回应，g20 最初是具有系统重要性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年度会议机制。以八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g20里平等对话。八国集团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等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也是其固定成员，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机构的平等参与从一开始就保证了g20对发展议题的关注。
g20 前三次会议都由加拿大的保罗·马丁(paul martin)主持，分别在柏林、蒙特利尔和渥太华召开。然后开始由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轮流担任主席国，2002 年是印度，2003年是墨西哥，2004年是德国，2005年是中国，2006年是澳大利亚，2007年是南非，2008年是巴西。这种主席国轮流担任的平等性也确保了新兴国家关心的发展议题一直受到关注。
从一开始，g20就以一种不断拓展的、连续的方式讨论发展议题。在柏林会议上，它就确立了发展使命，即“促进惠及所有人的可持续的世界经济增长”。在蒙特利尔，g20直接宣布要实现减少贫困、帮助重债穷国、改善发展援助的有效性等目标。在 2001 年渥太华会议上，g20 表示要支持新近开启的 wto多哈发展议程，再次重申要减少贫困、照顾穷国的需求，以及促进南北平等[1]。
在第一个 10 年中，g20 逐步参与到发展议程中来。尽管宏观经济稳定与金融监管仍然是 g20的主要议题，发展议题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并开始与其他议题发生关联。当经济保持强劲增长时，当国际体系没有遭遇重大冲击时，尤其是当新兴经济体主办 g20会议时，发展议题的关注度就更高了。
在 1999 年的柏林会议上，g20 支持贸易自由化以推动普惠的全球化。在 2000年的蒙特利尔会议上，各国讨论了全球化的好处以及可持续、大范围地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措施，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经济整合被认为是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尤其是对一些重债穷国而言。公报中第一次提到了发展援助，呼吁双边援助中也要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在2001 年的渥太华会议上，尽管“9·11”恐怖袭击事件占据了大部分会议议程，g20仍表达了对新开启的多哈发展议程的关注，呼吁降低增长放缓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并重申经济整合对减少贫困的推动作用。
2002 年，当印度作为第一个新兴国家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时，公报中大约75%的篇幅均涉及到发展议题。减少贫困与启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都与强有力的制度、有利的投资环境、透明度、基础设施以及人力资源等相关。公报中还有一部分专门谈“全球化、贸易与发展”，第一次讨论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问题。
2003 年在墨西哥召开的 g20引入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衡发展”的原则，重申了国际贸易对发展的重要性，将贸易与“千年发展目标”挂钩，督促要对穷国进行债务减免。2004 年在柏林召开的g20再次重申支持“千年发展目标”，欢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融资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支持多哈回合谈判。公报的有一部分专门谈“赋权人民与减少贫困”，讨论了教育、金融包容性与社会安全网等议题。
2005 年在中国召开的 g20 对发展议题的讨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发布了第一份关于发展议题的声明。会议的主题是平衡发展，一些 g20成员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在保持着发展的态势，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正陷入更加贫困的状态。为此，多哈发展议程、贸易自由化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再次得以强调。这次会议还强调支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波动的举措，将改革议程与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g20将推动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与减贫挂钩，明确了世界银行推动国际发展的使命。它还第一次将焦点集中在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上，包括份额调整和治理改革。在 g20发布的《关于全球发展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强调，“g20作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政策对话的主要论坛，应在解决重要的发展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声明》还讨论了成员国主导和尊重各国具体发展模式的原则，动员国际发展资源，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达到其gdp 的0.7%，以及探索新的发展融资机制，筹集额外的资源为全球发展事业服务。
2006 年在澳大利亚召开的 g20仍保持了对发展议题的关注，重申要实现惠及多数人的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但坦率地讲，其讨论发展议题的动力已经不如2005 年了。此次 g20会议也探讨了援助有效性和债务减免问题，成员国表示支持《援助有效性巴黎宣言》在统筹捐赠援助与受援国自身发展战略、协调捐赠援助以及评估发展援助效果方面的政策共识。
2007 年在南非召开的 g20会议以“平衡与可持续增长”为主题，并将多哈回合谈判、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列入会议议程，并将经济议题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
2008 年在巴西，g20将减贫、社会包容与全球增长列为会议议程，强调要降低全球金融危机对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产生的不利影响，重新恢复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与投资，要发挥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成员国还提出，要降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保持发展援助水平，通过多边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尽快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在 g20 前 10 年的发展历程中，关于发展议题的承诺在逐步上升。例如，1999 年未作出任何承诺;2000 年则作出 4项承诺;2001、2002、2003 年各 1 项;2004 年 0 项;2005 年又增至 8 项，主要是跟贸易相关;2006 年 2 项;2007 年 1项;2008 年 1 项。中国在 g20 中显然是发展议题的引领者，尤其是在通过贸易自由化促进发展，以及发展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方面。
毋庸讳言，g20 部长级会议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作用仍是有限的。g20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些关于发展的理念和倡议，这些理念和倡议在最有影响力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当中扩散，尤其是在它们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而不是发展规划部长中传播，将显得更加富有意义了。
二、g20 峰会与国际发展议程
从 2008 年到 2010 年，g20在峰会层次上对发展议题的关注在逐步上升，倡导形成并广泛传播了一系列有关发展的国际规范。关于发展的国际承诺也在逐步增加，落实状况也较好。g20在发展领域与其他国际组织的互动较少，但在第五次峰会—首尔峰会之后，互动骤然增多[2]。
第一次 g20 峰会于 2008 年 11月在华盛顿由美国倡议召开，乔治·布什总统担任会议主席。这次峰会对发展议题的讨论较少，主要议题是金融问题，在峰会后发表的公报中，对发展议题的提及也是所有 g20峰会中最少的。然而，华盛顿峰会强调了善治、问责、透明度、以及其他一些在“蒙特雷共识”中所重点提及的社会平等等关于发展的原则。《华盛顿峰会公报》指出，“我们认识到，市场开放、自由贸易与投资、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才能带来活力、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而这些才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减少贫困的法宝”。与中国在2005 年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时所强调的“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投资和企业家精神是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有很大相似。
g20 第二次峰会于 2009 年 4月在伦敦召开，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将发展议题列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尽管会议主要讨论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刺激措施，但也开始讨论了与发展相关的一些议题，如信贷恢复、气候适应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
新兴经济体在联合国等国际发展机构的支持下，利用 g20的平台来推行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帮助最贫穷的人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封致戈登·布朗的信中指出，g20应在发展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建议出台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伦敦峰会最终出台了一个总额 1.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笔巨额资金的一部分将提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银行等，而发展中国家是其中的主要受益者。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更多资源，仅世界银行就获得了1000 亿美元。占据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因而，g20通过改革传统的全球治理架构来推进国际发展事业，从原来只是强调增加发展援助和减少贫困，转变为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制度中的权力，使得全球经济金融资源朝着有利于低收入国家的方向流动。
伦敦峰会在其他的发展议程上贡献较少。英国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发展议程的一部分提出，这主要是由于来自英联邦的一个非洲成员国强调应对气候变化是它最核心的关注。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反对这个安排，认为g20并非是讨论全球气候治理的合适场所，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提议并未获得多少关注。与此类似，在峰会开幕前一天，戈登·布朗与澳大利亚陆克文共同倡导增加全球经济的伦理因素，关注穷人的需求，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但这个倡议在峰会的最后公报里仅提到了一句，关于援助承诺的篇幅也很少。
与华盛顿峰会相比，伦敦峰会对发展议题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政策承诺有了很大进展，但在千年发展目标、官方发展援助、气候适应性等项承诺的落实方面，情况不甚理想。大部分g7 国家兑现了在千年发展目标和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承诺，可在增加社会保障资源方面做得很少。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伦敦峰会在国际发展议程上取得明显进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担心金融危机会摧毁过去 20年中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就，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共识，那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一方的失败必将导致另一方受到牵连;二是戈登·布朗本人对全球减贫事业的高度热忱，他将发展议题“嵌入”到g20的各项议程中去。布朗坚持了华盛顿峰会的议程设置——金融监管、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发展等，但对这些议程进行了重新排序，他将金融和社会包容性列为核心议程，从而以新的方式推进了国际发展议程。
在匹兹堡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担任主席。g20 推进国际发展议程的动力有些衰退，但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为多边开发银行动员资源方面有所推进。发展中国家通过g20 平台以一种公平、包容的方式来推进发展议题的讨论，取得了较小成绩。尽管匹兹堡峰会并没有放弃伦敦峰会所推进的国际发展议程，但实际上它也没有取得显著的进步。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占据了议程的核心。有关 imf份额调整的共识在缓慢形成，一开始的方案遭到巴西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拒绝，认为调整力度不够。改革意愿强劲的新兴国家遭遇了守成的欧洲国家，美国在其中扮演了斡旋的角色，鼓励欧洲国家接受更有雄心的改革方案。最终，《领导人公报》接受了g20 财长副手会议的建议，承诺将 imf 至少 5%的份额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将世界银行3%的投票权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并承诺将“补充”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源以及推动世界银行的进一步改革。
其他领域的发展议题进展较少。会议通过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模糊地表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并减少贫困。会议还发起成立了g20“中小企业金融工作组”和 g20“金融包容性工作组”，对发展议题有所贡献，但会议没有提出关于这两个工作组具体如何运作的措施。g20还提出要增加援助的透明度，重申伦敦峰会关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
在 g20匹兹堡峰会的公报中，关于发展议题的表述绝对数量在增加，但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关于发展的承诺在迅速增加，主要是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方面。然而，这方面承诺的落实状况并不理想。一开始落实承诺较好，主要是由于加拿大在峰会前就宣布将向非洲开发银行注资26亿美元。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补充多边开发银行资源的承诺落实也较好，但在落实官方发展援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援助有效性、援助透明度等方面较差。因此，总的来看，匹兹堡峰会在落实g20关于发展议题的承诺上留下一个不好的记录。
2010 年 6 月召开的 g20多伦多峰会在发展议题上取得的成绩不算显著，但开创了美好的前景。从一开始，加拿大斯蒂芬·哈珀就将重心放在了应对希腊引发的欧元区危机上，强调 g20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保持关注，要落实以前峰会所作出的承诺，而不要过度地扩大议程。这样，发展议题就被保留在峰会的议程设置中。
而且，加拿大想使得当年的 g8 峰会和 g20 峰会相互补充，提出 g20 将在 11月份首尔峰会上对发展议题重点关注。多伦多峰会作出了一项发展议题的承诺，那就是建立一个发展问题工作组，创设 g20发展议程。这个倡议在随后韩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体现出来，首尔峰会将重点关注发展议题。正是由于韩国在这方面的强烈意愿，导致 g20第一个发展工作组建立，而且这个工作组主要由协调人会议领导，而非由财长央行行长会议领导。这就使得g20 全球发展治理超越了传统的财长央行行长轨道。多伦多峰会强调成员国要落实以前峰会作出的政策承诺，这一点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且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关于发展筹资的承诺落实状况也较好，尤其是g7
成员国。
总的来看，g20 多伦多峰会对发展议题的讨论呈现上升趋势，所作出的政策承诺与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持平。它创造性地提出，考虑到海地在 2010 年 1月所遭受的空前灾难，全部取消海地的债务。
三、g20发展议程的里程碑：“首尔发展共识”与“跨年度行动计划”
首尔峰会比任何其他一次峰会在发展议题上的投入都大，主要是通过了“首尔发展共识”。尽管这个共识在一些关键领域仍缺乏细节，但它代表了 g20在全球发展问题上的治理思路和方向。随着 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发展问题显得更加重要。韩国本身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在短时期内经历了快速成功的发展变化，这也使得它在这方面有着宝贵的发展经验来分享。
韩国在 g20发展议程上提出了“两大轨道”的新思路，一个轨道是传统的全球发展问题治理思路，另一个轨道是新型的全球发展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首尔发展共识”以及为此制定“跨年度行动计划”中。“首尔共识”有6 点内容：聚焦经济增长、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全球或区域性问题、私人企业投资、补充性、结果导向;“跨年度行动计划”包含 9个支柱：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贸易、私人投资和创造就业、粮食安全、强劲增长、普惠金融、国内资源动员、发展经验共享，后面四项是在 g20会议上首次出[3]。
将粮食安全作为 g20 发展议程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过去几年来 g8峰会的一个重要经验。这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需求，尤其是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农业方面的投入和研发越来越少。这个共识还否认了近年来一些国家所倡导的有着很大争议的市场化发展战略，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包容性增长和人力资源开发。“首尔共识”还强调，在某些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也是可以接受的。这实际上促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形成，那就是各国自己主导，各国的政策更加灵活。首尔峰会通过发布“跨年度行动计划”强烈支持了各国平等、各国根据国情选择自身特色发展道路的理念和原则。
有人批评说，“首尔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因为代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华盛顿共识”早已被很多国家所抛弃。还有人认为，“首尔发展共识”过于关注物质资本而忽视了社会资本，换句话说，并没有开创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而且，尽管奥巴马总统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做出了努力，g20首尔峰会并没有动员到更多的发展资源来帮助实现“首尔发展共识”。另外，“首尔共识”也没有对很多非政府要求的问责机制做出回应，也就是对落实承诺的状况没有后续的跟踪监督机制。在共识本身达成的过程中，低收入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明显不足，“首尔共识”也没有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的理念融入到新的发展模式上。尽管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口头发言时，强调了绿色增长的概念，但在峰会后发表的公报中，绿色增长仍然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来，并没有与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问题联系起来。
迄今为止，在 g20历史上，首尔峰会在发展议题上是最有创新、最富有成果的。关于发展议程的讨论是其他峰会的两倍。首尔峰会很少讨论民主原则，更多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关于发展议程的决策是其他峰会的三倍，主要是“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及重申以前峰会的承诺等。在承诺落实方面，关于发展援助的落实率达到80%，比其他任何场合的发展援助落实率都高。首尔峰会将与国际发展相关的国际组织组织起来，让这些国际组织的政策保持一致，这实际上是 g20机制的一大优势，因此，在全球发展议程上，首尔峰会是最重要的一次的 g20 峰会。随着新兴经济体的逐步壮大，发展议题很可能在 g20议程中占据更重要位置。
首尔峰会在发展议题上的成绩主要归功于主席国韩国的领导。李明博总统从一开始就决定首尔峰会的主要亮点之一是发展议题。这将有力地促进 g20以及更广大国际社会对发展议题的关注。韩国在这个议题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主要得益于从受援国向援助国转变的历史，因此韩国想将自己的成功经验转化成其在g20中的软实力。
在 g20首尔峰会中，各成员国在发展议题上采取行动的愿望比以往更强烈。虽然国际金融危机逐渐过去，但恢复强劲增长的动力仍然不足。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发展议题。粮食安全与大宗商品价格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正经历饥饿和营养不良，这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饥饿减半的目标越来越远。
在“后首尔时代”，发展议题将继续在 g20 议程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明显呈下降趋势。2011 年 11 月 3—4 日，在法国戛纳召开的 g20第六次峰会上，东道主法国对发展问题继续保持了重视。法国准备在首尔发展共识的基础上，推进粮食安全和金融交易税的倡议。其中，饱受争议的金融交易税主要用来为发展和环境保护筹资。法国第一次在多伦多峰会宣布了这个带有新意的筹资计划时，获得了多数非政府组织的欢迎，但却遭到了美国、加拿大等g20一些重要成员国的反对。在戛纳，法国的金融交易税倡议受到了德国、南非、阿根廷、巴西的支持，遭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反对。最终，这个倡议流产了。
法国的发展议程主要强调了基础设施和粮食安全。在基础设施方面，首尔峰会上成立了基础设施投资高级别工作组，法国企图借助高级工作组的资源，来重点识别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汇集来自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发展资金。另外，法国准备让多边开发银行也加入到该进程中来，但遗憾的是，戛纳峰会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很有限。
在粮食安全方面，法国主要集中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增加负责任的农业投资，以应对粮食短缺和价格过度波动。2011 年 6 月，首届 g20 农业部长会议的召开，为g20 领导人峰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粮食安全行动计划。另外，在贸易方面，戛纳峰会委婉地承认了已被拖延 10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在年内无法完成，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确保 g20 成员国对世界上穷国开放市场的短期目标上了。
戛纳峰会在“首尔发展共识”落实方面的成绩仍然很有限，但在基础设施和粮食安全这两根支柱上取得一些进展。戛纳峰会的主要影响还是在 g20本身的机制化建设上，召开了首届 g20 农业部长会议和发展部长会议。戛纳峰会进一步确认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g20 机制中的平等地位，在未来轮流担任 g20的主席国。戛纳峰会延续了多伦多峰会的传统，邀请 2名来自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加峰会。总的来看，这些制度建设上的进展对g20发展议程来说可谓不小的进步，毕竟在欧债危机仍然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在一个老牌的g7 国家召开的峰会上，对有关发展问题的长远制度建设进行讨论实属不易。
2012 年墨西哥主办的洛斯卡沃斯峰会是第二次由一个新兴国家担任主席国的峰会。墨西哥将绿色增长作为一个核心议题，与随后召开的里约 g20峰会遥相呼应，对全球发展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洛斯卡沃斯峰会同样将众多的国际发展组织带到 g20峰会上，支持联合国的发展计划，如防控传染性疾病、解决全球移民问题等，另外，墨西哥还主持制定了g20 的问责机制，以评估 g20“首尔发展共识”的落实状况，g20首届外长会议的召开也为g20全球发展议程注入了更多的政治动力。但总的来看，洛斯卡沃斯峰会在落实“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方面仍然不甚理想，尤其是考虑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接近尾声和后千年发展目标制定已经如火如荼开展的背景。
结 语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在部长级会议还是在领导人峰会层次上，g20在全球发展治理中投入和创新都在不断增加。它既处理了传统的发展问题——发展援助，也开拓了发展问题的新领域——贸易、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等新的概念，甚至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监管也纳入到发展议程中来。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在g20治理的六个维度上都有所体现：讨论(deliberation)、引领(direction-setting)、决策(decision-making)、遵约(delivery)、发展全球治理(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在 g20治理的第六个维度——发展全球治理上，除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为多边开发银行增资外，其他的影响现在虽然不明显，但很快会产生显著的效应。当发展中国家遭受金融危机和持续的低增长时，世界需要g20 把发展问题作为它的核心议程之一，需要 g20 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开创发展的新模式。g20不仅带来了金融交易税等新的思路，还将把发展的理念广泛融入到经济、金融、社会、政治等 g20治理的各个方面。
(朱杰进 译)
注释：
[1]the g20 study group， “the group of twenty： a history”，
[2]thomas fues and peter wolff， “how can the summit architecture promote pro-poor growth and sustainability”，
[3]lee dong-hwi， “g20 seoul summit： assessm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作者简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g20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 g20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看了“我看g20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关于g20的政治论文
2.关于g20峰会政治论文
3.g20峰会时事与政治论文
4.g20峰会相关论文
5.g20峰会时事与政治论文(2)
上一篇：美国政府政治论文范文
下一篇：关于诚信的政治论文
